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9 基隆靜坐共修部落－慧學法談 預習文

共讀範圍：《佛教的真髓》/ 第六章 法—佛教的實質內容 / 第一節 佛教即是「法」，pp171-175。

摘記共讀要點，如下：

一、依據「法」治國的君王(被稱「聖王或法王」)—印度阿育王、日本聖德太子。

一) 印度阿育王於佛法中受益，日後並將印度佛教推廣為世界佛教；透過考古文物—阿育王法敕文石柱等得知：其頒布「法」敕文、派遣「法」的大臣與使者到印度國內外，對當時全世界的人宣揚佛法，以期實現「法」。這些法敕文公告的對象可分為對一般民眾與佛教徒兩種。對一般人公佈的「法」，雖源出佛教的教義，卻也是其他宗教者、無信仰者，乃至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遵守的軌範；但對佛教徒頒布的則是佛教的「法」。對一般民眾方面的「法」雖不等同佛教宗教上的意涵，卻包含於佛教所說的「法」之中；其具體的「法」是：過純正清淨的生活，常懷柔和、善良的心，柔順地對待父母、師長，盡心協助朋友、親族與宗教家，誠實不欺，乃至慈悲愛護一切生物等。

二) 日本聖德太子由於修學佛教而悟得「法」，因而頒布「十七條憲法」作為國民應遵守的軌範。此「法」雖然並不一定專指佛教，但在「十七條憲法」第二條規定：「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條文中雖提及必須尊敬三寶，但其中以「法」為三寶的中心、為四生(一切眾生)的依靠、全世界人們究竟的歸趣。「十七條憲法」也成為佛法在日本發跡之源流。

(一) 《十七條憲法》(載於《日本書紀》第二十二巻，此書是日本留傳至今最早之正史)

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肇作憲法十七條。 

一曰。以和為貴。無忤(不牴觸、不違逆)為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長幼之間或上下級之間相處得很好)。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大意：訓勉臣民做人做事要以和為貴，上下鄰里間都要和睦相處，只有合作才能成事。

二曰。篤敬三寳。三寳者佛法僧也。則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悪(譴責和憎惡)。能教従之。其不歸三寳。何以直枉。大意：要敬奉佛法，頂禮三寶...。是將佛教定為日本國教的最初法條。

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萬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壊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慎。不謹自敗。大意：君臣之道有別...如果違背了君臣該有的道理與倫常，則天下就會大亂、國家衰敗。

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大意：朝中的臣僚間要謹守禮法，"禮"也是教化百姓的重要根本。這一條是將儒教定為日本的政治思想之模範的法條。

五曰。絶餮棄欲。明辯訴訟。其百姓之訴。一日千事。一日尚爾。况乎累歳須治訟者。得利為常。見賄聴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大意：要秉棄私慾，公平的審理百姓訴訟的案件，不能有徇私舞弊私收賄絡而陷人冤獄。

六曰。懲悪勧善。古之良典。是以无(無)匿人善。見悪必匡。其諂詐者。則為覆國家之利器。為絶人民之鋒釼。亦侫媚者對上則好説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无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大意：為政者要揚善罰惡，明辨忠奸.，明白奸邪之徒是敗亂國家致使大亂的根源。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奸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克有主宰、控制的意思；能夠克服妄念、邪念，就是聖人。)。事無大少。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寛。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為官以求人。為人不求官。大意：官職不宜浮濫，要任用賢明的人才，來擔任官員治理國家，要依官職的需求，去找尋適當之人才，而非因人的問題去設置官員的職缺。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監。終日難盡。是以遅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大意：早朝是為君者與臣下一天總理國政最重要的時候，不可以遲到早退；一但早朝遲到早退或是根本不臨朝，則政事必定出亂子。

九曰。信是義本。毎事有信。其善悪成敗。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萬事悉敗。大意：守信是義理的根本，身為臣子要能夠有信義在，有信義在就能完成任何的事；如果臣子間都無信義，那做什麼事都會失敗的。

十曰。絶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鐶无(無)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従衆同擧。大意：是勸戒人要放棄憤怒與執著的主觀意識，心胸要寬大要與人和平相處。

十一曰。明察功過。罰賞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宜明賞罰。大意：功過賞罰要分明仔細與適當。

