揉合日本書風的臺灣格調- Integrate Taiwan style of wind, book of Japanese（1895-1949）

1894年，清、日爆發甲午戰爭，滿清戰敗。清朝與日本於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五月八日在山東煙臺，交換了馬關條約的批准書。清朝向日本割地賠款，將臺灣及遼東半島割給日本。從那時起，日本正式從清國取得臺灣及澎湖的統治權。旋即於同年六月，日本在臺北設總督府，並舉行始政式。時將全臺，區劃為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一廳。

日本治理臺灣的手段，最初是採取全方位高壓的手段。（45）在文化上，嚴格的隔絕臺灣與中國的文化來往。同時，日本人在臺灣設立學校，推展殖民教育，一切以日本的歷史為歷史，強力推行日本的文化和教育，企圖同化臺民。

臺灣人並沒有想像中的馴服，仇日的情緒十分高漲，自組「義民軍」與日本對抗。義民軍是一支人民自行組織的抗日隊伍，武器及糧食均自行籌措，旗幟、軍裝並無要求，一般情況以不遠離家鄉為原則，集合方式以敲鑼打鼓通知，戰畢即可返家。武器以劍戟、竹矛等為主，少有近代的火槍，為保鄉衛國戰鬥意志高強，在過去因保障生存或抵抗強權，人民的戰力、戰技、戰鬥意志，甚至凌駕正規軍之上，不分男女老幼，以全民戰爭的方式，向日軍正面作戰。日軍從登陸，至佔領首都臺北城，僅花費十日的功夫，但從臺北到臺南，卻花了近六個月的時間。日軍損失慘重（46），頗令日本人苦惱。另一方面臺灣人的意志及奮戰精神`也令日本人驚異不已，對臺灣人肅然起敬，讚譽為不可辱的「臺灣民族」。

後藤新平（47）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來臺，任第四任總督的民政局長之職。為了完全了解臺灣的民風，花了大批人力完成了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指出：「清國奴的弱點是驚死(怕死)、愛錢、愛面子。」可是事實上，臺灣的土匪(義民軍)並不怕死。為此，再深入探討，發現：「驚死、愛錢、愛面子是針對著士紳階層而言。」
  有了這個認識後，後藤新平的施政方針，即修改為：「總督府的策略是運用清國遺下的士紳份子，利用其弱點怕死(驚死)、愛錢、愛面子為出發點，先以怕死及愛錢，有如利刃的兩面，將這群士紳死心踏地的制服，再由這群人向不怕死的臺灣土匪進行遊說。士紳為了愛面子，自然會使出渾身解數，盡出全部力量達成我們的要求。以瓦解運用臺灣民族意識來對抗日本人。」（48）
  後藤新平召集了臺灣舊慣調查會的人員，將這疑點提出，要求詳盡的解釋。沒有多久，說明「愛面子」的報告整理如下：
「支那人推崇儒教，儒教的教義是崇孝尊王，以家庭倫理深深束縛個人的自由意念，進而屈服於帝王的獨裁專制。以君、臣而言，君是天，臣是地。君要臣死，臣不死，則是不忠。教導臣民要做到岳飛式的愚忠。以夫妻而言，夫是天，妻是地，男人是七寶之身，女人是五漏之體，男人可三妻四妾，女人則必須從一而終。女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就是支那人的「三從」。孔子的學說是以孝，作為百行的準繩，百善孝為先，任何作為，皆以「孝」為出發點。譬如說：讀書人未做官時，奉侍爺娘謂之「孝」，出仕以後，在朝廷輔佐君王也是「孝」(盡忠報國使父母安心)，因此孝的範圍，是極大而包羅萬象的。它使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糾纏成一體。支那的歷代君王，深知儒教有助政權的鞏固，是以，皆將「尊孔」做為統治的工具。滿人入關以後，馬上將孔老夫子搬出來，從前朝遺制，開放科舉制度，又特別設立博學鴻儒科，漢民族於是溫馴地變成清國奴。既然臺灣人的舊習慣是依從儒教，所以愛面子，成了一項臺灣讀書人的弱點。但從另一方面來觀察，沒讀書的人就沒有儒教的束縛，所以弱點的顯示也跟著顯著地減少。」（49）

後藤新平道認為「日本人在一八九六年拆除孔廟，其意是，拆除了箝制臺灣人思想的利器。這等於是放棄了千年來，中國歷代君王，用以統治漢民族的至尊法寶。」（50）

為了彌平這個缺點，不久，總督府通告，舉辦下述幾項收攬人心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日本人統制臺灣的技倆，但也助長臺灣文風的發展。

