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即將消失了嗎？這個問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被提出，做為國家這樣的概念，是不是受到了影響，即將會變動，但是為什麼會變動，變動之前是什麼樣子，變動之後，又會形成什麼樣的景況，這是針對未來世界的形塑問題來提出，還是對於一種既有的特殊人類機制的轉變來提問。如果是前者，那麼世界的圖像改變將只是回答其本身，國家在其中絕對不是主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提問之際，就已經先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組成無非是有許多國家存在。如果是後者，這樣的問題就不能夠借助外來的形式判斷來了解這樣的轉變，相反的這是一種群眾行為的探究。

蘇聯的解體帶來的影響是一片對特定價值觀的擁護與偏愛，並有一種被認為是樂觀的氛圍在世界上瀰漫，福山認定曆史將走入終結，因為已經走向了終點，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曾經在冷戰期間擁有與之勢均力敵的鐵幕勢力分庭抗禮，但是蘇聯的解體似乎說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價值觀獲得曆史的承認，無疑的，美國形成了世界唯一的超強政體。貝爾認為意識型態已經終結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後，世界在無這種意識型態上的爭奪與煽動。論者指出，這樣的樂觀氛圍其實不應該完全掩蓋當時的對於世界的認知，對於美國的超強地位仍然抱有隱憂的仍有人在，當世界不再以意識型態作為壁壘分明的對立時，下一個對立的對象會是什麼，杭廷頓認為這樣的世界仍然可能遭受到割裂的危險，這樣的割裂是沿著文化的界線割開。

不論是就哪一方面來說，國家作為一個論述的主軸從冷戰時期開始似乎就呈現隱微的趨勢，在必須選擇加入美國或是蘇聯，意識型態的出現模糊了國家的疆界，國家之間的趨同性被放大，被化約，不像戰爭期間的軸心與協約國之間，也許也同樣具有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別，但是彼此之間的實質利益遠超過對於特殊意識型態的支持，冷戰時期的特殊轉變，正是這樣的轉變，實質利益必須植基在對某種特殊的意識型態的支持下，方可達成。在這個過程中，很難去認為那是個對等的國家所組成的世界。換句話說，意識型態以跨國界的方式，打造出一個與過去以國界為單位不同的世界，西發利亞條約主導下的世界組成似乎有所差異。

這樣的割裂持續下去，直到蘇聯的解體，當意識型態不再是對立而是獨霸的時候，國界的模糊改以令一種名目出現，全球化，以一種同質性甚高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乃至於文化體制，將世界以一種毫無分別的方式串連起來，世界系的分工體系，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合作組織，即便仍舊以國家為單位來參與，但是國際關系上，顯見的從對抗轉向合作，一種以消弭戰爭的目標，達到全世界人類的共同合作，人權的興起，顯見了一個跨國界的人類種族被意識到了，地球村的概念被提及與鼓吹，國界的清晰度降低了，相對的是各種基於普適性人權，跨國界活動，將屬於全球範圍的組織影響力滲透到國界以內。描述全球化的特征並非僅就國界以外的國際合作為焦點，國界以內的非政府組織的全球性連結，或者是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體、經濟體，此在在選擇對國界的模糊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無法將九一一的恐怖事件化約為簡單的政府間的沖突，在這裏充滿著完全沒有溝通機會的現象，只能夠選擇接受在這個世界上有著不同的價值觀，這是意識型態嗎？可以這麼說貝爾與福山的論證實際上顯見的樂觀遭到了挑戰，杭廷頓對於世界將因為特殊的文化之間的不可通約性而造成沖突似乎較為符合九一一以來對國際上的認識，但是這樣的認識似乎也並不完全，此作為以文化類別為核心的割裂方式，無法說明在面對美國的超強地位時，逐漸趨近的中國與俄羅斯，也無法想像何以在選擇伊拉克戰爭的立場上，美國與歐洲的漸行漸遠，同樣也顯見在英國與歐陸之間的差異。逐漸形成的區域化，歐盟的形成、東協，乃至上海合作組織，都顯見了以區域做為核心各自形成在某一個地方上的核心地位，所謂的全球性的合作組織，或許可謂為聊備一格，比起各自所屬的特殊區域利益上，很難想像以各國家為單位的利益考量能夠在全球性合作組織上有多大的客觀性與影響力。換句話說，全球化的休戚與共的特性是存在的，也不可去避免，但是相對的各區域之間寧願選擇相互依存性更強的共同體，以消減面對全球性的波及，甚至可能的機制災害。

但不論怎麼說在各個區域中同樣具有全球化相同的局勢，國界將會在區域中顯的模糊，在世界上將會劃分成幾個區域性的依存區塊，也許在目前來看，多方的強權或許說明了現階段區域的分布，但是依存時間既久，特殊的區域利益將會結合的更深。是否掌握強權就可以掌握區域，在時間推演之後，可能區域的合作機制將會相對獨立。依照對九一一之後的部分說法，所謂的中世紀的再度來臨，正是說明了這樣的權力分散的情況，這也意味著對於過去的國家的特殊存在將會殞落，相對的是出現了各據一方的權力中心，缺乏共同性的宰制力量，在過去出現過霸權穩定論的信心，在九一一之後甚至近年來美國的經濟衰頹下，這樣的信心即將讓位於小範圍的區域強權。論者指出的全球性治理的觀念，也輝映了這樣的情況，全球的事務治理將超越國界，通過特殊的權力中心加以運作，國家的疆界將會被迫滲透或消失。

回到原先的問題，國家消失了嗎？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有了答案，在前面的論述中，世界的走向似乎揚棄了西發利亞條約下的世界形象，走向了一個以權力中心為核心，這個權力可能是個強權，也可能是某種機制，所謂政府或非政府之間的差異也將更多的傾向於後者，因為國際間的活動往來逐漸頻繁，作為侷限某區的小型國家政府，並沒有這樣的能力應付如此的問題。但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一個與西方世界堅決抵抗的伊斯蘭世界崛起，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重新站上世界舞臺，歐洲國家走向新的階段，邁向更具有同質性的共同體，最為第二位的世界強權國家，他們的國家性格是很濃厚的，也許對某些企業來說，他們的產值驚人，具有強大的政經影響力，但是可以思考這樣的問題，如果國家本身是一個企業，將會是一個巨型的公司，其實當我們看到主權基金的出現，在世界上流竄的同時，就可以意識到這樣的相同形象，如果今天國家並不是一個大型的公司，這些跨國企業所要打交道的仍是這些國家，交易的最大對象仍舊是這些國家。國家消失了嗎？我想思考的是國家在現階段的轉變過程中出現角色的變動，功能的轉換，形式的轉變，作為跨國界的新權力中心，會不會是另一種國家的形成，當我們在思考歐盟是否會朝向一個共同體國家形成的同時，也許會想到蘇聯分崩離析之後的畫面國協畫面，但也可能想到的是一個具有西藏、蒙古、臺灣分離運動問題的中國。面對這樣的景況，無法不去思考作為一個國家應有的思考是什麼，究竟該如何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