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1/09/04 00:15:59瀏覽37｜回應0｜推薦0 | |
|
今年，多家出版方不約而同地推出了霍夫施塔特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這部近六十年前的著作為何迎來了出版熱潮？為什麼霍夫施塔特在去世五十年後依然被熱捧？燕京書評將連續推送王希教授的長文，今天是第二篇。
1890 年代的美國。在 19 世紀末期和 20 世紀初期，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美國風行一時。圖為美國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在做“老式放映機”的實驗。（圖源：視覺中國）
三 《反智主義》的寫作背景
《改革時代》出版時，美國政壇上的“麥卡錫主義”鬧劇剛落幕不久。從1950至1954年，共和黨新科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借冷戰的反共潮流，聲稱要清洗美國政府機構和大學、媒體、藝術界、公民組織以及工會中的親共分子，並利用參議院的聽證會，在國會主導了一部反共鬧劇。他繞開司法程式，任意傳喚嫌疑人，並利用人身攻擊、隨意指控等手段，對美國左翼力量和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和威脅。麥卡錫主義是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形成的政治保守主義的一種極端表現，它所製造的國內恐怖政治令美國自由派知識份子深感震驚。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52年、1956年兩次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連續兩次被共和黨候選人艾森豪擊敗。在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眼中，兩人的政治對決是新政自由主義與反新政的保守主義之間的對決，更是一場理性政治與反智主義政治之間的對決。帶有“知識份子”氣質的史蒂文森的失敗，說明“反智主義”已經在美國政治中占了上風，美國知識份子也因此面臨一種“世界末日的劫難” 。 [1]
1954年，麥卡錫受到參議院的懲戒倒臺之後，美國學界和思想界開始檢討美國為何會出現“麥卡錫主義”。最初的討論集中在冷戰時代國家安全與公民的言論、思想自由的關係上，爾後逐漸延伸至對“反智主義”的檢討。 [2] 1954年12月，威斯康星大學歷史學教授柯蒂（霍夫施塔特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在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主席演講，第一次深入地討論了美國歷史上的“知識份子”和“反智主義”問題。
柯蒂指出，雖然知識份子在美國社會中一直發揮著“批判、實驗和連接不同文化的橋樑”的作用，但大眾卻對他們抱有一種“懷疑（suspicion）、反對（opposition）或貶損（derogation）”的態度；這種對知識份子的偏見與反感由來已久，其形成受到相關美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包括教派之爭、邊疆文化、實用主義、大眾民主以及對自我造就的文化英雄的推崇等。柯蒂指出，當代反智主義卻是源於冷戰政治，麥卡錫主義以“一種兇狠惡毒的特殊形式”，通過對知識份子的迫害與壓制，將美國帶入“一個非理性和令人焦慮的時代”，不僅壓制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將他們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技術工具”，而且威脅到了美國文明的健康發展。 [3]
民主黨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他連續兩次被共和黨候選人艾森豪擊敗。（圖源：視覺中國）
柯蒂的演講於1955年1月發表，《社會問題期刊》隨後組織了一場筆談，邀請8名學者從不同角度來討論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筆談主持者將麥卡錫界定為“當今美國最顯赫的反智主義者”，將反智主義界定為“一種極為寬泛的社會態度或價值觀”，其特徵是反對“用科學和民主的方法來指導和控制（社會）變革”。參加筆談的歷史學家威廉·洛伊希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同樣認為，北美的歷史環境孕育了反智主義的文化；並指出，當代反智主義的高漲與知識份子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變得重要有關。 [4] 1959年，著名政治評論家西摩爾·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進一步指出，保守主義力量對大學知識份子的迫害以反共為藉口，根本目標是摧毀知識份子群體，因為後者力量的不斷壯大令他們感到恐懼。 [5]