（1）：授與紳章：

一八九六年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提出「紳章制」，作為安撫臺人的手段。紳章制度乃考核個人之學識（指學力程度及經歷）及資望（指資產之多寡與地方名望），通過考核，將頒發紳章予以佩帶，作為人民之典範（51）。當時臺灣社會中，符合考核標準而得以佩帶紳章者，多為社會上層的領導階級，一般平民百姓不易符合其要求，顯見此制度乃針對社會士紳而訂定的。

「馬關條約」第五款中，協議割臺之初，讓臺灣人有二年的時間考慮去留，當時內渡者富商大賈不過一、二，貴族及紳士之家則約半數。這些未離臺的紳商大家，實有在臺家產的處理問題及社會地位上的考量，以致未能前往大陸。日本統治者了解臺灣紳商的心理，乃乘勢提出「紳章制度」。此制度是順應臺灣紳商的趨利心理，模擬清代發與紳商「功德牌坊」的制度而設計，藉以證明紳商在臺的社會地位（52），達到日本統治者，為壟落上層士紳階級的目的。

日本統治者，為了籠絡臺灣紳商，而授與紳章，部分臺灣士紳，為了保障前清遺留下來的身家財產，也為了鞏固原有的社會地位，接受了紳章表揚，官紳間，遂在各取所需的考量下，維持友好的關係，也減少返回大陸的念頭。既留在臺灣，以他們的文化素養，當然，也為臺灣書法的發展，留下了火種。

 （2）、舉辦饗老典：

日本當局掌握了臺灣人素有敬老尊賢的民風，故欲借著「老者」及「尊者」，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達到收買民心之效，期能順利統治臺灣人。

因此，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即位不久，於一八九九年舉辦第一次饗老典，以示其能承續漢民族道德教化的傳統。當時邀集臺北縣內八十歲以上的臺籍男女，聚集於臺灣總督府內舞樂堂。會場布置稱得上喜氣，長椅凳覆蓋著紅白布，在正門則交叉處，豎立著日本國旗。四周則以繡著「壽世壽民」、「教忠教孝」等金絲字樣的紅布幕圍繞，而且還懸掛了幾十個彩燈，顯現出隆重而喜氣洋洋。隨後開饗宴，演新劇，奏洋樂，並贈送出席者一對紀念扇，若百歲以上的老者，出席則贈與鳩杖一枝（53）。

由於第一次饗老典盛會，舉辦得甚為成功，隔年四月（一九００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又在彰化文廟主持第二次饗老典，參與人士多達三百多人。同年十一月又南下，在臺南的兩廣會館，主持第三次饗老典。是時臺南地方著名的詩人蔡國琳、胡殿鵬、趙鍾麒、林馨蘭、連城璧、連橫皆呈上頌德詩：

元戎開府鎮蓬瀛，滄海橫流一柱擎。豈有酖人羊叔子，直躋良將李西平。煙澄鳳岫氛消蜃，日暖雞籠浪息鯨。猛似濟寬寬濟猛，版圖新闢費經營。「蔡國琳『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四首之一」（54）

蜺旌一簇指南天，萬里扶輪旭日懸，騎竹杖鳩齊爽道，官儀猶說漢當年。彩旂爭擁玉花驄，翠幄高張紫陌紅，半月樓頭臨棨戟，秋風笳鼓漢門東。「胡殿鵬『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55）

昇平人瑞來蓬島，浩蕩君恩遍海疆，泥古書生開眼界，莫須高話到羲皇。「趙鍾麒『慶饗老典〉六首之一』」（56）

赤嵌城外旭旂飄，紫氣東來戰氣銷。細柳春搖邊塞壘，落花紅漲海門潮。虎符遠遞三千里，鷺堠遙傳十二朝。一路鐃歌天不夜，郊垌欣見霍嫖姚。「連城璧『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二首之一』」（57）

山勢似排衙，襜帷駐法華。旭旂輕颺處，圓影煥明霞。召虎此旬宣，鳴騶鎧甲鮮。擁迎冠蓋盛，威振小南天。夾道淨無塵，旗懸旭日新。群黎爭負弩，援溺望王臣。饗老待開筵，桃華滿八千。施仁先尚齒，張樂奏鈞天。「林馨蘭『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58）

