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成員凱恩斯。

「葬花」（Bloomsbury）的開始，絕對是古人所稱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所有的成員都是文藝界或當代知名的知識份子，他們苦於在壓抑的時代找不到出路，正巧遇到了范妮莎．貝兒（Venessa Bell）這個伯樂，年輕的才子佳人意氣風發，才華橫溢，他們不拘於俗的個性，對於藝術和生活的高超見解，以及不滿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道德，這些遵循著後結構主義的天才們，終於發現了能夠一吐怨氣和發表高論的聚會所，而隨著范妮莎的腳步所及，「葬花」不只出現在英國，特別是陽光燦爛的南歐和法國，例如希臘、義大利這些比較自由的國家，成員們得以在海外繼續聯繫各地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遠離維多利亞時期保守僵死的社會，並且得到現實之外的喘息。

「葬花」保留了一種組織以外的嚴密性，雖然和一般的社團性質差異很大，但是成員們卻擁有高度排除異議者的共識。

究竟在這些知識份子與藝術家的心中，什麼纔算是「異議」呢？

成員們對於英國皇室傳承及流行的思維，比方說宗教、藝術、社會觀、性別取向等，都是他們所厭惡的，只要在這些主題上無法達到反對及抗拒的態度，就會被視為異議者，「葬花」儼然就是自由主義、和平主義、反理性主義、無神論、神秘學、唯美主義、後結構主義與性解放的天堂。

老年的安潔莉卡。

然而，根據范妮莎的女兒安潔莉卡．加涅特（Angelica Garnett）在她的自傳《Deceived With Kindness》（以仁慈欺瞞）之中，卻誠實道出一個事實：由於龐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葬花」的成員從未完全從現實之中獲得真實的解脫。

就像在不幸的婚姻之中，吳爾芙對她的丈夫說：「李奧納多，你無法在拒絕生命之後找到平靜。（Leonard, 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或許，連吳爾芙也無法找到平靜，無法找到抗拒社會繼續生存下去的生命。

於是，完全的性解放，成為「葬花」成員們主要的選擇，混亂的性愛變為藝術之外的安全避風港，這也造成「葬花」之內發生的醜聞不斷，成員中性向特別的非常多，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或者雙性戀者，亦或是性別與性取向方面遭人詬病者，知名的人像是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傳記作家林頓．史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畫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小說家大衛．加涅特（David Garnett）。

對同性戀者應走向另一種角度的關懷與理解，同性戀之所以變為一種眾人所以為的苦難，乃是因為它是違反普遍男女關係的一種社會認知犧牲品，校園言情戀愛故事始終不墜，尤其現在兩岸三地同性戀小說當道，文學網到處都是這一類的題材，創作者很顯然都是些少女，她們只不過是把女性當作Ｏ號的憑依體，全都是虛浮的，只是純粹的性幻想衍伸。

范妮莎和格蘭特的共同畫作，Berwick Church。

當然「葬花」的主事者范妮莎，她的情史也是繽紛撩亂，她和眾多成員複雜的性關係是一個主因，當她還是個有夫之婦的時候，就大膽與美學家羅傑．弗賴（Roger Fry ）成為了情人，後來又與雙性戀者格蘭特相守，最終與加涅特育有一女，同性戀或多位性伴侶已經不是重點了，只要心靈相合，就能以肉體共同交流；在聚會的時間，每個成員都可以發表高論，互相欣賞與唱和只是性愛的前奏曲，今夜誰上了誰的床，並不影響朋友之間的友誼，所以史特雷奇與朵拉．卡靈頓（Dora Carrington）的傳奇戀情，發生在「葬花」實在不足為奇。

可是，要照顧這些天才並不是容易的事，妹妹維吉尼亞精神幾度失常，詩人愛略特（T.S. Eliot）成天忙著躲避瘋狂的悍妻，其他的成員也有類似的麻煩，身兼自由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的信徒，成天反戰，對著執政者咆嘯抗議，其他人更是受到社會歧視與生活困窘的雙重麻煩，藝術與生存本身似乎矛盾重重，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范妮莎必須憑著堅強的意志，以及持續的金錢資助，讓「葬花」得以在艱困中繼續發展下去。

