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襲英國植民地時代。以行政主導，英治時代港督由英國皇室指定，港督委任行政局輔政，成員向港督負責，形同行政內閣，成員全是香港有影響力的英人及華人。故此當時有謂統治香港的是港督，香港匯豐銀行及香港賽馬會(祇有外國人和富豪才能成為馬會會員)。香港奉行英式的三權分立，立法局是香港的立法機構，立法局的工作是為香港本地立法，成員分為官守議員(即港府內的高層官員)及委任議員。立法局無行權政權，但政府每年的預算要交由立法局通過，對政府起一定的制衡作用。司法方面則完全獨立，但終審權設在英國。由於立法及行政議會成員全屬委任，市民從來沒有參與的權利，故此談不上民主。英國作為先進民主國家，英治時代香港的政制其實同十八世紀沒有太大分別。但英國人十分聰明，對祇要不影響其統治，英國人在施政上會盡量聽取民意，故此亦有論者認為香港的政制是一個諮詢政府( Government By Consultation )，意即權力抓緊，但會接受意見。總的來說，香港言論自由，法制健全，英國治下，對中國是抗拒的，因為這會影響其植民統治，香港市民在這種情況下對政治冷感亦是十分自然的事，因為沒有人會相信英國人會還政於民。直到有一天，中英談判開始了，香港進入回歸過渡期，英國人開始還政於民！

中英角力 民主啟航

有關中英談判的角力，在這裡不是本文的重點，在此省略一下。我想在此談論一下英國在後過渡期的部處作為中英談判的本錢，英國人在八十年代開始引入立法會民選議席及功能組別議席，民選議席的性質是一人一票的全民參與，功能組別則是社會各界別推選，例如工商界，醫護界，社工界，保險界，旅遊界等。功能界別的選舉方式大多是以團體票，故此選民基礎低，但卻能保証團體利益，亦形成對民選議員的制衡。當時的立法局由沒有民選成分到引人民選議員及功能組別議員，是香港百年從沒有過，亦從此種下香港政制的爭辯。

在回歸談判中，香港政制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立法局的成分改變，加入民選議員，就不可能走回頭路。由於香港社會當時的恐共情緒，中國政府為保香港順利回歸，同意港人治港，並在基本法承諾以下條文：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协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办法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终达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的产生办法》規定。

第六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规定。

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第七條　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民主拒共 千古罪人

中共中央同意港人治港，以漸進方式普選特區首長及立法會，中央的考量是當時的功能組別立法會已形成親建制力量，可平衡直選議員的影響，基本法訂明2007年香港可提出修改香港選舉辦法，達至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目標。中央相信2007年時香港已經回歸十年，大局已定，民心所向，是港人決定如何治港的時候。故此承承諾香港的立法局議員可全體過渡成為特區的立法會議員，即所謂直通車安排。可惜後過渡期出現了六四事件，香港市民對中共的信心一下子掉進谷底，同時亦造就了民主拒共的思維及泛民主派的掘起。這時英國政府派遣老謀心算的政客彭定康為最後一任港督。

1992年，彭定康首先在基本法的架構下，大幅增加功能組別的直選成分，雖然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各半，均為三十席，但功能組別新增九個組別，稱為新九組。新九組的選民基礎是根據當時人口譜查，凡在職人仕均獲分配到其職業的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一下子變相為直選，由於六四後的反中情緒，立法會大有被反中泛民所控的危機。中方大為反感，認為彭定康鑽基本法空子。他因而被當時任職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罵作「千古罪人」。最後，北京政府宣佈「直通車」不再有效；並決定「另起爐灶」，在深圳成立預委會以及臨時立法會。由於沒有直通車密安排，所有彭定康時期的立會議員全部97年下車，但由於中方的強硬，立法會六十席的成分功能與直選各半得以保持。但基本法承諾普選特首及立法會仍然有效，從始香港政改爭議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