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斂百姓。大意：勸戒國司國造(從大和時代中期開始，日本的地方行政體制最大的是所謂的"國"..等於中國的"省"...國司是該國的最高地方長官)要善待百姓...不可以假公濟私魚肉人民...要知道國家百姓都是君王的...臣子與百姓都是君王之臣民...所以擔任國司的人不可以去欺壓百姓。

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非以與聞。勿防公務。大意：勸戒擔任官職者之間要互相幫助，有任何的狀況都要互相告知使其執掌的事務，不因任何的狀況而有所中斷。

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悦。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後。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大意：勸戒諸臣子要秉棄忌妒賢良的心理...要知道忌材妒賢的思想會不斷的惡性循環下去....因為忌妒而使得賢良的人才無法為國家出力...將使得國家無法治理下去。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大意：放棄私情，秉公處事，是為人臣子必須要有的態度；如果徇私處事的話，就一定會妨害律法的推動，而使得政事出錯。

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従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大意：驅使百姓從事勞役時，要按照時節，要在農閒的時候，才能命令百姓進行勞役工作；如果農忙之時，就驅使百姓放棄農務而去服勞役，那麼就會破壞了年末的收成影響糧收，致使糧食短缺等問題。

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大意：為政者在決定事情的時候，要多多聽取各方的意見，小事就不用跟眾臣討論，如果是重要的大事，為了避免錯誤就該與眾臣討論商議。

（『日本書紀』第二十二巻　豊御食炊屋姫天皇　推古天皇十二年）

(二)如何界定-理解聖德太子的「法」呢？

1. 廣義而言：上述「十七條憲法」屬於廣義的「法」，十七條所記載的是人人(特別是公職人員)所應該遵守的軌範，所以，實質內容的理據是與日本的原始神道，及中國的儒家、道教、佛教的教義吻合。

2. 狹義而言：聖德太子的「法」，應指太子所研究、註釋、講說的《法華經》、《勝鬘經》、《維摩詰經》等佛法的教義。活用實證這些教義，是信奉佛、法、僧三寶的北傳大乘佛教徒之理想；而太子對這些教義的活用作為，也成為日本佛教的源流。(由於本書＜第十四章 佛教的終極目的(下)—日本佛教的特質＞（p426-p458），是以人物為主體作詳細說明，所以關於太子如何活用「法」？留待日後再研讀討論。)

二、依據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指出，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依日本歷史分期可分成四個時期：一、古代佛教(6世紀～1192年)，是從佛教傳入日本，經大和王權古墓時代—聖德太子的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平氏政權)。二、中世佛教(1192年～1568年)，是從鎌倉幕府時期—室町幕府時(南北朝—戰國時期)。三、近世佛教(1568年～1868年)，是從織田政權—豐臣政權—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四、近代佛教(1868年～現今)，是從明治時代—大日本帝國(1936-1947)—二戰後的日本國及至今。以下就楊氏所述摘記要點，及補充相關資料，供您參閱。

一) 古代佛教 (6世紀～1192年)，大和王權時代—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

日本自古就與中國有密切交往。在佛教傳入前後，日本還處於帶有氏族部落制的奴隸、農業社會，在文化上，日本雖已從中國輸入漢字與儒家經書，但流行範圍還是小；宗教上，普遍相信萬物有靈、崇拜祖先亡靈、盛行巫術，這種原始信仰，即所謂「原始神道」。 

日本的歷史發展之客觀趨勢，是需要建立一個比較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它的統一指導下迅速引進中國先進的文化，推進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日本「彌生時代(西元前10世紀~西元3世紀)」原有的樸素的文化與宗教型態已完全不能適應這一歷史發展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某些當政者(如聖德太子等)積極溝通與中國的邦交，引進中國文化，加強利用儒家理論學說，並把佛教作為中國文化的複合體和代表，積極加以扶持和利用。 