范妮莎的前夫克里夫。

可是，范妮莎自己的生活飽受磨難，她的丈夫克里夫．貝兒（Clive Bell）雖然是個見解獨特的學者，本性卻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在她懷孕的期間，竟然和她的妹妹維吉尼亞．吳爾芙關係曖昧，范妮莎並沒有追究兩人的責任，她是一個寬容大度的女人，但她的丈夫後來又故態復萌，不但沒有照料兩人的兒子，還常常帶著許多情婦回家，公開要妻子品評，簡直羞辱妻子到了極點。

范妮莎悲傷之下，便決定與丈夫分居，她和情人美學家弗賴（Roger Fry）在一起，因著兩人對藝術的共同興趣，合辦了OMEGA工廠（Omega Workshop），其中參與工藝品設計的藝術成員，則與「葬花」幾乎完全相同。

范妮莎在Omega的作品。

這有點像是她的妹妹維吉尼亞．吳爾芙在小說中的一段對話：

理查．布朗（Richard Brown）說：「啊，總是以舉辦宴會來掩飾寧靜。（Ah, always giving parties to cover the silence.）」

羅拉．布朗（Laura Brown）則說：「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又該如何定義後悔這個字呢？（What does it mean to regret when you have no choice？）」

理念結合的愛情可能太過於短暫無常，范妮莎最後的愛戀，是與雙性戀畫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共譜的，格蘭特比她小六歲，擁有許多同性男友，但是兩人的感情一直持續到范妮莎生命的最後一刻，除了堅持保留自己的房間，范妮莎的家裡不僅留著丈夫克里夫．貝兒（Clive Bell）的房間，還特地為格蘭特的兩名同性男友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大衛．加涅特（David Garnett）各自準備了單獨的房間，每一個房間，范妮莎都精心裝飾，無所偏頗，范妮莎經常與格蘭特一起，「葬花」裡面的其他畫家，也把這個題材畫了下來。

這是格蘭特畫的凱恩斯。

誰能夠想像，一個女人可以如此安置自己的前夫、自己的愛人、愛人的同性情人們，表現得如此無私之外，還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他們？

一個普通的男性，比如古代的中國或歐洲國家，頂多只能把妻妾安置在同一棟屋子之內，卻無法平等看待這許多女子，一個男人可能如此具有豐富的情感與藝術理念，並且寬容地對待出軌的前妻嗎？

范妮莎．貝兒（Venessa Bell）最了不起之處，就在於她能夠整合這些各種領域的佼佼者，並且襄助了許多藝術家，使他們的生活和心靈，都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顧，這些男人們受到她如此的款待，又感動於她的無私，於是乎，連愛人的情人們也都愛上了她，大衛．加涅特（David Garnett）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天下的母親都是一樣的，愛心超越了七情六慾，這個女人最特出的，就是她的母性；除了照顧那些頹靡的藝術家，她還擁有三個小孩，兩個兒子昆丁（Quentin Bell）和朱利安（Julian Bell），以及她的女兒安潔莉卡（Angelica Garnett），但是生命中所遭逢的無情變化，卻幾乎毀了她和她的小孩。

丈夫與妹妹的背叛也許是范妮莎一生之中最慘重的打擊，作為女人，她不再相信情慾依戀，會選擇與一個男同性戀者終身廝守，可能也是她痛苦的徹悟；作為母親，范妮莎從不倚靠任何人，她獨自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堅強並且保持寬恕的性格，使她原諒了丈夫和妹妹，容忍愛人與情人的出軌。

格蘭特的畫Bathing（看得出同志傾向）。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樣，悲劇接著發生了：范妮莎年輕美麗的女兒安潔莉卡愛上了同住一個屋簷下的「葬花」成員，嫁給母親情人的男友加涅特（David Garnett）之後，意外發現加涅特居然是自己的生父，亂倫的打擊讓安潔莉卡一蹶不振，無法走出情感的羈絆，而范妮莎也同感悲傷。

畫家威廉．羅伯特（William Robert）畫過一幅叫《不！不！羅傑，塞尚不用這個》（No! No! Roger, Cezanne doesn't use this）的畫，畫中范奈莎的丈夫克里夫．貝兒（Clive Bell）拿著一本書指點范妮莎，鄧肯．格蘭特在一邊描繪一幅花卉，范妮莎坐在椅子上，手托調色板，羅傑．弗賴往調色盤裡擠出顏料，背景墻上掛著塞尚（Paul Cezanne）的自畫像，畫家的畫作有些調侃，范妮莎與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男人的關係，又有誰能表述盡然。

