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我和淑珍結婚。由於她是醫生之女、家中的掌上明珠，我的岳父岳母一開始並不支持她和我交往；記得大三時，我到她在中興大學附近合江街的租屋內，看見她的達新牌衣櫥，我就問她那是不是冰箱，一開始她以為我愛開玩笑，沒想到，我真的不知道冰箱長成什麼樣。後來我知道我岳父母知道這件事，心裡覺得擔心起來；但是婚後他們對我改觀，待我有如自己的兒子，我一直衷心感念。尤其是我從政之後，害得他們心愛的女兒發生了『政治車禍』，以致於半身不遂，我始終對我岳父母感到愧疚。

市長連任的選戰失利之後，我的岳父吳崑池醫生病逝。讓我想起一九八五年，我參加台南縣長選舉高票落選之後，淑珍就遭逢車禍變故。這次我競選市長失利，又失去了岳父。想到政治這一路走來，家人與我共同攜手度過這一連串的打擊，令我心中十分難過。我在岳父的靈前立誓，這一輩子，會一直愛他的女兒、照顧他的女兒。父母、岳父母對我和我太太的成長有深刻的影響。我和我太太在教育下一代時，也經常提醒自己身為父母的責任。

我棄商從法，再棄法從政，都是在做選擇，在改變自己的人生。我並不是從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從小就立志要做什麼。我回顧自己的過去，發現瞭解自己並不容易，人生有時候就是一連串嘗試的過程。可是，有許多人因為自己的夢想無法達到，就轉而要求孩子幫他圓夢，這造成了孩子痛苦，結果大人也不滿意。面對女兒和兒子，在他們的求學過程，我都尊重他們自己的抉擇，他們的人生應該要成為他們自己想像的那樣，我們身為家長只提供建議和諮詢，不該介入和幹預。

我的女兒幸妤，現在念陽明醫學院牙醫系六年級，她在政治的氛圍中長大，卻對政治一點也沒興趣，我在獄中的時候，淑珍行動不便，幸妤很懂事，所以和她母親很親近。因為她的外公是醫生，再加上淑珍半身不遂，所以她從小立志要當醫生，日後，她參加大學聯考，因為想就近照顧淑珍，所以她『選系又選校』，最後她沒有選擇進其他學校醫學系就讀，而進了陽明牙醫系，本來她考慮過轉到醫學系，不過後來對牙醫系也產生了興趣，就一路念了下去，她可算是我們家中最貼心、最可愛的『家庭醫生』。我的兒子致中現在念台大法律系三年級，是我的小學弟，從小就看政論雜誌，偶像是美國總統甘迺迪，並且他還立志要做『台灣的甘迺迪』呢！

他們姊弟求學過程中，只要有母姊會，不管多忙，我一定會排除困難去參加，因為我太太行動不便，所以『母姊會』裡，我往往是家長中極少數的男性。其實陪著子女成長，是很快樂的事，說不上是父代母職。

致中興趣廣泛，也肯思考。但是他參加高中聯考，作文只得了十分，因此進不了建中，去念成功中學，起先他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而變得意志頹喪，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只要他把房門關起來，我們夫妻就會擔心。我們一直鼓勵他，給他安慰和鼓勵，一開始他聽不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將再起》。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說出《我將再起》這樣的話，讓我覺得可愛又好笑，不過我知道，他已經變得勇敢，能面對現實了。

那時候，我正擔任立法委員，便向他說，只要好好念書，考進台大法律系的人，還不是來自各校，又不是只有建中和北一女。我向他許諾，只要他努力學習，考上大學以後，我一定帶他出國，並且所有的行程由他安排，他很高興的答應了。

三年後，他真的考上了台大法律系！當年對兒子的承諾，當然必須做到。那時我擔任台北市長，非常的忙碌。可是如果不帶他去，等於是欺騙孩子，我一輩子都無法原諒自己，所以我還是決定帶他出國。

因為致中是『甘迺迪迷』，所以跟甘迺迪相關的地方，他都想去，結果一路走了華府、紐約、波士頓、佛羅裡達。對他來說，甘迺迪的路也是他一生的夢想，他真的非常興奮，任何跟甘迺迪有關的書籍和紀念品，他統統都買，我這個父親就負責提袋子。

在休假旅行的途中，台北傳來消息，強烈颱風溫妮造成了台北市民的死傷，我又悲又驚，一些幕僚也建議我趕回台北。我的內心非常掙紮，作為市長我最好回去，作為家長我最好陪完行程，實在是非常矛盾；把兒子交給我太太的話，她自顧都不暇，哪有餘力跟著致中旅遊？仔細想過並安排相關救助事宜之後，我覺得市府像一家公司，董事長（市長）不在，還有副董事長（副市長）以及各階層的管理者可以負責，這樣才是一個健全的市府團隊。整個旅程我隨時以電話、傳真聯絡，瞭解狀況、溝通指示，也做了適當、妥切的處理。事實證明我們的市府團隊可以承受重託。