而關於佛教傳入日本之途徑有公傳（指通過朝廷傳入）與私傳（指通過民間傳入）的說法。中國佛教在４世紀傳入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等三國，其中百濟的佛教受中國南朝的佛教的影響較大；據成書於８世紀的《日本書紀》載，欽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年），百濟聖明王派使者進獻一尊金銅佛像及幡蓋、經論等，從此佛教在日本開始流行，時屬大和王權的「古墳時代(西元250年~西元710年)」。大和王權於西元593年「推古女天皇」即位，進入「飛鳥時代(西元592年~西元710年)」，聖德太子被立為皇太子，攝政，太子把佛教看作是治國、教育民眾之本。推古時其前後五次向中國隋朝派遣使者，第三次還派留學生和留學僧在中國長期學習文化典籍和政治制度，留學僧回國後在「大化革新(西元645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及至奈良時代(西元710年~西元784年)，由國家興辦的最著名的佛教事業是興建東大寺和國分寺。東大寺是聖武天皇發願興建的，天皇想借此提高中央朝廷的神威，以加強中央集權，還想通過東大寺和國分寺僧尼的誦經祈禱活動，保佑國家平安，五穀豐收。隨著中日佛教往來的頻繁，中國的佛教宗派中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成實宗、俱舍宗陸續傳入日本，以國都奈良為傳播中心，形成史稱「奈良六宗(或稱南都六宗)」，這六宗是以後日本佛教發展的起點。然然，此時期由於政治與佛教的關係密切，僧人受到優厚待遇，佛教界逐漸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 

簡言之，從欽明天皇十三年（西元552年）到奈良時代終了，其間約二百三十餘年。當時的佛教，從上面情況看來，按其性質完全可說是「現世佛教」；而作為現世佛教的結果，便是與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當時的佛教可稱之為「政治佛教」；自此以後，盛極而弊漸生。 

進入平安時代(西元794年~西元1192年)，為擺脫奈良時代舊佛教六宗勢力對朝廷的直接影響，遷都之際不許奈良的寺院遷入平安；並且積極支持遣唐僧最澄、空海入唐求法，回國後在日本特有的社會環境中傳播天台宗、真言宗，以對抗南都奈良的舊佛教勢力，因此天台宗、真言宗發展極為迅速，最後形成日本最澄系的日本天台宗，稱「台密(天台宗與密教結合，以比叡山延曆寺為總本山)」，與空海系的日本真言宗，稱「東密(以東寺為宏揚密教之根本道場而稱之)」之佛教型態。平安後期，隨著中上層武士勢力的迅速崛起，古天皇制日趨瓦解，社會危機四伏，內亂相繼，社會上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反映到佛教界，因此末法思想和淨土信仰特別流行，屬於天臺宗的僧人空也、源信、良忍等都提倡阿彌陀佛淨土信仰和念佛；其中源信所著《往生要集》系統彙編淨土經典語句，論述淨土念佛法門，開始提倡口稱念佛，對後世興起淨土信仰有極大影響。

二) 中世佛教 (1192年～1568年)，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時期(南北朝-戰國時期)。

鎌倉時代(西元1192年—西元1333年)是日本歷史上十分重要的時期，因為這時期建立了新興武士階層的政權—幕府；此後，以天皇為首的朝廷成了虛位。在文化上，興起了反映武士和一般平民思想的新文化，與此相應，在佛教方面，一些日本學僧適應時代特點和社會民眾的信仰要求，而對佛教經典進行新的詮釋和發揮，並結合日本傳統文化和習俗，成立了一些帶有民族特色的新佛教宗派，此謂「鎌倉時代的新興佛教(不是直接從中國傳入的，而是由日本僧人依據漢譯佛經和中國人的著作創立的) 」，如：源空(號：法然)創立淨土宗、親鸞創立淨土真宗、日蓮創立日蓮宗。另外，由幕府政權直接支持的中日禪僧陸續從中國傳入禪宗流派—臨濟宗、曹洞宗；其中，臨濟宗傳入日本的過程中，日僧榮西二次入宋，於南宋紹熙二年(西元1191年)受師(天童寺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虛庵懷敞禪師)印可並受法衣回到日本，成為日本臨濟宗開祖也起過重要作用，如：影響日僧道元於西元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也入宋，歷訪天童、徑山等處，之後得到天童寺高僧如淨禪師(被尊為曹洞宗第十三代祖)的印可，歸國後也大弘默照禪法—只管打坐，在坐禪時自然達到身心脫落，並否定燒香、禮拜、念誦等傳統做法，至西元1244年創建曹洞宗第一道場永平寺，成為日本曹洞宗初祖。這些新興佛教宗派在開始時，雖受到舊佛教宗派不同程度的壓抑，但是最後都被社會大眾接受，原因是為了吸引民眾，擴大影響而對社會習俗所需作出方便法回應，如：曾經被道沅否定的燒香、禮拜、念誦等傳統做法重新吸收到寺院法事儀規之中，並把密教誦念秘密經咒的做法和道教、日本神鬼信仰也引進曹洞宗，此後曹洞宗迅速擴展到日本全國。新興佛教宗派之作為也奠定了日本古代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 