這是塞尚的自畫像。

除了范妮莎藝術性的天分之外，她也是一位好作家，平時為了連絡成員聚會，范妮莎頻繁地寫信給「葬花」成員，吳爾芙就曾經稱讚她的姊姊具備了文學才華，也正因為如此，「葬花」絕大多數的成員，都以文學家為主。

可以說，吳爾芙沒有這位姊姊的幫忙，或許無法成為廿世紀獨一無二的女性之光，缺少了范妮莎，「葬花」這個團體也將不復存在，所有人的榮耀應該都要歸給范妮莎，昆丁．貝兒（Quentin Bell）是吳爾芙的姪子，是個知名的傳記學家，也是范妮莎．貝兒（Venessa Bell）的兒子，此人早年見證了母親與阿姨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困境與奮鬥，他曾經和前面提到的朵拉（Dora Carrington）一起踢著足球；在他詳盡的的傳記裡面，記錄了早年「葬花」（Bloomsbury）的興衰，主要在探討吳爾芙的理念與精神狀態，從她的個性、聲音和神色，以及生動使用右手的習慣，將兩姊妹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點點滴滴，都敘述得十分引人入勝。

同性戀議題在世界各地都不是單獨存在的議題，它與女性主義議題，幾乎可以說是有孿生姊妹或兄弟的關係，因為其背後的理論基礎是極其類似的。

書中指出吳爾芙並不是個女同性戀者，她排斥正常女性的性生活，認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必須要保持非男非女的身心境界，然後纔得以避免偏見，並且保有對於生命真實現象的敏銳表述能力，不過在普遍的情況下，許多藝術家其實都擁有非常強烈的性衝動，因此吳爾芙必然時常感受到強烈的內在衝突與矛盾，反映在壓抑的精神生活上，就會產生心悸、物理性的精疲力盡、昏倒等症狀，當時醫學還無法解讀這些精神問題，吳爾芙的精神崩潰故而無法避免。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和范妮莎．貝兒（Vanessa Bell）都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萊斯利．史帝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的女兒，維吉尼亞的母親茱利亞（Julia）與史帝芬再婚，兩姊妹的個性雖然不同，但是對於藝術的根本理念卻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說，這兩姊妹的中心思想近似於後結構主義，為了追求文化藝術的快樂境界，並且揚棄社會普遍採納的婚姻教條，雜交與亂倫變成「葬花」最不堪的註腳，只因後結構主義完全推翻理性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類根本沒有所謂的恆定不變的觀念，一切都是意識型態的產物，而人類用語言將這意識型態固定下來，因此要不斷的質疑語言所傳遞的觀念，從質疑中再重新去界定出新的觀念，莒哈絲（M. Duras）在這方面的表達特別顯著，質疑語言符號和種族在社會中的意義，以及那些研討和思索的過程，則稱之為「意義的耽延」，無論是生存本身或是戀愛，種種的意義是永遠無法被確定下來的，就如她在描述《情人》（l'Amant）的時候，其中發生的愛戀與癡迷，和家人之間的各種衝突，都是許多無解的隱題。

范妮莎的情人弗賴（Roger Fry）。

法國結構主義哲學家，以 研究社會運作所憑依的觀念與法則而聞名的傅科（Michel Paul Foucault）從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和系譜學（Genealogy）研究中，暴露出「思維主體」、「中心結構」、「本質主旨」等理論的遊戲成分，所有的知識和觀念都是生於特定的權力系統，用特定權力的語言表述出來，這權力系統包含政府、教育單位甚至是家庭組織等等，塑造出一種重新界定本質的懷疑觀念，將後結構主義發展到極至；後結構觀點的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重新被定義的，就是「女性」的本質，從爭取同性戀平權者的角度來看，就是「自然的男性本質」與「自然的女性本質」。

女性主義認為過去對女性定義──溫柔的，持家的，陪襯男性的，非理性的──等等的界定，需要被質疑；同性戀平權者則認為「男性本質」或「女性本質」也無所謂的生物學或自然科學的基礎，一樣是一種特定歷史與政治下的語言，是可以重新被界定的，生殖系統的外在只是性徴的表象，並不是本質的性，一樣可以是女性的性自我認同，或者是男性的性自我認同，這屬於從弗洛伊德（Freud）到拉岡（Jacques Lacan）的心理學範疇。