將進酒公飲否，聽我一言為啟牖。臺疆屹立大海中，東南銷鑰宜堅守。干戈疫癘繼凶年，天降災殃無奇偶。揚文會開集英才，策上治安相奔走。王事鞅掌已靡遑，又舉南巡施高厚，福星光照赤崁城，冠蓋趨蹌扶童叟。俯察輿情布仁風，饗老筵張隆壽耇，尤祈恩澤遍閭閻，保我黎民無災咎。善教得民心，善政歌民口。勳猷炳烈銘旂常，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同不朽。（「連橫『歡迎兒玉督憲南巡頌德詩』」（59）

之後又在鳳山舉辦第四次饗老典，其儀式與宴饗大致與首次在臺北舉行時相同。

據知：饗老典先後共舉辦了四次，章顯日本統治者，如何對長者的尊敬，以此盛典，拉近日、臺雙方的距離，宣傳統治者之「德政」。

（3）、舉行揚文會：

一九００年，兒玉源太郎總督為籠絡清代中科的進士舉人及廩生，於該年三月十五日，在臺北淡水會館舉行揚文會，邀集前清秀廩生以上者參加，當日出席者臺北縣有二十六人、臺中縣有十五人、臺南縣有二十人、宜蘭廳有十一人，共七十二人。

由於此次聚會對象為傳統文人，為表示日本統治者對聚會的重視，會場擺設甚為講究，會場正面懸掛大書「揚文」兩字匾額，圍以布幔，懸上聯對，桌上插有鮮花點綴，當日所有出席人員在會場整列，隨後兒玉總督在炮竹聲中進入會場，致開會詞（60），期勉文士各展抱負，申述己志。以振興文教為名目，徵求與會者平日抒發懷抱之文章，以為治臺之參考資料。凡出席之文人，依總督出題之策問，作出三篇策議文章，其議題包括〈修保廟宇議〉、〈旌表節孝議〉及〈救濟賑恤議〉三類（61）。

一九二六年鹿港詩社大冶吟社，其內有莊太岳、洪炎秋、朱啟南、王席聘、施文坡、郭振英、許媽葵、施讓甫等名士。

此次揚文會中，與會人士認為極有意義，協議今後將繼續舉辦。公推李春生為座長、蔡國琳為副，每年舉行小會一次，每三年開大會一次。此外，各縣廳成立支會，各支會役員為會長、幹事、委員、書記等。當時臺南支會役員為：支會長蔡國琳、幹事羅秀惠、王藍玉、委員盧德祥、張元榮、許廷光、蘇雲梯、黃修甫、書記蔡夢蘭、楊鵬搏（62）。

揚文會十分禮遇讀書人，故深得當時文人的喜愛，各種漢詩詩社紛紛成立，蔚為風氣。但也達到籠絡當時的知識份子，以鞏固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

（4）、獎勵詩社並舉辦詩人聯吟

受清代文教體制的影響，臺灣上層士紳階級，多受過傳統詩文的訓練，因此，文人雅集吟詩酬唱，似乎是他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一現象，反倒為日本統治政權乘勢利用，順應前清遺儒的心意，舉辦詩人聯吟大會，並獎勵各地設立詩社，其目的在於使士儒耽溺於詩酒之中，麻醉其反日意識，同時也方便監控其思想行動。

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士紳階級，採取籠絡策略，以減少日、臺雙方衝突，期能順利統治的目的，昭然若揭，但臺灣的文風因此而順勢發展，卻也是事實。

日本據臺以後，科舉已不存在，原來在清末或有功名之飽學之士，無法在日本的政治體系中為官，以他們的風骨也不願在異族之下，為五斗米折腰。由於他們學識、道德，受到臺灣社會敬重，於是成為當時的士紳名流，並且將學問投入詩詞吟詠，以暢述幽懷。當時在臺灣北、中、南部，分別成立詩社，即臺北瀛社、臺中櫟社、臺南南社，分別負起領導當地詩社活動的責任，成為漢詩發展核心，他們以文字相互酬酢或自娛。

日據時期，臺灣總計有二百餘個詩社組織。寫一首好詩，如不能以一手好字來襯托，似乎要失色不少，所以當時工於詩書者甚多，他們也都受到時人的推崇。如名重一時的連橫、林熊祥、駱香林、林玉書、施壽柏等人，都有相當高之書法造詣，尤其是林熊祥，不僅書法好，還著有書論，對於書學之影響甚鉅。