室町時代(西元1338年—西元1573年；南北朝 ～戰國），室町幕府將軍足利氏的統治基礎脆弱，社會相對穩定時間很短，室町末期進入諸侯割據的戰國時間，即：於西元1467年足利義政時期的應仁之亂後，開始的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政局紛亂，及群雄割據的一段時期，可以說應仁之亂令日本政權進入戰國時期(1467-1615)，這期間佛教寺院被焚很多；雖然，在這個時期，曾由於幕府推崇禪宗，實行五山-十剎的官寺制度，禪宗迅速普及全國，並對文化發生多方面的影響。室町幕府時期將軍在京都追求安樂，禪宗就成為其伴侶，短時期沉醉於五山十剎的虛名，但不久京都再次成為兵馬蹂躪之地，寺院頹廢，僧侶逃散。及至織田、豐臣二氏政權時代，戰雲蒙蒙迄未平息，佛教各宗雖均衰落，但淨土宗、日蓮宗、淨土真宗卻在此時奠定了基礎。

三) 近世佛教 (1568年～1868年)，從織田政權—豐臣政權—德川幕府(江戶時代)。

從鎌倉武家執政到德川氏在江戶建立幕府，有四百餘年時間，在政治上形成極複雜的歷史，時南朝首都奈良及北朝首都京都的佛教古宗，雖曾留下了一些伽藍名寺，但到了織田、豐臣時代這些巨剎大寺一朝化為灰燼，因此就佛教來講，最後沒有留下值得一顧的東西。佛教在日本的弘傳過程，所經歷的法難，諸如：1)平安時代，平氏徵討南都，破壞佛教。2)在鎌倉時代，承元法難，打擊淨土宗信仰，日蓮宗也受到四大法難；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建永二年(西元1207年)源空與弟子受到迫害，他被流放到越後(今新潟縣)，過著「非僧非俗」的生活，娶妻，生有子女六人；至建歷元年(西元1211年)被赦後，曾到關東地區傳教，在農民、漁民、商人和武士中發展信徒；晚年回到京都從事撰述，對各地信徒進行指導；可視為促成日本佛教的世俗化原因之一。3)戰國時代，天文法難，日蓮宗二十一本山比叡山延曆寺遭到武家六角氏徵討焚燒，比叡山還遭到過織田信長(織田政權)的徵討焚燒，東大寺大佛殿也曾陷入戰火。4)乃至，於明治時代之近代佛教的發展，也受到明治政府下達「神佛分離」政策，開啟了「廢佛毀釋」運動，更促使舊新佛教宗派之消長。 

就德川幕府時期而言，其在強化中央集權統治體制過程中，通過為佛教各宗和大寺制定法規的方式—法度，主要的內容有：對各宗的住持資格、各宗本末隸屬(本山—本寺—中本山—直末寺—孫末寺)的等級組織關係等等的規定，及朝廷敕賜紫衣、上人號必須先得到幕府，乃至此後又向各宗發布綜合性法度，對出家手續、寺檀關係，及關於禁止基督教及改宗等等作出規定，也對於親鸞的淨土真宗承認其僧可以娶妻。其中，基督教於十六世紀傳到了日本，幕府當局曾招引以抑制新興的日蓮宗；然至十七世紀初，德川幕府執行鎮國政策，又排斥基督教，大行保護佛教，並以戶籍權委諸佛寺，令全國人各選一宗派而都歸屬於佛教，並予寺僧以各種特殊優遇，把佛教置於「准國教」的地位；時，佛教雖受德川幕府的保護而普及於民眾，各寺僧伽對於各宗義的講習也頗興盛，但一般都只具形式，生活上也多放逸不檢，因而遭到當時儒學者和神道者的批判攻擊，故排佛論遂大為抬頭。 

