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專制極權借屍還魂！」，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認為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將不僅是經濟面上的全面蕭條，而是經濟蕭條將會誘使執政者有機會藉此機會獲取專政的政治災禍，提起二次世界大戰時1930年代的經濟蕭條所導致的集權主義，作為今日情況的借鑑。透過一個微妙的浮木比喻，在危機加深的時刻會將強化專制的可能性。

冰島、阿根廷相繼破產，金融危機牽連層級上升至國家，經濟的問題並非能僅從經濟面加以解決，各國祭出救市的方案，但這些作法在部分人眼中意味著國家干預自由經濟市場的情況將會出現。

"弗利曼（M. Friedman）：「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

這並非意味著政府干預經濟始自去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有著更長遠的歷史趨向，冷戰的結束並非僅代表共產主義的政經形式終結，同時自由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反倒具有共產專制化的傾向。許多例子佐證這樣的說法，這樣的專制特徵特別著重在社會福利政策上，以及當國際金融危機時，部分國家的匯率政策。這樣的起源被認為是為了因應1930年代經濟蕭條的凱恩斯主義。

"一般人還是接受凱因斯（J.M. Keynes）當年對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診斷，亦即認定由於價格僵化、市場失靈，於是投資過度、供給過多的「超額供給」狀態就無法經由價格的彈性下跌來消除，凱因斯乃提出石破天驚的「創造有效需求」藥方，而創造者就是大有為的政府。"

市場失靈的情況下，透過政府的介入，「創造有效需求」精密調整原先僵化的經濟體制，使其重新運作，政府似乎起著對於自由經濟問題的解決與修正的作用，以補足自由經濟貿易的不足之處。世界短期進入榮景，但在1970年代又進入了停滯性通膨，也被歸入了凱恩斯主義的後遺症，因為問題的源頭並非如凱恩斯主義觀點之後所認為的，自由經濟將會帶來必然的問題與疏失，必須透過政府的適時性調整，以求穩定市場機制。市場的問題起因於人為的錯誤性預期，這點透過政府的介入而造成，透過這樣的解釋，金融危機的起源起因於「人造泡沫」。

這或許是一個警言，但這樣的警言更多的只是道德勸說，正如同19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而黯淡的反而是文中推崇的自由經濟理念鼓吹者-海耶克，也引其名著「到奴役之路」警戒著避免為了解決經濟問題，而忽視了隨之在後的二戰問題的集權陰影。這樣的警言可能提示了這樣的問題：真正困難的是維持市場的機制。永遠不曉得人為的因素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介入多少，影響的擴散範圍會有多大，當問題發生之後，是否必須仍舊得以人為的方式加以解決。這些近乎理論與價值性的探討，已經近乎理念性的宣揚與支持。

這樣的論斷是對自由經濟的擁護，但是直指的目標會不會是太平洋的對岸，這樣的預料與警言是對美國與西方，但更多的是發生在非西方的國家，在這些地方在今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卻都具有明顯的經濟成長。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並非僅是市場機制與政府控制之間的拉扯，更具有誘惑力的或許是在市場機制危機之前，那些曾被視為轉型自由經濟市場機制的共產國家，尤其當他們的轉型是建基在專制政府之上。其實，這樣的反諷性的世界認識在歐洲上演，最近再度熱賣的書籍是馬克斯主義的「資本論」，一種對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強力批判的經濟理論重新復甦，獲得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