有了詩社之興起，在文字酬酢之餘，少不得研究書法，於是循著詩社組織之模式，在各地方開始組成書道會之團體。全臺各地較為知名的書會，從北到南，有基隆的東碧書道會，後改為「基隆書道會」至今。宜蘭的「八六書畫」，臺北的「澹廬書道會」，新竹的書畫益精會所衍生的「麗澤書畫會」和「新竹書畫同好會」。中部地區則有臺中的「善化書畫會」，「中部書畫協會」後改組為「鯤島書道會」。南部地區大致以嘉義書風最盛，團體亦多，如「書畫自勵會」、「嘉義書畫藝術會」、「嘉義書法會」等等。除了這些臺灣人自組的書法團體之外，日本人在臺灣亦曾組織臺灣書道協會、日本書道振作會及戊辰書道會等，都曾舉辦過相當規模之書法展和比賽，對臺灣書法之推展有相當助益。

除了這些在地方上具有代表性的書法團體，在各地尚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書法團體，在從事推廣工作，尤其是北部地區書風漸盛，在淡水的華光書道會、竹南的南州書畫協會、三峽的湧津書道會及臺北的南樓書道會，大多在民國二十年代以後相繼成立。

在為數不少的書法團體中，有的是書與畫兼營，純屬書法研究的團體中，基隆書道會及宜蘭八六書會，對於魏碑書風之提倡貢獻最大，尤其基隆書道會，在國民政府進入臺灣之後，仍然相當活躍，與當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許多書家相互切磋，甚至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書法學會，至今仍積極在推動書法，對臺灣書法之推展貢獻甚大。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嚴格隔絕臺灣與中國的文化來往，一切以日本的歷史為歷史，推行的是日本的文化和教育。但是日本對於中國傳統的人文哲學，卻是非常重視，在日本人的心中，常以能懂漢學為榮耀。遠在西元六四六年，日本國內施行「大化革新」時，即效法唐代文化生活，吸納了唐詩、書法、茶藝及禪宗等漢文化質素，歷經千年的洗煉與沈澱，這些漢文化早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當中，自然而然地，日人對漢學懷有景仰之情。因此，當日人駐進臺灣，盡其所能地壓抑漢文化的同時，緣於其傾心漢文化的根深蒂固觀念，尤其是書法，日本一直視為他們的文化傳統。

日本之傳統書法，大體都以二王（63）書風為主流，雖然以假名書寫的和樣書法，仍然不脫二王流暢書風之影響。日本在清光緒六年 (西元1880年)，恰值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清廷駐日本公使隨員楊守敬，帶一萬二千餘卷的六朝碑刻拓本到日本，當時的書壇領袖，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均從楊守敬學習，從中體悟了六朝碑版的精髓。由於他們的引薦，六朝碑版乃廣受日本書界喜愛，一時間，使得日本儼然成為六朝魏碑的天下。

碑派書法在日據臺灣之前，大陸六朝碑版的書法，已如風起雲湧般風行，呂世宜等人，也已為臺灣帶來了篆、隸碑學書法，可惜臺灣並未馬上感應到，仍以二王書風之帖學派為主流。但是這種風潮在日本興起後，大約在民國十五年以後，經由各種書法雜誌報導引進臺灣，在臺灣書壇的倡導下，使得日據時代的後半期，臺灣也受到碑學書法的影響。

這種六朝書風的風格，與臺灣原本所繼承的中國書法精髓相會合，使得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在臺灣掀起多元的書風，更豐富了臺灣的書法內容。

研究臺灣書法史的麥鳳秋小姐，在書友雜誌發表的「日據時代臺灣之書法風格與演變」一文中記述：當年曾來過臺灣的日本書家甚多，最富盛名的有日下部鳴鶴高足比田井天來（1872－1939）和山本竟山（1863－1934）。日下部鳴鶴在清末時期，受楊守敬影響，對於六朝碑風之興起貢獻最大，是影響日本近代書壇的泰斗，他的門派一直主宰日本漢字書壇至今。比田井天來，在戰後，也一直是日本書壇的領導人物，門生眾多，例如：上田桑鳩、金子鷗亭、手島右卿、石橋犀水、桑原江南等人，都是頂尖的大家。尤其是石橋犀水，在二、三十年前，曾多次組團來臺交流。其他如山本竟山門生，大津鶴嶺及後藤新平、澤谷星橋、茅原華山、尾崎秀真、小松孤松、鷹取岳陽等等，與臺灣書家文人都過從甚密，對臺灣書風或多或少有所影響。