這些討論顯示，當時的美國實際上是在同時進行兩場“冷戰”：一場是美國在國際上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冷戰；另外一場是國內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意識形態冷戰，焦點是美國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民主國家”和“自由社會”。在霍夫斯塔特這一代人看來，“極權主義”不光會在共產主義國家出現，而且也有可能在民主國家出現，麥卡錫主義的出現昭示了這種可能。
霍夫施塔特沒有參加筆談，但他比柯蒂和其他人更早地關注和討論了“反智主義”現象。1953年，當麥卡錫主義進入高潮的時刻，他在密歇根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首次討論了“反智主義”的問題。 [6] 當時，他關心的主要問題是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去智識化”危機——大學教師的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管理權掌握在外行手中，教授的自治權可以被“董事會任意合法地收回”，課程設置中充斥著大量的技能訓練，無法培養出尊重知識、尊重思想的人，等等。他將高等教育的失敗歸咎於美國人對“民粹主義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的迷信。在他看來，這種形式的民主貌似追求“平等”，實際上卻是一種受膚淺的大眾情緒支配的政府形式，居心叵測的政治野心家通過對現代媒體的操縱，製造出草根“暴政”，以此恐嚇知識份子，而普通民眾則對這一切渾然不知，不僅聽由民粹主義政客擺佈，而且還將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份子視為破壞國家安定團結的惡人。 [7]
柯蒂、洛伊希滕堡、李普塞特以及其他人在同一時段對反智主義的討論，對霍夫施塔特的思考無疑是有影響的，尤其是柯蒂的演講。如果仔細比較一下柯蒂1955年的演講與霍夫施塔特的《反智主義》，可以看到兩者在主題上的重疊。儘管如此，《反智主義》不是對他人觀點的簡單重複或擴展，而是在一個新的研究框架下利用豐厚的史料支持，對美國歷史上的反智主義所做的全面檢討和分析。霍夫施塔特認為，雖然反智主義很少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思潮，但反智主義的影響卻無孔不入，滲透在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深深地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和行為。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美國興起和氾濫，原因之一是美國提供了適合它生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 [8]
四 “反智主義”和“知識份子”的界定
什麼是“反智主義”？這是霍夫施塔特在《反智主義》書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霍夫施塔特認為，反智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對思想的輕蔑”（disrespect for mind），但它不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主義”（-ism），而更多的是一種“態度”（attitude），即一種由“不同特性組成的複合體”（a complex of traits），其共同特徵就是對“知性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和那些奉行“知性生活”的人抱有反感與懷疑，並始終貶低這種生活的價值。 [9] 為了說明這一觀點，霍夫施塔特在第一章裏列舉了十數種“反智主義”現象，其範圍從民間對學究式人物的嘲諷，延伸到艾森豪總統對知識份子的反感、麥卡錫對國務院專家的攻擊和右翼勢力對大學教授和專家的抨擊等。
他同時指出，反智主義並非一定是一種“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而且反智主義的領袖人物，甚至會是一些“深切關懷思想的人”。他們既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那些在政治立場上截然對立的群體——如三K黨和美國共產黨、資本家和工會領袖等——可能同樣分享對知識份子的反感和仇視。為此，“反智”是一種特殊而普遍的美國態度，並不只限於某一社會階層或某一文化背景的群體；而且“反智主義”也不是一種天生的邪惡力量，它實際上與許多“善業”（good causes）聯繫在一起。正因為如此，它才能夠如此長久地深入人心，滲透在美國社會與生活中，所以反智主義的批評者需要將它“與它賴以生存的仁慈衝動分離開來”。 [10]
那“反智主義”的對立面——“智識”（intellectualism）和“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intellect）——又應該如何界定呢？什麼是“智識”？誰是“知識份子”？柯蒂在1954年的演講中指出，“知識份子”是一個包容性寬泛的概念，從殖民地時期的“知識人”（man of knowledge）到19世紀末期社會主義者所稱的“腦力勞動者”（brainworkers），再到當下的原創性作家、文學批評家以及在大學裏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學者等，都可以被包括在內。 [11]
