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大學得不到公平競爭環境

（2011年9月15日）蘋果日報【項靖】

何明修教授所寫的《為何需要「公立大學生過半」》一文，主要倡導應有超過一半的大學生就讀國立大學，但所提出的理由與立論逾半與事實不符、且有誤導讀者大眾之效，身為私立大學的一份子，筆者有必要加以釐清以正視聽。

首先，該文暗指我國仍未達成「高教的大眾化、普及化」。試問，超過90％的大學錄取率不算大眾化和普及化嗎？超過一半的大學生就讀公立大學與「高教的大眾化、普及化」何干？

該文最大的敗筆在於主張「公立大學優於私立大學」，並提出學雜費、生師比之間的關係佐證。該文作者應該告訴大家，生師比並不等同於教育品質，錢有無花在刀口上、教授們是否用心教學生，才是學生與家長應該重視的教育品質。該文提到「看看台灣社會的一般評價，大部分的公立學校在志願排名都是在私立學校前面。」這也是似是而非的。當一般考生的父母親在為孩子們選校系時，都是以公立為主、私立為次；為何如此？該文作者應該知道，這是因為念公立大學只須繳私立大學的一半學費啊！自然吸引成績較好的學生進入就讀。但國立大學的教學品質就一定比私立好嗎？恐怕是沒有定論的。

馬兒缺糧還嫌慢

該文作者的最終訴求是，「如果能夠增加公立學校所佔的比率，未來的高等教育機會將會更均等」，意指讀國立大學、繳1年約5萬元學費才是機會，而讀私立大學繳一年約10萬元學費就不是高等教育機會。以繳學費的多寡來區分是否為高等教育機會，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各位讀者應該知道國立大學學生少繳的錢，是從你我納稅人的口袋貢獻出來加以補貼的。若今日果真公立大學學生所佔比率高於一半，試問在今日我國的財政情況下，是否能負擔雙倍的對於國立大學的經費補助？你我是否願意再多交一些稅來彌補缺口？若不得已必須調高國立大學學雜費，是否反而更降低了所謂的「高等教育機會」？

世界上其他公私立大學並存的先進國家如英美等國，其名列前茅的大學以私立者為主，台灣為何被評為是「公立大學優於私立大學」？這是因為台灣未能給予私立大學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所致。該文作者的想法，就好像不給某些馬兒吃一樣多足夠的糧草，現在反而倒過頭來嫌他們跑得慢，還要將他們淘汰一樣！

各位讀者是否知道，您若捐款給私立大學，因而在節稅上所得到的好處，是比不上捐款給國立大學的？追根究柢，台灣的教育當局應該給予國內的公私立大學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在此少子化的衝擊下，展望未來，教育當局是應該要有一套公平客觀的標準一體適用地來決定包括國立大學在內的所有大學的去留。套用該文作者的話說，需要「精實」的，不是只有私立大學，無法通過評估標準的國立大學，絕對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不能與庶民同罪的王子。

作者為東海大學主任祕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為何需要「公立大學生過半」

（2011年9月13日）蘋果日報【何明修】

解嚴之後的教育改革運動楬櫫人本主義的旗幟，要求教育體制擺脫國家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雙重桎梏。人本主義主張，教育要回歸到發展人類潛力的本質，去除外加的政治與經濟任務，這才是教育的常態化。在高等教育方面，教改運動主張要打破大學聯考的窄門，讓有意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能夠獲得機會。

在20幾年前，官方是強烈排斥這種主張，他們仍將大學視為少數菁英的教育，並不是一般民眾可以任意接近的聖地。在那時，官方的菁英主義思維早就過時，與全世界高教的大眾化、普及化趨勢背道而馳。教改運動者花了很大的力氣，才突破這樣菁英主義的封鎖，終於在1994-1996年的行政院教改會中確定「廣設大學」的政策目標。

只不過，教改運動者沒有料想到，主事者選擇了一條阻力最小的途徑，迅速讓私立專科院校升格，而不願意投入政府經費，廣設公立大學。如此一來，公立學生的比率從原先42％直線滑落至27％。

到底公立與私立有什麼差別呢？主張教育市場化的人士向來對於政府體制缺乏信心，他們頌揚私部門的企業精神與創新，公立學校被認為像是社會主義下的官僚組織，既缺乏彈性也沒有競爭力。但是看看台灣社會的一般評價，大部分的公立學校在志願排名都是在私立學校前面。

從實際的數據來看，「公優於私」的觀念也有其根據，在2010年，公立學校的平均學雜費是59,490元，而私立學校則是109,806元。公立的生師比是19.7，而私立的則是23.5。私立學生付出較高的學費，但是卻沒有享有更好的教育品質。有接近五分之一的私立學校是沒有學生願意就讀的。

台灣當然不乏有志興學之士，也有力爭上游的私立學校，但是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私三公一」的高教資源配置卻造成了嚴重的扭曲。教改運動精神領袖異武雄很早就提出「公校保障機會、私校發展特色」之觀念，但是台灣目前的情況卻是「公校不提供機會，私校缺乏特色」。

高等教育機會均等

就前者而言，公校只吸收約四分之一前段學生，而且菁英公校一直試圖減少大學部名額，以挪至研究所。結果政府投入於公校的資源不但沒有用來提供教育機會之均等，反而使得公校試圖拋棄其社會與公共的責任。

就後者而言，台灣的私立學校越加呈現畸形化的發展。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前，只有外國教會與少數黨國權貴可以設立私校，在每年大學聯考錄取率不到10％的年代時，這等於是獨門生意，不需要改善品質，就有源源不缺的客源。因此，在以往，私校往往向教育部施壓，要求提高學費的上限，原因很簡單，在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再貴的學校也是有人願意念。在晚近，由於私校之間競爭加劇，提高學費的聲音變小了，私校的經費來源從原先的學雜費收入轉為教育部的補助與政府所提供的貸款，因此與其向學生要求錢，不如向政府爭取。如此一來，台灣幾乎沒有一間私立大學可以不需要政府的補助，這樣的私校是不可能發展出其特色。

在2011年8月，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提出了「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宣示未來將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儘管這項訴求引發了私校的反彈，甚至有業者提出「公立學校應是菁英教育」的荒謬言論，無論如何，這是一項非常值得關注的契機。如果能夠增加公立學校所佔的比率，未來的高等教育機會將會更均等，更能夠保障弱勢與邊遠的子弟。更重要地，精實之後的私校也能夠擺脫依賴政府補助的困境，真正獲得發展特色的環境。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