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1 聯合報 第15版 民意論壇

　刑事警察局日前宣布三一九槍擊案有「重大突破」，筆者認為本案相關證據調查、事實認定或是動機判斷等，均待繼續調查，尚難遽下結論；且檢警對已死亡而無法再抗辯之陳嫌實施偵查作為，也暴露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的不合理處。 　犯罪嫌疑人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訴訟基本權之保障，仍享有陳述意見與辯護權利。但陳嫌已經死亡，顯然無法再為自己辯護，也不能再聘請律師為其抗辯，刑事訴訟上法官、檢察官及被告的三角關係，自然因欠缺一角而失衡。 　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雖得獨立為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當其面對受有法律專業訓練、偵查實務經驗豐富之檢警人員有計畫偵訊，甚至只是單純想息事寧人考量，自無法期待嫌疑人家屬將為其辯護或選任辯護人。 　在強制辯護案件中，雖然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僅限於審判中，偵查中的案件（如本案）便無法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二條雖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但要求職司訴追工作之檢警去注意「被告有利」之情形，實不可期待。 　簡言之，若死亡嫌疑犯的家屬無法成為其最後且唯一的依靠，單憑一個抽象、難以操作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規定，實難期待檢警將如何保障其權益，特別是名譽權。更有甚者，一旦此類「以死人破案」模式被廣泛運用，除造成檢警偵查怠惰、使死者背負莫須有惡名外，刑事訴訟追求真實及保護人權之核心目的亦將遭破壞殆盡。 　至於警方公布陳嫌妻子出面道歉的錄影帶，除了涉及偵查不公開原則外，陳妻究係共同被告、證人抑或是無涉本案之關係人，亦將使該錄影帶之效力，分別成為被告自白、證人證詞或真的僅是道歉啟事。若是自白或證詞，則因係未經交互詰問之證言，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警察機關草率、作秀式的公布此一道歉錄影帶，除使陳嫌權益再度受到侵害，並又戕害了刑事訴訟制度。 　綜上所述，當嫌犯死亡無法抗辯而成為「沉默的嫌犯」時，由於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無公正第三人為其辯護、維護其名譽權，他的身後名遂成為集體受過之犧牲品。歷史上有很多「沉默的嫌犯」，只是這種事還要發生在廿一世紀的台灣嗎？

本篇文章轉自 博士博 YouCute部落格 http://www.youcute.com.tw/pospo/index.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