議員不諒解，輿論有一些批評，但我覺得分工設職就是為了完成工作，而我也並未因此耽誤救援及善後任務。那時我想，在市長和家長角色之間，家長是無法替代的，我讓我的市府團隊負起責任，而我負起了家長所應為的。在兩難中，我找到了平衡。

回國之後，兒子寫了一篇《倒影下的波多馬克河》，文章之中除了讚嘆美國的歷史、建築、文明，他也說：『我真正詠嘆的是新移民們在追求自我夢想的同時，所散發出的一股開疆闢土、挑戰未知的新大陸情懷！』

甘迺迪曾說：『我相信時代需要發明、革新、想像與決斷，我請求各位要做新邊疆的新開拓者。』

致中在他的文章裡又說：『也許有形的邊疆已被完全開拓了；然而，我們還有文化的邊疆、真理的邊疆、和平的邊疆，只要我們的願望還未實現，只要我們的苦難仍未消除，我們就沒有理由忘卻追求、放棄行動。』這趟旅程成為我們父子共同的學習之旅。

在旅途之中，我心掛台北，內外煎熬，但是目睹美國國力之強盛、文明之先進，心中甚有所感。台灣有許多年輕人就像致中一樣懷抱理想，我們必須創造環境，給他們更好的機會，陪他們走過重要的成長階段。

一個人必須面對土地的召喚，追求一種深度的精神建造，有意志，能判斷，敢行動，這也是我心中台灣人的新形象和新未來，我們的前途所在。

而我們的生命，就像一次充滿可能的旅行，大家結伴同行！

『撩落去！』——踏上政治之路

我從一個法律人，轉變成為政治人，除了個性使然，也是因緣際會。

我大三開始職業當律師，畢業後結婚生子，認真賺錢養家，還清了家裡的債務，從小一直生活在貧窮的陰影下，這時終於可以永久的擺脫。工作雖然忙碌些，但是內心感覺踏實幸福。身為一個海商法的專業律師，沒有刑事案件，也無政治案件，事務雖然忙碌，卻也遊刃有餘。

有了家庭與事業，吃穿不愁之後，我開始打算出國深造，或者挪出一部分的時間來貢獻社會，從事公共服務，人生才有不一樣的價值。

沒想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爆發了『美麗島事件』，從十三、十四日開始，國民黨大肆逮捕相關人士，姚嘉文、林義雄都是『中國比較法學會』的會員，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學長，我和他們過去早有接觸，清楚他們的為人，看見他們為了表達民主政治的主張，居然是犯了『二條一』唯一死刑的叛亂罪，實在是憤怒極了！

一九八〇年初，現任監委的張德銘律師打電話給我，他告訴我這件案子的律師差不多都找好了，目前只有黃信介和陳菊各缺一位辯護律師，他問我要不要接辦。

我想起大一時去聽黃信介先生演講的場面，那場演講改變了我的一生。我知道我應該挺身而出為黃信介辯護。可是，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下，我需要考慮家人的安危。所以我告訴張德銘律師，我需要聽聽師長和家人的意見。

在當時的恐怖氛圍之下，可說是草木皆兵，師長們站在愛護我的立場，傾向反對，要我多加考慮。反而是我太太淑珍，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在電話中表示支持。她說：『你明明知道你的學長根本沒有叛亂的行為，卻被說是叛亂，要被判死刑，如果這種案件都不敢接，那你當律師有什麼用！』我故意向她說，接下這個案子，一定會影響律師的業務，她說沒關係，如果因此失去業務而減少收入，她也心甘情願！

我很高興，太太和自己的心念一致，就接下了這個案子。後來黃天福來找我，完成了委託程式，我正式成為黃信介的辯護律師。

人生說起來很奇妙，兩次生命的轉捩點，都和信介仙有關。我接觸政治，走上政治之路，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之前我對反對運動所知不多，在辯護的過程中才逐步從檔案閱卷裡得知台灣民主運動的相關資訊。開始時，我是以一個律師的專業立場來辦這個案子，最後的結果如預料中一般，當然是敗訴，但卻沒想到居然判得這麼重。我完全無法接受卻又無可奈何！

後來，我們幾個辯護律師如謝長廷、蘇貞昌等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思考接下來要怎麼辦。我經過這段時間接觸、瞭解了台灣民主運動，深深為反對運動的力量所感動。我知道，最好的辯護不是在有形的法庭，最好的辯護是在無形的『人民良心法庭』。最好的辯護不是依照法定程式幫他們提出上訴或聲請再審，最好的辯護應該是繼續走這些民主前輩沒走完的民主道路！

一九八一年，要舉行第四屆台北市議員選舉，有一天蘇貞昌在路上遇到我，他說：『阿扁，做夥撩落去吧！』他去選省議員，我與謝長廷、林正傑就一起組合陣線，參選台北市議員，時稱『三劍客』。

之前，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從參加到當選大概只有一個多月。整個松山區找不到一個地方願意租給我當競選總部，隔了一些時日，才在松山路找到。

