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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輒暴動的中國─七談」(二)談人民素質─甘仔轄鰲峰
2012/10/30 06:56:41瀏覽475|回應0|推薦18

二、談人民素質
一個一黨獨裁的威權國家,民眾得不到社會公平正義的不滿情緒,因無宣洩管道。所以動輒以暴動,或亦只能以暴力衝撞,來反抗政府的威權體制。「那民主國家呢?難道民主國家,群眾運動就不會形成群眾暴動嗎?」當然會。君不見,那些所謂歐洲民主先進國家,這些國家,那一個不是已實行民主政治幾百年。但近幾年來,由於有些國家經濟頻臨崩潰,失業率高升,使得政府不得不撙節開支,縮減民眾原本已擁有的社會福利。譬若,有"歐盟五豬"之稱的希臘。就因政府撙節社會福利,希望舉國百姓能共體時艱,以免讓國家經濟破產。然而民眾認為權益受損,便群起上街抗爭。而後是上街抗爭的群眾,因始終得不到政府的善意回應,結果群眾失去耐性,便變成了群眾暴動。但見得電視新聞上,街頭有如戰場上的一片烽火─民眾與警察互毆,民眾以汽油彈與石頭攻擊警察;而警察,則亦以水柱及橡皮子彈,驅散群眾。還有法國,英國,先前也不知道是在抗爭什麼,總之就是一堆青年上街聚集抗爭後;便是放火搶劫,攔路砸車,無所不為,胡作非為。

歐洲民主先進國家,其百姓經數百年民主法治洗禮,理當熟悉群眾運動的遊戲規則,卻何以其群眾如此狂暴?甚至群眾運動上街後,連一天的和平理性都沒有,即變成群眾暴動。根據電視新聞上的解析,大概是說─因為歐洲國家經濟不振,失業率高,或是青年看不到未來,或是民眾的福利被縮減;因而對政府不滿,引發群眾暴動。「青年看不到未來」「國家經濟不振、失業率高」..這是可以用燒搶打砸的群眾暴動,來解決問題的嗎?或是用群眾暴動,就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再說,歐洲民主先進國家,自十七、十八、十九世紀,數百年來仗其船堅砲利,劫掠世界資源;且藉佔領殖民地,抓捕土著當奴隸做牛做馬,得以讓其享盡榮華富貴。至今,這些"白種人優越論"的子孫們,就算是政府撙節福利開支;而其百姓的生活,相較世界各國,依然是相對優渥。再別說,像第三世界國家,像鬧饑荒的非洲,百姓吃不飽穿不暖,一年要餓死多少人。或是像中南美洲,像東南亞,像中國,還有多少童工,連唸書的機會都沒有,為了謀生,便得輟學去日夜辛勞的工作。因此對於群眾暴動這個問題,光從民主國家或是獨裁威權國家,去切入看待,似尚不足以充份解釋。或得,再從人民素質的角度去探討,方略可補其不足。

既要談關於人民素質的這話題,那就不能不先談到,關於人的「人格」。

「人格」是指一個人內在心理整合後,顯於外在的行為模式;且於不同環境中,這人格亦會影響一個人內在心理的思維與外在,行為的表現。按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的說法,其大意是─一個人的人格,是其內在的「原我」「自我」與「超我」之間,交互折衝下所形成。以下且先將此一個人內在的三個我,略加解釋:

「原我」:可簡單解釋為"原始的我"。即是內心充滿動物性慾望的我,就像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尚未退化的動物尾巴。因此「原我」的特徵,即是充滿動物對食慾的渴望,對性慾的渴望,領土慾的渴望,及掠食與防禦的攻擊慾等等。外顯行為,則是趨樂避苦,貪婪不知自制,好鬥,自私自利,極端的拜金主義與本位主義。

「超我」:則可簡單解釋為"超凡脫俗的我"。意即這是一個人內心中崇尚智慧,與更高心靈層次的理想的我。因此一個人內在的「超我」,通常崇尚聖賢之道,渴望擺脫動物性的慾望,而以高道德良知自許。外顯行為,則是自我節制的表現,利他主義,人道主義,民胞物與的胸懷。

「自我」:則可解釋為為"社會性的我"。因為一個人處在現實的社會中,不太可能以純粹的「原我」或是「超我」面對這個世界。而「自我」便是處在「原我」與「超我」之間折衝,有如天秤般的平衡這內在─"動物性的我"與"超凡脫俗的我"。於是當一個人內在的天秤,經「自我」折衝後,向「原我」傾斜;則這個人的外在行為,往往便是趨向「平庸愚劣」之行─如唯利是圖,好爭權奪利,且將己身利益置於群體利益之上。反之,當一個人內在的天秤,向「超我」傾斜之時,則通常這個人的外在行為,便是趨向「才智聖賢」─如在面對利益衝突之時,會自我節制;甚會有利他主義的行為,選擇寧利他而非利己。

簡言之,這一個人內在的「原我」「自我」及「超我」。筆者為容易理解,通常將其解釋為,是一個內在的「獸性」「人性」與「神性」。而一個人內在的「自我」將如何折衝與選擇,向「原我」或「超我」傾斜。這或有先天因素,與後天環境因素的影響。但先天的因素,是難以預測與改變的。唯後天環境的條件,如一個人生長的歷程與教育;卻也是影響一個人的人格重要的因素。當然,關於一個人人格的形成,尚有其他更詳盡的論述,若有興趣探討的網友,亦可再參考─如認知心理學者"皮亞傑",所提出的「人生發展八階段論」。