霍夫施塔特則不這樣認為。他對“知識份子”的定義更加嚴格。在 1953 年於密歇根大學發表的演講中，他將“知識份子”生動地界定為那些“在晚餐之後大腦（mind）很可能繼續處在活躍狀態之中的人”。 [12] 在《反智主義》中，他則指出，只有那些通過自己的思想、藝術、研究和寫作的創作來表現思考、批判、探索和懷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稱為是“知識份子”。這是一個相當苛刻的標準，即便在學術界，也並非人人都能夠被稱為是知識份子；而在霍夫施塔特的眼中，“律師、編輯、工程師、醫生，甚至某些作家”以及大學裏的許多教授都不能算做是知識份子，因為他們只是“以理念為生，而不是為理念而生”。所以，理智生活、懷疑與批判精神、對思想的崇尚、對真理的追求，不僅是“智識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識份子”的標誌。
為了說明他的觀點，霍夫斯塔特特意對“聰明人”（a man of intelligence）和“知識份子”（a man of intellect）做了對比和區分：聰明人心靈手巧、悟性極高，而知識份子不僅具有領悟力，而且更能做理性思考；聰明人使用現實手段解決實際問題，而知識份子則具有批判能力，並善於做創造性思考；聰明人關注部分和眼下，知識份子則思考全局和未來。 [13] 霍夫施塔特還進一步指出“知識份子”具有的一些特質——他們擁有永無止境的“好奇心”（curiosity）、醉心於智識工作的“玩興”（playfulness）和追求真理的“虔誠”感（piety），但他們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以集體的方式扮演著一個民族的“道德觸角”（moral antennae）的角色。他們在公眾尚未意識到之前就考慮和提出社會需要關切的基本道德問題，所以他們比其他社會成員更多地關注價值觀的問題。因此，“知識份子”總是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規蹈矩的人，因為他們生活的意義不是為了掌握政權或獨霸真理，而始終是在“對新的不確定性的追尋”之中。 [14]
基於這種對“反智主義”與“知識份子”的界定，霍夫施塔特對20世紀50年代的“反智主義”的起因做了探討。他認為，在當代保守主義對知識份子進行的現代十字軍式的討伐中, “共產主義不是目標，而只是工具”；保守主義真正希望懲罰的，不是來自蘇聯的共產主義影響，而是來自美國本土的新政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踐，因為後者比外來的激進主義更具有威脅性。 [15] 他借助在《改革時代》一書中使用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對當代“反智主義”的思想內涵進行了剖析，認為反智主義所包含的諸多內容，包括對新政的憎恨、孤立主義外交思想、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對教會現代化的反感以及對福利國家和聯邦經濟管制的反感等，起源於對現代美國的恐懼和對逝去美國的懷念。
在此，他幾乎將20世紀50年代的反智主義者等同於19世紀末期的平民黨人，認為前者分享了後者曾經有過的政治心理狀態，把即將逝去的美國看成是一個理想世界，因為它擁有孤立主義帶來的安全、鄉村生活的寧靜與舒適、新教主導的文化傳統和蓬勃生長的工業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當代的保守派對新政以來的現代美國抱有一種真實的恐懼感，為了捍衛昔日的舊夢，不惜擁抱各種陰謀論，集合在“反智主義”的旗幟下，與羅斯福新政頑強地進行著一場“地下反叛”（an underground revolt），而麥卡錫主義的出現給了他們一個絕妙的渲泄和爆發的機會。
在這裏，霍夫施塔特還討論了一個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情形相似的國際原因，即外來思想的“侵入”。如果說，外來思想的早期侵入，是美國在1898年美西戰爭後捲入國際事務的結果；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的“美國積極主義”（American activism），則為更多新的外來挑戰打開了大門。美國人原以為其他國家和人民在美國思想的影響下“會放棄……意識形態，接受我們的民主形式，並將之運用來……努力追求幸福”，沒有想到曾經崇尚美國的其他人民會反過來挑戰美國的傳統，而美國社會完全沒有做好應對這種形式的外來挑戰的準備，因而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霍夫施塔特用他風格獨特的犀利語言寫道，“美國人在享受因他們的激勵而帶來的勝利的同時，也在吞下激勵所帶來的失敗的苦果。”以麥卡錫為代表的國內保守派非但不明白美國問題的根源所在，反而將美國面臨的困境怪罪於國內知識份子對美國政治的無能與腐敗的無情批判，從而將知識份子當成替罪羊，置於整個美國社會的對立面。在霍夫斯塔特看來，保守派建立的這套“虛構的和完全抽象的對立狀態”（a set of fictional and wholly abstract antagonisms）不僅將知識份子妖魔化了，而且將“愛國主義”和“反智主義”情緒揉合在一起，將美國人推向一種“虛構世界”（mythology）之中，致使整個社會無法進行關於真相的常識性討論。 [16] 在他看來，這是美國面臨的真正危險所在。