黃天福和藍美津夫婦過來幫忙，他們出身政治家庭，競選文宣全部由他們張羅，而勉強可以算是執行總幹事就是我太太吳淑珍了。我記得第一次推薦大會，是由當時任立委的黨外前輩康寧祥先生等人月臺助講。當時我完全沒有經驗，面對群眾還有點不知所措。當年坐在台下聽黃信介演講，哪裡想得到自己也要接下民主運動的棒子。

沒想到，由於人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來聽講的人越來越多，我也越來越有信心。當時趙少康與我同一選區，他針對我喊出『克拉瑪對克拉瑪』、『學長訓學弟』的宣傳，選舉的聲勢跟著水漲船高，最後我以全台北市第一高票當選市議員。

我就這樣跨出了成為政治人的第一步。擔任市議員之後，我的犀利問政，揭發弊案，讓國民黨頭痛，也因為這樣，我付出了入獄的代價。

一九八四年，《蓬萊島》雜誌刊登文章論及馮滬祥升等教授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設計『以翻譯代替著作』，馮滬祥控告我擔任社長的《蓬萊島》雜誌誹謗。當時『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為此特別邀請七位教授逐章評鑑，這七位教授包括目前擔任國家政策研究院院長田弘茂，及張富美、蕭欣義、蕭聖鐵、張旭成、林宗光、林天民。其鑑定結果：『毫無困難地就達成一致結論，馮君抄襲別人作品。』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台北地院判決：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各處有期徒刑一年，附帶民事賠償新台幣兩百萬元。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八日，我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宣佈拒絕上訴，以抗議司法不公，並隨時準備入獄，同年九月廿八日，獲得黨外共同推薦，決定參選台南縣長。

可是這項參選決定，卻讓我的太太付出半身不遂的代價。

當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的岳母吳王霞女士接到恐嚇信，信中聲稱『要讓阿扁家庭殘缺，有喪妻之痛。』起先我們以為這是恐嚇、打擊意志的伎倆。在那個時代，有哪個從事黨外民主運動的人沒被恐嚇過呢？因此也就不以為意。

雖然在台南縣長的選舉颳起了『阿扁旋風』，動輒數萬人的場景也讓國民黨膽顫心驚，但是，我終究落敗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高票落選。

十一月十八日，我帶著百餘位支持者在台南縣各地謝票，謝票隊伍到了關廟鄉這一帶，正當我們步行要去預訂的餐廳吃飯時，一輛三鐵牛車衝進巷子裡，撞倒了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正想痛罵這個粗心的冒失鬼，沒想到他倒檔退回，再一次輾過她，然後逃走。

車禍發生後的司法過程，我已經不想再說了。檢察官的處理可說是悖於法理，匪夷所思。我的太太頸椎第七節碎成了三十多塊，經過兩次的大手術，勉強維持生命，但下半身卻從此癱瘓了。

我的太太在被送往逢甲醫院的途中，曾經問：『我會不會死？如果我死了，小孩怎麼辦？』

從事政治，讓我的太太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胸部以下，完全沒有知覺，因為她不會排汗，身體的溫度調節完全失靈了，大小便也痛苦萬分。

往後的日子，我有時推著輪椅，陪她去洗頭髮，站在她後面，總是會心生一個念頭：為什麼那時候被撞的不是我？難道因為我從事政治，就要禍延家人？我想起十多年前，首次參加競選時，蘇貞昌對我說：『做夥撩落去吧！』『撩落去』這句話裡面，充滿了義無反顧的熱情，要把自己賭進去，要去做！要改變政治！可能會坐牢，可能會被報復，那時我們心裡都有數，我們還是要『撩落去』。可是我沒想到付出代價的是我的太太。

那時我想，難道政治一定要這樣？難道我們就不能擁有說話的自由，不能有安全、受保障的人權嗎？我不甘心！

一直到現在，在許多重要的公眾場合，我都會帶著淑珍同行。有少數人總是以為，我要藉此博取同情。他們不知道，我帶著淑珍一起出現，是因為在政治這條路上我們一直是同行的，我們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我的榮譽和挫折都和她有關。

她在擔任立委期間，立法院不但沒有無障礙設施，甚至連拆掉座位把手，讓她可以坐下來，都不肯，說是『有礙觀瞻』。三年任期，她是沒有座位，坐在輪椅走道上的國會議員。在我入獄那段期間，現任高雄縣長的餘政憲，也擔任立法委員，我太太都靠他推進推出，參加議事，從無間斷，同志疼惜互助之愛，我終生感念。我也在無數的場合，看見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危險四伏的畫面，或許是因為淑珍的關係吧，將心比心，我總覺得感同身受。所以在台北市長任內大力推動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措施，與無障礙的公共空間。我也矢志推動司法改革，希望台灣是一個安全、免於恐懼的所在，不要再有人因為政治而被迫害。

長路漫漫，希望公平和正義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