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 這是年輕時候過年應節流行的玩笑話。玩笑歸玩笑，如果小孩子的心裏因為玩笑話而有這樣的念頭植根可就不好了。

我小時候拿壓歲錢的紅包，主要來自父親。過年去外婆、阿姨家也會有紅包。十八歲之後，我就替代父親成為家裡給紅包的人了。過年我會買紅包袋子，或換新鈔票，給的對象主要是母親、弟弟、外甥、外甥女，或訪友時預備也許用得到。所以春節後我的皮包總有備發的紅包(是公車扒手覬覦的標的)。

我給紅包的財源來自公司發放的年終獎金。春節放假前，吃尾牙的時候，老闆會發放紅包給員工。（有人說，吃尾牙的餐桌上如果雞頭對著某人，某人就會被炒魷魚。不過沒聽過有誰真的被雞頭對準了，雞頭通常都是對著老闆。年終獎金金額通常是一個月的薪水，如果年資未滿一年就按工作月數比例發放。當然也有一個月以上的不在少數。不同公司有不同制度，加上老闆當年賺錢與否的心情有別，員工收到紅包大小實在是看各人的運氣了。

職場上的紅包的正式名稱應該是 bonus 或年終獎金，年關一到大家都好奇自己會拿到多少年終獎金。主管會計部門後，我就是全公司知道每個人的年終獎金機密的第一人。年終獎金是老闆決定的，必須是機密，風聲洩漏就會弄得風吹草動。這是人性，年終獎金是額外的收入，自然會感恩，但是千萬別與人比較。如果比較別人是否拿得比自己多，心裏就會鬧不平。說起來，保守機密似乎不難，知道機密其實也是煎熬。一般來說，知道機密的人通常不會被虧待，但是難免也有不平的時候，心裏也不好受。

1970年代的政府機關及企業仍然有送紅包的陋習。這個紅包可不是 bonus，說難聽點就是賄賂了。當時的稅務機關送紅包積習已深，不送紅包，傳說稅務員查稅會特別刁難。

我北商畢業，白天上班，晚上讀文化大學的商學系，工作上認識的老闆或其他公司的資深會計小姐，還有課堂上的同學有任何跟會計或稅務有關的疑難雜症都會找我求助。但是遇到我自己聽說要查賬，也難免膽戰心驚。

班上有個吳姓男同學，住南港，是我們搭同一個方向公車的夥伴之一。夜間部大學的男生都是服完兵役，年紀比女生至少大了兩三歲以上。吳同學已經結婚，沉默寡言，在國稅局上班。我很天真的直接問他，他查賬收不收紅包，他很正經的說他不收紅包。

我第一次接到查賬通知，發現承辦員就是吳同學的同事，就請吳同學幫我預先打招呼。結果承辦員真的沒有找我麻煩，讓我輕鬆過關。後來我常常請吳同學幫忙打招呼，但是從來沒有送禮，單純的我覺得送禮給同學豈不是對他的侮辱？我其實也難免擔心，這個吳同學會不會不高興？不過後來，即使畢業後很久，吳同學跟我見面還是一臉泰然。我想我沒有送禮是正確的。

我的工作也要跑海關，聽說海關人員也會收紅包。我送紅包的經驗很少，真的不記得我到底有沒有送過，或送給誰過。送紅包當然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寫任何名字，聽說要技巧的塞進人家的抽屜，不能讓別人看到。這一套我都是聽說的，要我做還真是戰戰兢兢，提心吊膽，不知如何是好。

從我出道以來，中華民國的政府機關辦事真的有很大的改進。後來國稅局出了一個有名的局長（我記不起名字了）雷厲風行的杜絕賄賂，不准收受紅包，很有積效。仔細想想，那都是蔣經國當行政院長開始後的事。不能說蔣經國之前不好，畢竟蔣經國之前，我的社會經驗還不多。（蔣經國在上海打虎的經過是國共皆知的，老蔣舉賢不避親，這是台灣全民的福祉。）

企業行號的業務員可能是最懂得送禮的人。年關一到，在辦公室裏就看到那些業務員用三寸不爛之舌，努力說服經理送禮給自己負責的客戶。買禮品送給客戶（通常是客戶要求尾牙助興的資助），算是正常的交際費。如果是客戶採購人員要求私人回扣，那就麻煩了。送回扣不能合法報銷費用，收受回扣的人不只是違背公司利益也是漏稅。碰到業務員提出這種客戶要求的，我記得很清楚我連續兩個公司老闆的態度，他們對業務員說，「我們是基督徒，我們不能給回扣。」，讓業務員好生為難。

自從我進入外商企業任職後，我就很少跟稅務機關打交道。本地公司不論大小，普遍有內外帳之說，外商公司則是絕對的一套帳，外商老闆不敢公然違法，行漏稅逃稅之實。每年報稅查賬都是透過當時最有名的安侯或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查賬，查賬費用不低。付費請人家來查賬，那時候大概只有外商捨得這麼做的。