五 宗教生活與“反智主義”
為了梳理“根植於我們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反智主義，霍夫施塔特選取了宗教、政治、商業文化和教育這四個領域作為“美國生活”的主要側面。雖然他沒有解釋為何選擇這幾個領域，但不難想見它們與美國人生活的密切相關性，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美國人生活中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經濟世界和“智識”世界。
在對美國歷史上的反智主義的討論中，霍夫施塔特將宗教列在第一位，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為宗教似乎與“反智主義”的關聯不大。但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卻顯示，殖民地和早期美國的宗教教派之爭正是反智主義在美國的源頭之一。
北美殖民地從一開始就缺乏歐洲王權國家中的統一宗教建制。雖然早期的清教教士在新英格蘭地區構成了一個“有學識的、能寫會道的”智識階層，還建立了哈佛學院，但他們內部並不統一，對浸信會、貴格派等異教教派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容忍。 [17] 教派衝突在18世紀上半葉第一次“大覺醒”時達到一個高潮，而殖民地的擴展和經濟生活的多元化更推動“正統”教派迅速走向衰落，以福音派為基礎的奮興派牧師（revivalists）乘機取代了傳統的“智識派”教士。奮興教派的佈道者出身普通，自學成才，利用感性色彩極濃的佈道方式將被傳統“正統”教會排斥在外的信眾吸引過來。到美國革命發生之時，自由和開放的環境激化了教派之爭，導致了宗派主義（denominationalism）的產生，新教教會的形式和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變成了一種“自願性組織”，對所有人開放，無須在教會或牧師面前證明自己的宗教虔誠感。
到19世紀上半葉“第二次大覺醒”發生時，宗教多元化和自由化已經成為美國宗教文化的特徵，早期宗教中的“智識”階層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18] 19世紀的教會為擴大規模，贏得教友的忠誠，奮興主義者提倡對“普通人”（simple people）用“簡單思想”（simple ideas）佈道，拋棄了傳統教士對教義的智識討論；牧師不再被視為上帝旨意的解釋者，而被降低為宗教社團的司職人員。 [19] 與此同時，福音派借助領土擴張和市場革命，深入新開發的西部和新興的城市，利用市場革命產生的商業化機制來普及宗教皈依活動。類如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這樣的新派佈道師，也採用適合普通民眾的佈道方式，將《聖經》故事與小鎮日常生活結合起來，贏得信眾的狂熱吹捧，但這樣做也加速了宗教領域的“去智識化”。 [20]
然而，進入20世紀後，隨著教育的普及、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國家內部流動性的增加，奮興主義教派也遭遇了世俗力量的挑戰並產生了內部分裂。20世紀20年代，奮興主義教派力圖捍衛自己在美國的宗教地位和在美國人生活中的影響力，與不同的世俗改革力量圍繞達爾文進化論和理性主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這場科學與神學的對決中，由鄉村和小鎮民眾組成的傳統美國發起了一系列對現代美國的抵制，包括第二波三K黨運動、禁酒運動、斯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以及1928年總統大選等。但這種“對現代性的反叛”最終是徒勞的，反而幫助建構了新的都市政治力量，最終為羅斯福新政的來臨準備了選民基礎。 [21]
霍夫施塔特對20世紀初福音派宗教勢力反對現代性情形的描述，非常生動，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令人想起21世紀初美國政治的相關情形。但霍夫施塔特的用心，在於說明宗教保守主義與麥卡錫反共主義之間的精神聯姻。換言之，宗教保守主義之所以成為美國反共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為它將信仰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視為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信仰體制，至於美國是否真的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或共產黨人是否真的在美國存在並不要緊，所以在這種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設定中，所有真實世界中的現實問題，也就被無一例外地轉化成為“一場精神決鬥”（a spiritual Armageddon），宗教情感深厚的美國人也因此被帶入一種走火入魔的反智主義陷阱之中。 [22]
