當我們一再強調民主是這個世界的普遍價值時,我們發現民主已經與民主決裂,中國分治黨成立以前的民主是工商業社會的民主,中國分治黨成立以後的時代則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民主;民主若不能解決貧困問題,不能解決失業問題,民主只不過是扮家家酒的民主,看看希臘不斷的倒閣,不斷的改組,他與當年的日本民主所嚐到的惡果有什麼不同?民主制不是萬靈丹,而且各國的民選制也都不同,因此發展一個新的民主制度才是普世價值.

我們要建立新的主義,新的制度,在於重設一個功能使之足以解決世界各國所發生的經濟難題,而解決此一難題的唯一方案就是分域經濟學說.

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認為財政政策是有效的,凱因斯的政府投資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問題是,萬能的政府不能對抗全能的資本主義,衰敗中的政府不能強迫資金留在本國中,於是"熱錢病"造成某些新興市場發展太快,某些衰敗國家又患了貧血症.這就像氣候變化,使得陽光天數增加了,暴雨天數也增加了,平常同樣的雨量只要一半或更少的天數就解決了。過多的流水成為洪災,不下雨的時候要造成旱災。因此調節與疏洪就成為現代水利工程的難題,同樣地,我們既不能干預熱錢的快來快去,如何導引熱錢,這就是現代經濟社會的難題。

最近台灣提到的"量能課稅",為什麼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感?為什麼馬英九的支持率降到15%以下?因為量能課稅不是個好主張,若量能課稅的主張好,那外資投資台灣的獲利為什麼不課稅?那遺產稅是不是要調整?房屋持有稅是不是要調整?台灣人討厭馬英九,不只是因為量能課稅的說法本身就很不公平,而他又把政府的職權再進一步地擴大,這個擴大又牽涉到複雜的現代國家的租稅原理.簡單地說,這個國家若因為經濟成長而具有高報酬率,這個高報酬率通常是本地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外資卻會想分享這個成果,你卻不課他的稅;當這個國家陷入困境時,通常這個國家的稅源不足,而我們卻只想對自己國民加稅,他忘了在自由主義的精神下,會觸動本地的有錢人進行資本外逃。近來西方學者發現了先進國家有這種現象,就是當地國家儲蓄率對國際資本直接投資的影響是負向效果的,為什麼報酬率越低可是國際資金還要進來呢?他們稱為F-H矛盾,原因就是這個國家的發展到了瓶頸,因為到了瓶頸,這個國家為了經濟成長才會開放本國投資市場,而不再保護本國產業,那些外資誤以為開放了可以得到很多好處,所以開放初期的投入量都很大,但這個國家的報酬率卻是逐年降低的,換句話說,外資是被騙進來的。

租稅的目的不能說，是為了公平，政府要追求公平就必需讓異質性實質工資率達到一致,要素在國際之間移動會不會達到價格均衡?薩睦遜定理?有些人說會,有些人說不會,但政府要以此為目標來達成,就必需進行區域發展的調整,其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資本導引到落後地區,先讓落後地區產生高報酬率,則都市裡的外鄉邊緣人就會回到發展落後的故鄉,如此要素價格才會達到均衡,但是薩睦遜均衡只是個理論,他忘了人們對權力有趨中性,邊陲的人期望分享權力的最好方式,就是設法與權力核心碰上頭,甚至成為核心,那優秀的,品質高的勞動要素不會離開都市,因此邊陲的發展仍然會有上限,都市要素功資與邊陲工資的差距被稱之為人資缺口,這個缺口與權力越集中,越具關聯性。

對資本市場課稅是落伍的想法,我們分治黨站在第三階級利益的立場,保護的是第三階級大眾的利益,但非常不贊成針對股市之中的自滿階級加稅,我說過了,中國的稅制與台灣的稅制,依據分治主義的精神需要大幅度的變更,不單只是建立一個有所得就要課稅的制度而已。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第三階級大眾的特色是什麼?基本上,他們是不願承擔風險的工作者,是退步的,消極的,向來是學校裡的後段生,他們缺乏領導力,甚至面對不願承擔過高的壓力與挫折。我們的證券市場恰好不是提供給這些人的,恰好是提供願意承擔高風險,卻可以得到高報酬的另一群人的,他們有可能是有錢有閒的自滿階級,有可能只是自滿階級的幫兇。我們要利用導管將他們賺到的錢,汲取灌溉給窮人,而不是強制攤派稅負給這些人。這就像郭台銘說的:「高科技界的獲利已經是毛三到四了,股市的獲利只是他們努力表現的回饋,你卻還要攤派他們稅負,這不是一種鼓勵措施。」事實上,第三階級大眾長期以來樂天知命,他們既不奢望多得到社會福利一塊錢,也不希望國家攤派更多的稅負在他們身上」。固然政府為了公平正義的理由向自滿階級加稅令第三階級同志心存感激,但若是自滿階級將這些額外的攤派轉嫁給勞工、企業、或是購買者身上,這不也是對第三階級的加稅行為?因此第三階級同志不支持證所稅,或任何形式對富人的加稅,基本上就是不希望自滿階級的轉嫁,而目前台股從8100點跌到6890點,就是證所稅引發了自滿階級的背棄,這顯示馬政府的落伍與背離後現代經濟學原理。

