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以前是封建農奴制社會，達賴喇嘛是最大的封建農奴主。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具有封建農奴制的一般特徵，又保留著較多的奴隸制殘余。這是一種比歐洲中世紀農奴制還要殘酷、黑暗的社會制度。保護和維繫農奴主經濟利益的是神權與政權相結合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從精神和政治上對人民實行統治和壓迫。西藏地方政府，藏語稱“噶廈”，意為“發佈命令的機關”，由地位顯赫的僧侶和貴族組成，並擁有一套等級森嚴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按血統貴賤，身份高低，把人劃分為三等九級。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噶廈政府，是貴族、僧侶聯合專政的政權組織，設噶倫四人，三俗一僧。“譯倉”和“仔康”是其最重要的兩個機構。“譯倉”設大秘書四人，均為僧官。它負責處理一切印信文書。負責僧官任用事宜，協調寺廟與政府的關係。“仔康”全為俗官，負責管理地方財政、發佈政令和俗官的任用培訓等。

　　噶廈政府下設基巧(專區)和宗(縣)。

　　農奴主由寺院(上層僧侶)、官家和貴族及其代理人組成，號稱“三大領主”。歷代被封為貴族的大約四百家左右。一九五九年以前，噶廈系統共有貴族一百九十七戶，其中大貴族二十五戶，中等貴族二十六戶，小貴族一百四十六戶。擁有經濟實權的上層喇嘛約四千余人。農奴主過著奢侈、腐朽的生活。

　　農奴由“差巴”、“堆窮”等階層組成。佔農奴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差巴”，是給農奴主支差的人。

　　“堆窮”意為小戶，主要是差巴破產後形成的。其社會地位比“差巴”低，生活比差巴苦。“堆窮”約佔農奴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朗生”，意為“家裏養的”，是奴隸。佔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他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沒有絲毫人身權利，被農奴主視為“會說話的牲畜”。

　　寺院、官家、貴族佔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這些生產資料主要是達賴喇嘛封賜的。他們擁有對土地的支配權、世襲權和經營權。

　　農奴和奴隸佔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農民佔百分之六十，牧民佔百分之二十，下層喇嘛佔百分之十五。他們同生產資料一樣，被農奴主作為財富佔有，沒有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農奴主之間可以隨意將農奴及其子女互相轉讓、抵押、贈送或買賣。農奴結婚，要經農奴主同意，嫁出或外贅的繳納贖身費。不能之差或出外謀生者，要繳納人役稅，以表示對農奴主的依附關係。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農奴主可以收回他們耕種的差地和牲畜、農具；死亡無嗣的，則沒收其財產。

　　農奴主對農奴的剝削還有差役、高利貸等。

　　差役包括地(牧)租、徭役和賦稅。

　　地租的主要形式是勞役地租。還有一種實物、勞役、貨幣混合地租。農奴主將百分之七十的好地自營，其餘土地作為“份地”劃給農奴。種“份地”的農奴，必須自帶牲畜、農具于規定的時間內在農奴主的“自營地”上無償地服勞役，此為主要內差。除內差外，農奴還要向地方政府支外差，包括各種實物和貨幣等。

　　牧租分“有生有死”、“不生不死”兩種。“有生有死”按實有牲畜數交租。“不生不死”則按原租牲畜數交租。其租額平均佔全部畜產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因牲畜死亡率很高，所以“不生不死”租常使牧民負債纍纍，甚至傾家蕩產。

　　西藏各地賦稅繁多，如土地稅、草場稅、人役稅、出生稅等。

　　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宗谿的差役多達數十種。繁重的勞役佔農奴全部勞動量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實物差，如錯那宗的藥材差、染料差、水果差，太昭宗的紙張差，貢嘎宗的氆氌差，瓊結宗的肉差等等。

　　在舊西藏，三大領主都放高利貸，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強制性質。農奴借債十分普遍。因實際利率太高，許多農奴一旦借債，子孫後代還不清，成了越還越多的“子孫債”。一人借債，幾家擔保，叫“連環債”。一旦借債人破產或逃亡，擔保戶要替其還債。

　　在西藏農奴制度下，不僅各級地方政權設獄辦案，而且大的寺廟、各個莊園農奴主、部落頭人都可以辦案，設立監獄。如果農奴反抗農奴主，觸犯農奴主利益，不能按時交納租稅等，農奴主便要按《十三法典》或其他法律，處以各種刑罰。包括：挖眼、刖足、砍手、推崖、溺水直至砍頭等。

　　一九五九年前的西藏，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被農奴主佔有，而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五的農奴，大約只佔社會財富的不足百分之二十。廣大農奴的生活極為貧困，日益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