若從德川氏掌握政權以來到「王政復古」之明治新政府成立的政變為止，約二百六十餘年間，天下民心厭亂思治，不少僧侶以興隆文教為己志，且有人還俗歸儒、講論治國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禪宗的崇傳等直接參與政治，為政治所用對幕府的幫助很大。由於寺院當時與公家（朝廷）、武家（幕府）處於鼎立的狀態，德川氏對寺院與公家同樣看待，也給以虛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侶逐級升進程序在內的各種制度，獎勵學業；褒其名稱，增加寺田和寺領地，俾使其淪於柔弱境地，以利於武家長期統治。 

與此同時，神道也很興盛，「唯一神道」採用許多佛教教義附會神典，但對於「神國思想」的興起是有很大貢獻的。神國思想興起的結果，也影響到佛教，整個社會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無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與檀那這種關係強迫人家奉佛以興隆佛教，在古代是未曾有過的，更成為排佛之源，排佛氣焰日見高揚；但由於佛教各宗普遍出現戒律鬆弛，僧侶已有部分參與到俗政之中，恣於衣食之享受，而對佛教之盛衰，不介意；既使一些學僧迎合社會需要，吸收儒家理論觀念，提倡佛道不離日用的道理，在客觀上發展日本民族文化是具積極意義的，但卻大大促進了日本佛教的世俗化。 

整體而言，由室町幕府(足利時代)乃至德川時代，日本的禪宗、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真言宗在政權的支持與運用下還是有相當的發展；天台宗、真言宗依靠公家，禪宗依賴武家，淨土宗流行於武家和平民，淨土真宗和日蓮宗得到下層信仰，各在固定的地盤進行割據，長期停留在沉滯的境地。所以我們把這個時期稱為各宗持續的時代。總之，德川幕府時期，神、儒、佛、耶穌各教互相交錯，佛教具有壓制耶穌教的作用，儒教獨自與當時的政治結合，處於培養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輩出，各自分立學派門戶。而德川時代對佛教各宗下達的法度，對日本民族佛教特色的最後形成，產生極深遠的影響。

四) 近代佛教 (1868年～今)，明治時代—大日本帝國—二戰後的日本國及至今。

西元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首先就以神道為國教而令神佛分離，當時盛行王政復古思想並滲合歐化維新思想，而一時掀起了排佛毀釋的運動，寺塔遭受破壞和經典、佛像被毀的事件也不時發生，於是佛教界感覺到這是再一次法難的來臨，又日本國民大多數信仰仍在於佛教，各宗僧侶這時便漸覺醒而力謀振作挽回教勢，這時日本佛教因僧侶覺醒而有一大轉換的契機時期。 

當時由於西洋學術的影響，佛教僧侶也銳意圖新，故，一方面運用新的方法來從事佛教學的整理研究，一方面派遣雋才如南條文雄、竺原研壽等各宗學僧赴海外留學，並齎歸新的知識以復興佛教，一方面採用基督教的傳教方法，舉辦各種社會教育和救濟事業，漸次使佛教在社會上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而各宗優秀的學者也不斷出現，對於佛教教理研究的成績也日益豐富，為世界宗教界所注目。又各宗設立的佛教專科以上的學校也非常發達，對於佛教人才的培育，也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明治維新（1868～）以後規定的有關宗教之法規。明治政府除禁止天主教以外，於大教（指宣揚皇統神聖、皇道至上的神道教）宣布運動中，也抑制佛教等各教的弘傳。但因要求信教自由的聲浪漸高，〈大日本帝國憲法〉中始有信仰自由的規定，然而實際上仍受嚴格限制，如昭和十四年（1939）公佈施行日本宗教團體法，意圖監督、統制宗教。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GH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發布人權指令和神道指令，並廢止對宗教自由設限的法令，又下令一切宗教與國家政治分離。於是日本憲法乃重新確立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的原則，以宗教法人法代之，此新法不僅尊重宗教團體的自由和自主性，也關懷其責任與公共性。 

日本佛教宗派在明治、大正時代是十三宗五十餘派，至第二次大戰末期，合併為十三宗二十八派。現在各宗派又漸形擴張，據1955年《日本宗教年鑑》記載，日本全國現有的佛教宗派，為十四個宗系（十三宗加上無所屬宗）一六九個宗派。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日本國帶來全面改革的契機，佛教界也因而大受影響，為了因應急遽變化的價值觀及社會狀況，教化的方法及理念等也不能再因循不變，因此教團方面在意識及組織上不得不作改革，新制度大量被引入，寺院的運作方式也積極變更。 