上文,已簡述關於人格的形成。現在就再將一個人,人格內在的「原我」「自我」「超我」,拿來與社會心理學者kohlberg,所提出的「社會道德發展三層次論(請參考,先前發表過的文章─藉「李宗瑞案」談台灣新聞媒體亂象─第三節)」來做對照。顯而易見的,一個人的人格,向「原我」傾斜的人;則其道德良知的發展,應是停滯在"前俗例層次",即低道德良知的階段。而一個人格,向「超我」傾斜的人;則其道德良知的發展,應是到達了"後俗例層次",即高道德良知的階段。根據康柏格,以美國社會為背景的研究發現,道德鐘形曲線的常態分配中,"前俗例道德層次"與"後俗例道德層次"者;約是佔了鐘形曲線的前後端,一成的人口。而其餘者,則歸類為"俗例道德層次",即一般道德良知者。另外康柏格的研究更發現,社會中最熱衷、參與群眾運動,比例最多的人,是"前俗例道德層次"的人。換做以人格來講的話,就是那些「原我」最強烈的人。次之,則是"後俗例道德層次"的人,即人格中「超我」比較強烈的人。但"後俗例道德層次者"參與群眾運動,其行為上,卻與"前俗例道德層次者"大大不同。

"後俗例道德層次者"雖亦常參與群眾運動,但其出發點,多半卻不是為了爭取已身的權益;而是見到社會公義無法申張,為受迫害的弱勢挺身而出。且因有人格中「超我」的自我節制。所以"後俗例道德層次者"參與群眾運動,其外在的行為表現,多顯得和平理性,與懷著悲憫之心並無強烈的情緒。但反觀"前俗例道德層次",因其人格中「原我」強烈;所以參與群眾運動,往往帶著或亢奮激動、或忿怒的情緒。群眾運動中高漲的情緒,再藉著「集體情緒」的感染;頓會讓整個群眾,變成一顆情緒的炸彈般。只要有個不慎擦槍走火,群眾的情緒炸彈,頓便爆炸。且低道德良知者,因人格「原我」強烈,更無法自制其行為。情緒一高亢,便恍若掌管理性與道德的腦額葉被切除般;頓時人性盡失,僅剩純粹的「原我」獸性。而這也就無怪,群眾暴動形成後,僅存獸性的群眾變成了暴民;然後就是─「你不給我糖吃,我就打砸燒搶,我就殺人放火。鬧得你天翻地覆,鬧得你國家崩潰,鬧得你社會崩潰,我也不管」。

譬若:去年底,英國的倫敦大暴動。起因是,警方射殺一名黑人幫派的毒販,結果群眾上街抗議,卻引發倫敦的群眾暴動。其中不乏英國的大學生。照理說,應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但這些英國的大學生,似乎連和平理性的訴求都沒有;而是群眾一聚集上街,便形成暴動。先是與警察對峙互相攻擊,後便是丟擲汽油彈,砸爛路邊的車子,頓讓街頭如戰場;甚至是群起闖入商家搶劫。有商家想保護自己的財產,甚至還被暴民,開車撞死。暴動之後,猶記得當時警方,還逮捕到一名闖入商家搶劫的少女。後據調查,這個少女還是個家境優渥,出身億萬富翁之家的富家少女。於是警方就好奇的問這少女,既不缺吃穿及花用,為什麼當暴民,闖入商家搶劫。而該富家少女,則是回說─「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要搶劫,所以就進去搶劫!」。另更有參與暴動的青年,更趁著暴動,不但搶劫,更強姦未成年少女。離譜的是,還有一名少女,是翌年倫敦奧運的形象大使,卻也參與群眾暴動,不但用石塊砸破商家玻璃,還用塑膠路障砸破警車玻璃。且該奧運形象大使的少女,還情緒亢奮的說「這真是最快樂的一天!」。聽聽這論調,還真像台灣的飆車少年。當警察盤問,被抓到的飆車砍人少年,少年還一付無所謂的說『心情不爽,想飆車砍人,就去飆車砍人啊』。說穿了,這些暴動的群眾,與其說是為伸張正義而上街,還不如說其只是把個人的利益,置於社會國家之 上;甚至,是進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的享受,縱放「原我」獸慾的自由。

歐洲民主先進國家,不管是去年英國的倫敦暴動,今年希臘的反政府撙節暴動,亦或是幾年前法國漫延全國的大暴動。若是拿其,相較於香港的「十二萬人反國教洗腦運動」及台灣的「野百和學運」「百萬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的和平理性。由此明顯更可看出,歐洲的民主社會,其民眾的自制力,似乎在迅速降低。一個人的自制力降低,顯示其人格中的「超我」力量薄弱,「原我」獸性強烈。而一個國家社會,民眾普遍的自制力降低,則顯示其社會中,高道德良知的"後俗例道德層次者"形成的制衡力量薄弱;反之,低道德良知的"前俗例道德層次者",所形成的狂暴力量,卻如排山倒海。此亦可昭顯,歐洲民主先進國,其人民的素質,似正在迅速的往下沉淪。而且老實說,筆者總有種感覺─總覺歐洲民主先進國家,似乎漸又要進入中古世紀那道德沉淪,智慧昏眛的「黑暗時代」。且由其群眾運動,動輒變成漫延全國的群眾暴動的現象來看。現在的歐洲民主先進國家,或也早不能再稱其為「先進國家」。因其人民的素質,倒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相去不遠。以下,就藉此人民素質為本,再談中國大陸的群眾暴動現象。



( 時事評論兩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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