六民主政治中的“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出現，也經歷了一個類似草根派取代精英派的過程。在霍夫施塔特眼中，美國建國者一代人可被視為一個“知識份子”群體，因為他們富有學識，推崇理性，崇尚科學。這個“貴族精英”（patrician elite）群體，不僅創建了美國的政治體制，而且還成為了第一代領導人，所以早期的美國政治是一種“紳士政治”。但隨著政黨政治在19世紀初的興起，“大眾民主”（a popular democracy）取代了精英政治，傑斐遜的民主思想在激發其支持者參與政黨政治的同時，也賦予他們抨擊精英政治、反對地位差別的勇氣。 [23]
在1828年總統大選中，擁有哈佛學位、崇尚歐洲文明的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被出身寒微、行為魯莽、靠戰場軍功出名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擊敗，早期的精英政治就此謝幕，讓位於延續至今的“大眾民主”。隨之而來的“傑克遜民主”，將分贓制（獲勝政黨獨享公職任命權）、公職輪回制（政府公職不由固定的精英階層擔任）和恩惠制（政黨根據黨工忠誠程度分配利益和官職）等帶入美國政治之中，在體現“民主”的同時，也強化了“反智主義”；政府成為了一種由政黨控制的、必須分享的公共財產，而企圖保持獨立的知識精英則被排除在政黨體制之外，失去了與“反智主義者”抗衡的平臺。 [24] 重建時代不願與兩大政黨為伍的“獨立派”，企圖恢復新英格蘭文化傳統和清教倫理，推動聯邦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痛斥政黨腐敗，但在對手使出的“平等主義情感、政治機器的貪欲以及反智主義”的殺手鐧面前，他們毫無招架之力，還被對手恥笑為是女人氣十足的遺老遺少。 [25]
知識份子重新進入美國政治是在20世紀開啟之後，但此刻的“知識份子”構成已經發生了變化。舊式“知識精英”為新的受過專門訓練的“專家”所代替，而工業化和現代國家管理的複雜性也要求政府借助擁有專門知識的專家的幫助。進步時代擔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和威爾遜對知識份子也多少抱有同情之心，但“知識份子”最終進入到政府之中並受到重用還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時代。雖然作為專家的知識份子實際上並沒有掌握實權，但他們能夠成為總統智囊團的成員，並能對掌握實權的人施加“一種廣泛而關鍵的影響力”（a pervasive and influential influence），已經是知識份子所取得的巨大政治進步。 [26]
然而，他們對政府權力的參與也刺激了新一輪反智主義的興起。保守派將知識份子變成了美國失敗的替罪羊，選民中的“反智主義”與反精英的平等崇拜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打擊知識精英的“民主”力量。在1952年、1956年的總統競選中，艾森豪大勝史蒂文森，近乎於複製了1828年傑克遜戰勝約翰·昆西·亞當斯的一幕。儘管不喜歡知識份子，艾森豪和保守派共和黨人，卻沒有拋棄對知識份子的使用。霍夫施塔特認為，當現代美國社會的治理越來越需要知識份子的時候，知識份子如何處理與權力的關係越來越成為了“一個尖銳和充滿矛盾的問題”（an acute and paradoxical problem）。 [27]
七 經濟和商業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在“實用性文化”（The Practical Culture）的標題下，霍夫施塔特討論了美國商業、商業文化以及相關領域中的“反智主義”的歷史發展。“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出自20世紀20年代美國總統柯立芝之口；但自殖民地時代起，商業與商業文化就一直是美國生活的重要內容。在美國歷史上，商人與知識份子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一種相互反感和敵視的緊張關係之中，但兩者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商業活動是美國經濟的主幹，由此產生的商業行為和心理習慣，影響著大多數人對待文明和宗教的態度。邊疆生活的經驗和商業競爭的需要，使美國人養成了做事講求實用、相信直接的經驗、反對空談或抽象思辨的行為習慣，而政治上的“共和主義和平等主義”則始終賦予美國人“一種充滿活力、生機勃勃、富有創造力的心態”。在大眾文化中，自我造就的成功者與白手起家的創業致富者是美國人的文化英雄。即便是馬克·吐溫小說中的人物，也反映出實用主義文化的重要——學究氣十足的湯姆·索耶（Tom Sawyer）代表著“智識”文化的不現實性，靈活機智的哈克貝利·芬（Huckleberry Finn）因善於處理現實問題而被視為土生土長的美利堅智慧的象徵。 [28]