戰後大環境所致，使既有各宗教團的教化活動已不敷需求，在強烈喚起民眾生命力方面，新興宗教的活動頗獲支持，其中如「創價學會」施行積極性的教化活動，從昭和二十年代（1950左右）起，其信徒人數大量增加。其餘的新興教團大致也在昭和二十至三十年代左右，以各自的教化方法積極弘揚以在家生活為中心的信仰。一時百家爭鳴，蔚成大觀。所以，既有各宗教團在新興宗教的強勢發展下，不得不以全新的風貌、體制相抗衡，佛教界全體因而在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皆有所表現。回顧近代日本佛教界的貢獻，可分為設立各級學校推廣教化，從事學術研究，纂輯經典，編撰辭典，致力大眾傳播事業，發行報紙，出版雜誌，從事佛教文學創作，或遊心於佛教美術、音樂等方面。而日本佛學界研究風氣熱烈，各種相關學會、研究會、研究所林立，數量之多，為世界之冠。

三、日本佛教是中國佛教的移植與發展，但由於受到日本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的制約與影響，形成了屬於日本佛教的民族特色。這些民族特色主要表現在：

一) 強烈的佛法護國的觀念。從佛教傳入日本，以天皇、貴族為代表的統治階級認為佛教可以鎮護國家、護持國土，故，特別重視佛教的祈禱現實功德利益的功能，通過造寺、塑佛菩薩像、寫經、誦經等向佛菩薩祈禱祝願。各宗教主和廣大僧俗都認為佛教可以鎮護國家、積福滅災，並主張佛教和國家密切結合，謂「佛法王法互守互助」。 

二) 神佛同體和一致論。原始神道是對大自然、祖先神靈崇拜與祭祀的一種素樸的宗教信仰型態，沒有固定的神社、神像，也無成文教義；在佛教傳入後，因受佛教的影響，才在各地建立起神宮、神社，後來也有了神像。在古代神道是一直依附於佛教的。七世紀佛教流行以後，興起「神佛會通」的思想，把神衹視為護法菩薩。及至鎌倉新佛教宗派中的淨土真宗、日蓮宗、禪宗等都有自己的神道觀念，把神道納入佛教體系之中。 

三) 鮮明的宗派意識。所謂宗派意識是指對本宗的自覺認同感、優越感和護教意識，與此相隨的是對外的排他意識。日本佛教各宗之間不僅有自己的判教理論，而且有嚴格的宗祖傳承世系、傳法中心、組織系統、土地財產；尤其江戶時代以後，各宗形成嚴格的本末制度、寺檀制度，更強化了宗教意識。 

四) 盛行念佛和唱題。在日本宗派中，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發展迅速，影響也大；它們強調主觀信仰，或提倡口稱念佛，或提倡對他力本願的信心，或提倡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題目。因修行方法簡單，容易得到廣大農民和其他民眾的信奉。 

五) 世俗化傾向。在奈良和平安時代，佛教界主要通行《四分律》；日本天台宗在最澄死後，朝廷准予比叡山建立大乘戒壇為天台宗僧人受戒，自此，日本天台宗僧只受大乘戒；時，全國流行兩種戒法。從平安後期開始，隨著中央集權的削弱和律令制的破壞，佛教界戒律鬆弛，律學已經失傳。鎌倉新佛教宗派都不強調固守傳統戒律；諸如：淨土宗宣稱善人惡人皆可通過念佛而滅罪往生。淨土真宗主張「信心為本」，「惡人正機」，僧侶過著非僧非俗的生活。日蓮宗的日蓮自稱「無戒比丘」，說惡人通過誦念題目也能成佛。江戶時代由於實行「寺請制度、檀家制度」，寺僧從事更多是俗事務，並且有不少學僧主張吸收世俗儒家倫理道德，宣傳「三教一致論(古代神道、儒、佛) 」，更推進了佛教世俗化的進程。 

四、在日本佛教之歷史長卷中，傳達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呢！

與您共勉踐行：續佛慧命的方法—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