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很喜歡王安石的一首詩《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中所說的瓜洲那段水道，原本是個浩瀚浪高的江面，李白曾在一首詩中描寫道：「白浪如山那可渡」，可見唐時那段江面的壯闊景象，後來，因為水道不斷淤積南移，江中的瓜洲島漸漸露出水面，到王安石所在的宋朝時，瓜洲已成為繁忙的渡口，可供行旅泊船了。

鐘山，就是今天南京的紫金山，王安石第一次被罷去宰相職位後，回到南京做官，便住在那裡。

王安石原本很得宋神宗皇帝的器重。神宗是個聰明而想有所作為的皇帝，他知道非推行有效的改革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召見王安石、聽取他一番改革見解後，一拍即合，重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可到後來，在反對變法的激烈聲浪面前，神宗態度一度搖擺，將王安石罷相，第二年，又讓王安石官復原職。王安石寫這首詩就是在這次赴京復職的路上，行船夜泊瓜洲。

王安石在宋朝當時乃至後世很長一段時期裡備受爭議，究其根由，就是因了他所推行的變法。比如，林語堂就曾在《蘇東坡傳》一書中，對王安石的變法乃至他這個人都很不以為然。相較而言，北大歷史系鄧廣銘教授對王安石的分析和評價就客觀和中肯得多。鄧廣銘教授曾寫了一本書《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書中文采也許不如林語堂的，但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卻深入而細緻得多。平心而論，王安石的變法總體上是好的（包括一些想法是好的，實行中有出入），切中當時的社會積弊，發展生產，加強理財，扭轉了國家積貧的局面。

可是，王安石終究壯志難酬，變法失敗，以我讀書的粗略印象來說，大概有三個原因吧。一是受到當時地主豪富階層、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和阻撓；二是神宗迫於時局，態度搖擺，未能鐵腕支持變法，尤其是，在他身後不能確立一個能夠繼續推行改革的繼位人，以致他一死後，王安石的變法被全部廢除，既便對國家百利而無一害的也一點不留；三是王安石變法的某些具體措施還有完善的空間，在實行中發生了一些偏差，同時，在用人上也出了一些問題。

這裡，忍不住要說一下當時的反對者，比如司馬光、蘇洵、蘇軾等這些人。蘇洵就是蘇軾的父親，他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辨奸論》，蘇洵在文章中把王安石說得很不堪，有一句話用今天的白話說就是，王安石「穿著下人才穿的衣服，吃著豬狗才吃的食物」，蘇洵進而分析說，一個人如果行為舉止過於出離、不近人情常理，這個人必定內心虛偽而奸邪。這未免太武斷了，用來說王安石顯然是錯的。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這個國家，他穿不講究，吃不講究，說明這個人在個人需求上放得很低，這種不拘小節，又怎能作為證明他「奸」的證據？

王安石變法不成功挺重要一點，壞就壞在帶頭反對者中包括了當世非常有名望的人，特別是司馬光，操守學養都沒得說，很受推崇和敬重。可是不得不說，王安石配得上文學家、政治家、改革家，而司馬光只能算是歷史學家，或和文學家擦上邊。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有一套，在治國上輸王安石太多。這裡舉一個例子，北宋神宗當政時，北方強鄰崛起，邊患已相當嚴重，王安石推行的變法中很重要一條就是為了強兵，他曾經有過一個吞滅西夏契丹恢復漢唐疆域的戰略構想，而要實現這雄心壯志，都必須以變法的持續推行和成功為基礎。北宋和西夏間互有攻伐，後來北宋收復了幾個失地，到司馬光當宰相時，他非常擔心西夏又派兵來奪，而他消除擔心的辦法不是加固工事、增兵守衛，而是主動撤兵，把那些辛辛苦苦收復的戰略要地拱手送給西夏。天啦！他把國家利益、為收復失地流血犧牲的戍邊將士置於何地？

北宋在文弱無力的統治下更加疲弱，終於被金攻破首都，太上皇、皇帝也被擄走，逃過長江南岸的南宋王朝苟延殘喘，很快就忘卻了靖康之恥，西湖歌舞無休。這時距王安石寫這首詩不過五十幾年的光景。當日，剛被復相的王安石赴京就職，他站在泊船上，仰望天上的一輪明月，心中無比感慨，這次復職，說明皇帝對自己的前期變法工作好象又肯定了，可是經歷了此前種種攻擊和反對，嘗盡了官場冷暖、兇險變幻，幾次辭相又終究不能辭成，這次赴京不知前景又會怎樣？能做多久？自己還能全身而退嗎？唉，也許這美麗的江南春色才是自己最好的歸宿，明月啊，幾時照我回返？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讀到這句詩的時候，許多人總是倍生感慨。或許，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保有一方魂牽夢繞的心靈居所，那是物化的精神樂土，在那裡，也許曾安放了什麼？或是寄託了什麼？許是得到了什麼？又或是失落了什麼？想回去，可歸程又是那樣的難，你想像著那岸邊的綠葉漸黃、黃了又綠，這時似乎只有天上一輪高掛的明月懂得你，你望向她：明月啊明月，什麼時候照亮我回去的行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