隨著商業主導了19世紀的美國生活，對憑自力更生（self-help）而發家致富者的推崇便成為一種民間文化，實用性也成為美國教育的宗旨。公立教育中的人文課程，不僅被認為是在浪費學生的時間，而且還被認為是在誤導學生養成不必要的雅興。雖然在20世紀，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將商業成功與商學院的訓練掛鉤，但商業界對學術界的傳統懷疑依舊存在。 [29] 早期的農場主人口中還有一些受過教育、致力於鼓吹農業技術的紳士農場主，但現代的底層農場主對子女接受大學教育並不熱心。
在這一部分中，霍夫施塔特還考察了工運和激進運動中的“反智主義”。他注意到，激進知識份子與勞工的關係並不融洽，因為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將工會視為改造資本主義的政治工具，而行業工會本身希望追求的經濟目標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擴大自己在資本主義體制的利益分享，兩者在政治宗旨上並不投緣。此外，為贏得工會的信任，來自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必須放下身段，“在思想上去階級化”（declass themselves spiritually），這樣做實際上導致了知識份子在人格上的“自我貶低和自我異化”。美國共產黨這樣的激進組織更是具有“反智主義”的特徵，因為它堅持單一的意識形態，不容任何思想異見，這一切令知識份子在其中難以立足（在論述最後一個觀點時，霍夫施塔特除了列舉許多左翼美國作家在20世紀30、40年代脫離美共的例子之外，也一定想到了自己年輕時代與美共短暫交往的經歷）。 [30]
八 教育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霍夫施塔特討論的第四個美國生活側面，是美國的公立教育。在1953年於密歇根大學發表的演講中，他已經對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反智主義”提出了批評和警告。在《反智主義》一書中，他將批判的焦點集中在公立學校的師資、管理、課程設置和教學改革等問題上。霍夫施塔特認為，建國者一代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教育與共和國存亡的關係，因而十分重視建立國民教育體制。然而，19世紀的美國公立教育總體來說是失敗的，因為它一直在一種“不健康的”環境下成長——低廉的教師待遇、破敗的校舍、“去智識化的課程設置”（de-intellectualized curricula），以及對擁有優秀資質的學生的忽視等。與高等教育一樣，因為受到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影響，公立學校的運作一直為地方政治所控制，教師素質不高，教學內容枯燥無味，並不注重對學生的“心智”（mind）的訓練和培養。
在講求“平等”和“民主”的環境下，美國教育的管理者和改革者拒絕把教育視為一種培育“上流文化”（a high culture）的過程，而始終強調教育的實用性，將教育的目的設定為培養“誠實、勤奮、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有用公民，以教會學生實用的生活和專業技能、擴展他們的“社會機會”（social opportunities）為目標。這種耗時長、低水準、低要求的公立教育，對於來自貧窮家庭的學生和具有優異才能的學生來說，都是一種時間上的浪費（因為前者需要及早進入就業市場，後者需要及早進入大學深造）。 [31]
20 世紀初的教育改革，將高中變成了美國中學強制性教育的一部分，從而改變了教育的性質。在古典人文教育和實用教育兩種教育理念的競爭中，後者取勝。所謂“生活適應”（life-adjustment）教育的課程設置被引入，以加強學生的生活技能訓練。這種將中學教育與為大學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脫鉤的做法，極大地降低了公立教育中的“智識”內容。此外，教育的標準不是提倡優秀，而是講究平等，向能力弱的學生看齊。霍夫施塔特認為，這種新型教育表面上看是民主、激進的，實際上卻是保守、落後的，極大地助長了中學教育領域中的“反智主義”；注重平等的教育，實際上催生了美國教育的平庸，致使其在智識訓練上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和蘇聯。 [32]
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霍夫施塔特專辟一章來討論美國教育改革的領袖人物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他認為，杜威的原意是希望學生使用心智（mind）作為工具來解決現實中的各種問題，強調智識與行動能力的“雙重並進”，從而在一個與現實接近的環境中將兒童教育改造為一種“社會重構的主要力量”。杜威從來沒有提倡過“無方向的教育”，但他也未能提供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實用標準，所以最終沒有解決培養學生的標準和方向的問題。霍夫施塔特對中小學教育的最大批評是，教學改革在強調民主和平等的同時，降低了對智識能力的訓練，打擊了優秀學生追求高質量的學術成就的志向與勇氣。其結果是，學生普遍缺乏獨立思考的勇氣和能力，很容易成為“順從”文化的俘虜。 [33]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