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書法的風格，可用在「藝術的十字路口徘徊」來形容。以年代來觀察，大約僅有三百餘年的歷史。從明末鄭成功入臺，帶來大陸的文化。這段清朝統治期間，也是臺灣書法由無到有的階段。在臺灣的書法發展史上，大致受到幾股力量的影響，較重要的因素，是清朝期間的科舉取士，及渡海來臺的大陸書家，所形成的書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日本入據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在日據的五十年當中，由於在異族文化統治之下，教育與語言不同，加上與中國本土的隔閡，書法的發展，當然會受影響。加之，受歐美現代文化啟蒙運動，及日本殖民政策下的皇民思想。另外，在臺盛行研習西洋繪畫與膠彩畫，再結合本土文化精華，自然演變為臺灣的新風格，書法面貌自不同於中原，這也就是臺灣在日據五十年時代的書法風格的特色。

能在臺灣書壇，佔有一席之地的書家，大體分成本邑書家及渡海而來的書家。而真正影響臺灣書法風潮的應是後者，他們有的是在臺落戶定居，有的是任官或短期流寓臺灣。他們來臺後與本地文人及書家們相互切磋，共同在臺灣興起書法，主要根據地先以臺南一帶為起源，而後逐步向北，像嘉義、鹿港及新竹、臺北等地都成為文化薈萃之地，

這時在臺灣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書家，亦多以清朝遺儒為主，

文士書家之芳名有：張藏英、蔡壽石、林寶鏞、許南英、高選鋒、吳彭秋、蘇鏡潭、鄭鴻猷、郭彝、陳子敏、鄭貽林、趙雲石、陳祚年、施少雨、方家澍、李清琦、杜友紹、喻長霖、江國棟、黃彥鴻、葉鍊金、羅秀惠、李葆英、圓瑛、劉家驥、章炳麟、傅萬庚、施雲鶴、張采香、洪雍平、楊鵬博、余塘、吳廷芳、羅峻明、林知義、蔡大成、王席聘、陳懷澄、羅懷珍、鄭十洲、王石鵬、王桂木、王藍石、蘇友讓、莊嵩、李逸樵、李學樵、陳湖古、陳槐澤、吳賜斌、吳如玉、洪鐵濤、張純甫、陳春林、李讚生、陳福全、李德和、鄭香圃、潘巨源、施壽柏、駱香林、吳上花、曹容、黃祖輝、林熊祥、黃海泉、呂申甫、余炳煌、林江水、鄭蘊石、趙藺、張國珍、張錫綸、杜逢時、楊三清、陳雲程、魏經龍、康灩泉、林成基等。

比較具有影響力且受到相當敬重的如：

莊士勳，為鹿港人,光緒五（1879）年福州鄉試舉人，後歸掌教文開書院，乙未割臺後，內渡避亂，三載餘返臺。霧峰林家聘其講學，長達十餘年。其書真、草、隸、篆各體均備，傳世行書，寬招大方，書兼含顏真卿，豐厚雄秀的氣勢，及柳公權端莊中含蘊筋骨皮肉之婀娜風神。

李種玉，為臺北三重埔人。光緒十七（1891）辛卯秀才，甲午（1894）年貢生。尤工楹聯，臺北各大寺廟之聯額題識多出其手。日據時代執教臺北師範學校。其行書聯，飄瀟秀逸，頗具二王書風特色，同屬王文治等一脈的秀麗書風；娟秀中表現勁挺的內涵。臺北龍山寺有其匾聯：「山谷偶然學佛，化人妙悟即是詩人。」

丘逢甲（1864－1912），居彰化，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乙未割臺與劉永福等人留臺，組「臺灣民主獨立政府」。一生致力教育事業,其書蒼勁有力，傳世之作多行書軸，書風頗具「瘞鶴銘」撐挺勁健，圓筆藏鋒，篆隸變化而來的勁力，與寬博舒展的結體。並兼山谷欹側取勢，橫劃斜長，長筆四展，撇捺挹出的奇肆聳勁之特質。書風學山谷之外，曾先後師事吳子光，施士浩。臺邑掇進士者計二十人，以施士浩、許南英、丘逄甲，儒術最隆，藝術造詣最高。連橫《臺灣詩薈》曰：「當是時，臺人士競以詩鳴，而施耐公（士浩）、邱仙根（逢甲）尤傑出。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稱雄海山，且足以拮抗中原。」。