在台灣另一個重要的個人紅包負擔是紅色炸彈。適婚年齡不只是有女大當婚的壓力，還有紅色炸彈的轟炸不斷。年輕時候的紅包負擔還真不小。按照習俗，你給人家婚禮的紅包，將來人家也會還的。我以前也常常擔任親友婚禮收禮桌上的會計義務。接受賓客的紅包，拆開，登記在收禮簿上。所以紅色炸彈的紅包也可以說是一種投資。

可惜我晚婚，而且是在澳洲結婚，除了走得最近的幾個死黨，過去送的紅包都付諸流水，拿不回來。這麼說也不對，我結婚，澳洲當地的朋友也都送禮，只是以禮品為主。（只有少數華人還送紅包，詳細我也忘記了。）說起來，我也欠我的婚禮上的大部份賓客一份還禮。

在澳洲工作十多年，沒有政府機關或企業收受紅包的惡習。至少我是這麼認定的，所以也不會想到要因為洽辦公事送禮。但是透過各種專業人員，收費價碼是他們明定的。

到了中國大陸，我自己也工作，雇主也是外商，但是規模比較小的私人外商。我開始領教了與當年台灣蔣經國之前類似的社會陋習。

第一次過節，我的手下一個比較能幹的女職員就送禮到我家。她是交給小區的保安轉交的，我記得送的禮是一鍋有名餐廳的羊肉禮，還是什麼的。我不知道怎麼應付，收就收了。不過之後，我吃了虧學了乖，打定主意以後再也不要隨便收禮。

要向政府機關送禮，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自己也沒有送禮成功的經驗。我的會計動不動就會收到稅務局的電話或短信通知去見稅務員。稅務員就像是在公司裏面把關一樣，比我這個會計的直屬上司還威風。過年過節，我的會計有時候會要求我准許他買煙送禮。我問他多少錢的煙，他說必須是中華的香煙，他們平常抽的煙是沒有檔次的。

工廠的廠長也是一樣，動不動就要奉召去工會報到，或參加講習。我前幾年在 udn 部落客的文章讀到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的勞工沒有福利。其實大陸的工會很強，教導工人如何跟雇主爭取權利，當雇主不容易。

昨天在某格子看到文章提到，習近平目前整治官僚作風不遺餘力，堪與當年的蔣經國相提並論。習近平上任以來，我看的新聞較少，因為台灣的負面新聞充斥，我無暇去注意其他的。根據網路報導，習近平如果走蔣經國的路線，中國大陸的前途更是一片光明了。糟糕，我這篇文章是談紅包，談著談著，竟然談到習近平，真是離題了。

【補充】

去年門口的保潔員換了個男的，個子瘦瘦小小，滿口四川話。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總是在電梯邊的水錶房裏逗留。我是典型的歐巴桑，心裏有疑就會說話，問他怎麼老是看到他。他解釋他負責打掃，需要用水錶房裏的水龍頭用水。他口氣有點委屈，我說，「你跟我說，我就知道了，不然的話我心裏總是要嘀咕，你在做什麼的。」

有時候我暫時把垃圾袋子放在門口，準備待會再拿到垃圾房。如果沒有很快行動，垃圾就消失了。我猜是保潔員幫我丟了，我問他求證。他又是一口四川話，「歐~~我懂~~，是垃圾，所以我就把它丟了，舉手之勞嘛！如果不是垃圾，我不會亂拿的。」

有一次我在家裡找不到鑰匙，擔心是把鑰匙遺忘在門上，被人拿走了。有一天用鑰匙開門的當兒，保潔員看到我，主動問我，「門不好開嗎？」這個問話讓我疑心，我就問他有沒有看到我家的鑰匙，因為鑰匙丟了。他說，沒有，沒有注意過。如果看到，一定會告訴我。

過了兩天，鑰匙找到了，我覺得對保潔員很抱歉。見到他的時候，我趕快跟他說，我家鑰匙找到了。他聽了很高興，他說，「歐！我就說嘛！可能在屋子裏 ..... 」

在樓下等電梯碰到保潔員幾次，他個子小小的，看起來是五十上下的年齡，說話很有自信，對工作充滿熱情。最近有一天回來，納悶按了電梯還不動。突然保潔員拖著大垃圾桶出現，聽我說電梯有問題，他立刻說沒事，不知道他按了什麼，電梯就動了。

當時我就跟老公說，我想要給這個保潔員一個紅包。於是昨天我找到一個紅包袋子，金額不多，只是意思意思。聽到門外有動靜，我就給他紅包，他當然客氣推遲了一下，還是收了。

給紅包真是一件快樂的事。我突然想到，鄧小平當年說，先讓某些人富起來是正確的。譬如我在這裡是富的，在我身邊工作的人，他們努力工作，我看得到，我當然很樂意付出，也誠心希望他們的日子過得好。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努力換取應得的報酬，是人才就不會被埋沒。

昨天給這個紅包激起我寫這篇談紅包的文章，特此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