女性主義者對弗洛伊德又愛又恨，恨的原因是佛洛伊德的最有名的理論之一「陽具中心論」，很明顯的把女性視為一種「匱乏」，顯然有貶抑女性的意味，但弗洛伊德對嬰孩前期的性不穩定論──嬰孩並無性別身份，非女亦非男，是一個多元變態體，同時具有發展陰性或陽性，異性愛同性愛的潛質──卻也成為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平權議題很喜歡源引的理論；既然嬰兒前期無性別身份，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性別上的自然本質，女性男性就不必然非得要呈現出某種模式，纔叫做「自然的」，舊時代若干言論中對女性的貶抑，在吳爾芙的小說《歐蘭朵》裡面開始強烈否定，主角可以遊走於兩性性徴，破除了「陽具中心論」，也將女性被限制於外表的身分，獲得了最終的啟發。

范妮莎的肖像。

後結構主義的心理學代表拉岡（Jacques Lacan），認為自我的形成是通過鏡像階段（mirror stage）反射的扭曲作用，這有點類似吳爾芙與范妮莎兩姊妹的關係，兩人的情感與個性簡直是個完全的對比，產生的潛意識自然決定了她們面對未來的走向；潛意識語言獨立存在，保留慾望與本我的語彙，將性別主體指向「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語言、欲望、潛意識互動的結果。

從後結構與心理學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主義與同性戀之所以經常相繼出現並共存於弱勢團體中，是有他源引理論上的相似性原因的。

女性主義還是和同性戀議題有某種微妙的張力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女性主義者在爭取女性平權時，不管如何重新定義女性，至少需要確定自己的女性性認同身份，但就因此經常被同性戀平權者斥為「生物學的自然本質主義」，就同性戀者看來，尤其是可以與異性也可以與同性做愛的雙性戀看來，根本就毋需界定所謂的女性與男性，人之出生乃無性，或者雙性的本體，沒有所謂的「生物性的自然本質」，不必在乎自身是女性還是男性，因為性徴與婚姻的基礎，都是語言的歷史與政治的產物。

文化比較必須以「水平時間」而非「垂直時間」的方式來看，女性受歧視是當時全世界的現象，雖然目前似乎經由許多女性主義者突破部分概念，但在廿一世紀，仍有許多可以進行的步驟，比如後結構主義企圖建立的「對話精神」，「葬花」這個文化藝術的結合體，顯然就達到了部分的精神與對話企圖。

怕老婆的艾略特（TS Eliot）。

一九三Ｏ年代末期，隨著林頓．史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朵拉．卡靈頓（Dora Carrington）的去世，弗賴（Roger Fry）心臟病突發，維吉尼亞．吳爾芙終因長期為憂鬱症所苦，於六十歲那年投水而死，吳爾芙的命運就像她自己寫下的那一句：「赴死是可能的。（It is possible to die.）」而范妮莎精心呵護的「葬花」人才凋零，風華不再，最後的打擊來自於一九三七年，范妮莎的長子朱利安．貝兒（Julian Bell）在西班牙內戰中身亡，范妮莎的人生再一次遭受無法彌補的創痛，也使得她從此病倒，在情人的陪伴下死去。

苦難或許被許多人拿來當淒美的藝術品，而應被人共同承負並努力去消解掉，女人與藝術之間產生的一切混亂，包括亂倫或雜交，只是後結構主義所產生的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就像《時時刻刻》（The Hours）電影裡面還有一句話，始終讓我記憶著：「這就是我們過的人生，這也是人們過的人生，每個人都為了彼此而存在。（That is what we do. That is what people do. They stay alive for each other.）」

或許「葬花」是為了范妮莎而存在，或者范妮莎是為了「葬花」的那些藝術家和知識份子而存在，總之這就是她的人生，是她最感燦爛光輝的人生，或許有許多悲傷和歡樂，但「葬花」終究是留下了一些讓人們不斷思索存在意義的註腳。

二次大戰使得歐陸出現文化斷層，幸虧有了英國的范妮莎．貝兒，不然「葬花」絕對無法在各個領域上獨領風騷，或許也可以說，後來出現的女權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只是繼續前者的腳步，發表了更為突出的「第二性」觀念，但我們仍然可以肯定，范妮莎絕對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她跨出了綜合性藝術的發展，並且將之導引到實踐女性主義的層次。

風華難再的「葬花」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