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但是最终得享高寿，桃李遍天下，著述近1600万字，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长寿的人文学者之一，他有一套独到的养生心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静坐，从其经历可见其中奥妙，这既关乎一代学人的养成，又能见证当时的世运，姑为之解析，期待于读者认识近代史事与日常养生有所助益。
静坐之功在清末民初尤其流行，历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江苏教育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的蒋维乔，由于少年时体弱多病，加上染上手淫的习惯，身子越来越差，遂试图通过静坐来养生，后来总结自我的经验成为《因是子静坐法》，自1914年出版以来，畅销全国，甚至流传到欧美、东南亚，再版数次。
后来蒋氏又撰写了《因是子静坐法续编》，风靡一时，全国上下静坐成风。由于暴得大名，加上五四运动前后青年学生对于自我与身心都充满了好奇心，蒋维乔在教育部就职时，就被北大学生邀请去演讲静坐法，后来广受追捧，北大学生自发组织了北大静坐会，由蒋维乔负责具体指导。这一做法当时受到了鲁迅的批评，认为蒋氏“讲鬼话，把科学东拉西扯，让科学也带了妖气”。
在这一股静坐之风之下，钱穆就是其中的追随者，当然，钱穆也有可能受到了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曾说：“昔吾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故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静坐要省察克治，静坐能使心清静收敛，从而向人欲发动攻势，克服自我私欲产生，通过静坐能顿悟明心见性，得道成真”。就揭示了他修习静坐法的益处，而且在后世得到了很多的继承。
钱穆在回忆录中讲到其早年修习静坐法的经验，颇让人吃惊，一次在为逝者守夜时，他正在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初次感受到静坐的魅力。
钱穆对此颇为着迷，“锐意学静坐，每日下午四时课后必在寝室习之”，“习静坐功夫渐深，入坐即能无念。然无念非无闻。恰如学生上午后第一堂课，遇瞌睡，讲台上教师语，初非无闻，但无知。余在坐中，军乐队在操场练国歌，声声入耳，但过而不留。不动吾念，不扰吾静。只至其节拍有错处，余念即动。但俟奏此声过，余心即平复，余念亦静”，越到后面，已经极为熟练，身心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风气所及，其乡里静坐之风也很盛，某次他在渡口等船，旁有一老者认为钱穆必有静坐之功，钱穆询以原因，老者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可见不仅是小辈，不少年长者也对此颇为熟悉。这既延续了古代养生的方法，又有着当时西方心理学传入的背景，钱穆更是将其当作了一种养生与修身之间的兼容之术。
钱穆第三任妻子钱胡美琦回忆，她与钱穆刚刚结合时，钱穆“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钱穆却只休息十几分钟便可以伏案工作”。
钱胡美琦觉得奇怪，便询问原因，钱穆说都是因为有静坐之功。年轻时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将静坐法之中的“息念”功夫运用纯熟，乘车、行路都用心“息念”，所以能精力充沛，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钱穆对静坐的时机与地点也有很多讲究，他说：“静坐必择时地，以免外扰。昔人多在寺院中，特辟静室，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静坐稍有功，反感不适。以后非时地相宜，乃不敢多坐。”因为静坐之中，一旦被人惊扰，后果就相当严重，这也是他不敢轻易将此事传与他人的原因。
钱穆的同龄人郭沫若留学日本时，因为神经衰弱，受到王阳明的影响，也修习了静坐法，后来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郭氏特撰《静坐的功夫》，认为“静坐这项功夫，在宋明时代，儒家是很注重的，论者多以为是从禅而来，但我觉得，当溯源于孔子的弟子颜回，因为《庄子》上有颜回坐忘（即静坐）之说”，对这一个脉络进行了生动的总结。
难能可贵的是，钱穆还从静坐领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上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在这里，静坐法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养生术，而且升华到培育心性的层面，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联语颇为相近，钱穆一生在面临很多重大关口时，往往能从容抉择，甚至不惜冒险犯难，不能说跟修习静坐法没有一点关系。
钱穆所终身修习的静坐法，在现代科学的验证下，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这也往往因人而异，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代史学大师在其不长的晚年回忆中对此再三道及，这无疑是其生命史之中一段有趣的经历，在联系到当时诸多名人的相似遭遇，无疑为我们解读当时的身体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其中折射出的调理身心的重要性，也值得我们再三致意。如果能否进一步，通过调理身心，使得当下文化人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那更是文化塑造与文化复兴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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