施梅樵（1870－1949）與鄭鴻猷並稱光緒末年鹿港二大書家，其詩學頗得侯官名儒陳衍及章太炎之推崇，以其豐富之才情。入翰墨，精蘊內歛，丁玉熙先生稱其與嘉義蘇孝德，書體皆受福建書家曾遒影響。曾遒取法顏勤禮碑，偶兼何子貞筆趣，子貞書法從篆分入手，上溯周秦兩漢，下至六朝南北碑，融合眾家之長，創新風格。梅樵則未溯篆隸北碑。用筆雖亦多澀筆，書風拙樸，但未若子貞筆勢雄奇、多變，而墨韻蒼潤，氣韻自然。

洪以南，臺北艋舺人，光緒二十一（1895）年，邑庠生。家道甚豐，聘泉州龔顯鶴舉人為師。乙未〈1895〉年曰據初回鄉，1896年考取晉江縣秀才。1905年買下李奎壁的洋樓即『紅樓』而遷移淡水居住。淡水第一位街長，對淡水地區有所貢獻。祖父洪騰雲事業有成，且不惜私財，捐獻社會事業，協助建大甲溪橋，創設義倉義塚，光緒四年戊寅〈1878〉劉銘傳請奏清朝皇帝，賜「急公好義」並詰封四品功典，建石坊於城內石坊街，「即現在的228公園內之『急公好義』石坊」，又聞公園內的「騰雲號火車頭」也是以他命名。

洪先生，工書、善畫，名動公卿。其詩，亦清遠，被推為「瀛社」社長，， 與洪雍平並稱「艋舺雙璧」。其書法最擅行草，詩人楊仲佐曾論其書風：「行草專攻顏魯公，晚年又入何氏室，更懸猿臂開強弓。」以其家素豐，乙未後，曾出資收求各邑散亡圖籍、碑帖、文物數千件。何子貞書體勢出入顏平原、李北海、北碑、二王父子之間，秀潤暢達，頗具清秀剛強之氣。洪以南書風則取自顏平原之筆勢較明顯，用筆之右側縱筆筆劃較寬厚強勁。與何氏秀潤的筆致相較，顯得雄強。（64）

鄭鴻猷（1856－1920）：鹿港秀才，各體書法皆精妙，頗得氣勢之美。

陳祚年（1864－1928）：為北臺開碑學書法之先者，詩文學識淵博，為近代臺灣書壇泰斗曹容之師。

羅秀惠（1865－1942）：清末舉人，精擅行草，用筆流暢，筆之意境清秀而有骨勁，與夫人蔡碧吟均享有詩名。

在日據時期，致力於書法推動，影響臺灣書壇的本省人士也很多，如目前旅居美國舊金山，今年已高齡九十歲的林耀西先生及住在臺北，高齡九十二歲的陳雲程先生等人，他們都是臺灣從事書法，自日據時代，發展至今的見證，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尊敬的賢達。而有更多的書家，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才逐漸凋零，相繼謝世。為誌先賢的芳名以表崇敬之意，茲就臺灣各地區按齒秩，且有資料可尋的，從北到南介紹如下：

李逸樵：1883－1946，書法出入晉唐各帖，愛好使用中鋒運筆，作品甚為內斂。

曹容：1895出生，享壽一百歲。

張國珍：1901－1960，早歲精於二王帖學，而後受廣東來臺書家區建公影響，涉及碑版之風。現在新竹地區許多招牌，張書作品甚多。

林成基：1908－1962，號秋陽，為基隆書道會創起人之一，曾負笈

東京，遍臨各體碑帖。

康灩泉：1908－1985，宜蘭頭城人，工書善畫，初臨唐宋各帖，再臨摹漢魏六朝諸碑，而且大力提倡碑風書法。

李普同：1918－1998，曾在本版名作賞析介紹。

施梅樵：1870－1949，名天鶴，與鄭鴻猷並稱當時鹿港之二大書家。

工詩文精擅帖學書法。

施壽柏：1893－1966，原居鹿港，後遷至臺中，書法精善漢隸及魏碑，致力書法提倡，曾創立中部書畫協會，後改組為鯤島書畫會。

蘇友讓：1883－1945，專擅六朝魏碑，據傳曾練鐵筆法。

張李德和：1892－1972，嘉義人，工於詩書，為赤崁女史蔡碧吟之後的一位女性書家。

駱香林：1895－1977，為日據以來難得之精擅詩書畫三絕的名人，書法風格清秀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