由於西方國家不願意以高調手段強徵稅收,因為加稅的結果就是讓外資與內資都想逃離,造成撤資後大量失業的後果,這反而更加傷害公平原則。所以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改用舉債的方式來增加國家收入,由於舉債是把國內問題國際化,當外國人持有的債權越多時,本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就越穩固.也就是導引外資的前期手段,一個外債相對較多的國家,施政受國際影響的壓力越大,當然外資投資的興趣就越濃厚.外國政府也願意輔導該國廠商直接投資,以緩衝債務國不穩定的發展局勢,甚至鼓勵債務國關係廠商,向執政黨提出有利於債權國的開放法案;要達到這種條件,首當其衝的就是歐盟了,因為歐盟的成立是具有使命感的,也包容了他們源自於羅馬帝國以來分裂後,對統一的渴望.想想自拿破崙以來的戰爭,哪一場不都是為了統一而發動?最後功敗垂成?

    公有化的失敗就說明了公有制度的不恰當嗎?所以自由放任是恰當的嗎?這個觀點本來就有自為因果的危險。要兼有國營事業的優點與私有企業的特色,我覺得發展省營專業是可行的。一個小省區所組成的省營事業，如電廠、石油公司、食品加工與營造廠、公車、水利事業，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出資成立，再由地方人民購買債權成為公司治理的主要角色。現行各地方政府的運作,往往單調而毫無意義，在台灣，地方政府沒有財政獨立，地方稅收稀少但預算分配不多，所有的建設計畫往往停擺；中國許多較大的省市有自籌款的能力，卻不被當地政黨監督，是對地方自治打了一拳，不是地方自治出了問題而是制度不健全。歐債危機的另一方面就是沒有「省營事業」，我所謂的省營事業不是一省獨賣獨買，而是建立在自由開放的經濟市場下的競爭，個別公司都可來競爭，但這些個別公司有很多都是省營事業。

    比方說，台北市可以有市營醫院，在更開放的條件下，也可以由北京出資的醫院、也可以有海南出資的醫院，在相互競爭的條件下，既可保有公有的優點也能兼具私營自由競爭的味道。而這種開放，除了讓競爭更國家化外，也會因為競爭而深具地方化。

    歐債危機的最大毛病就是市場開放但人民的腦子裏仍操持著地盤主義，所以外國產品可以在本國自由銷售，但外國企業卻難以在本國生存，這又是一種開放的矛盾。中國何嘗不是如此?將來你會看到，商品流通無障礙，但企業的跨省投資就會產生困境。中國分治主義革命就是要體現這個現實，當中國改成六十六個省，有六十六個省營銀行、省營石油公司、省營媒體，若他們開始在全中國爭取產品自由化，哪將是一場有利於老百姓的爭奪，但他們能不能轉身再結合各地的小資本成為投資外地的事業體呢?沒有分治主義的架構，那就很難了。

    今天歐洲各國所產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省營事業(在歐洲可說是缺乏”國”營事業)，因此有才幹的希臘人，絕對是越境跑到先進國家去工作，賺更多的錢(你想想:若都是自由競爭，在希臘做到半死，領到的錢不比在德國工作如意且錢多，既然自由競爭下都追求短視趨利，當然窮省人才會流向富省，而冨省的先進技術又不能導引進入窮省以改良窮省的技術效率，這窮省恆窮、冨省就恆富了。更可笑的是，那些"國"營事業缺乏監督，窮省企業尚不具備組構成大企業與富省企業競爭，窮省缺錢只好向富省借錢，因此我常說:分省自治不是「一中歐盟」，就是這個原因、就是這個道理。

   今天我看到這則新聞:

七月九日和十日，溫家寶召開了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一些市場派的經濟學家，例如：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中銀國際控股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人被請到了中南海。尤其是許小年，近年來尖銳批評政府的宏觀政策，尤其反對之前為應對金融海嘯，而祭出的四兆元人民幣刺激經濟措施。

大陸經濟學家胡釋之認為，許小年到中南海喝茶，說明決策階層的思潮正在轉變，重回「相信自由市場、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

   何謂自由市場?何謂經濟規律?我不能認同這樣的學者說出這樣的話語。目前的中國只能加速下放地方權力，進行分省自治。每一個小省區都會知道自己經營什麼事業最有利於全省人民，而人民向省營事業購買債券，順理成章成為該事業的監督者，又議員們亦可就各事業進行監督，當省營事業發展良好後亦可越境與其他省營與外資競爭，各省政府既有派任優秀人才管理的義務，中央亦可著眼於防貪防腐，讓資金更有效率地導引進入需要錢的地方，這樣才能避免資金永遠流向報酬率高但資金成本相對也高的場所，經濟危機才不會常常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