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回顧自述

聯合報 王鼎鈞

人到某個年齡就只能談他自己了，可是要想談得好很不容易。

有學問的人說，人有三個「我」，一個是別人認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是自己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個「真我」。

別人眼中的我，自己心中的我，有很大的差別，至於那個「真我」是什麼樣子，據說沒有人知道。

所謂知己，就是「別人眼中的我」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我」；

所謂錯愛，謬愛，就是「別人眼中的我」高過「自己心目中的我」；

所謂懷才不遇，就是「別人眼中的我」低於「自己心目中的我」。

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

談到「文學與人生」，我們的前輩都說文學表現人生，批判人生，都說作品從生活裡面產生，

但是高於生活，既然文學與人生互為表裡，那麼談我的文學我的人生，也就等於檢查我的全部。

世上最難做的題目就是寫「我」，我說過，我是一個固執的人，追求完美，不能忍受缺陷和醜陋，

寫任何文章都字斟句酌，用獅子的力量搏兔。

我說過，我是一個內向害羞的人，文章也中規中矩，結構嚴謹，文章裡沒有豪言壯語，

也從不貪天之功，貪人之功。我說過，我是一個喜歡服從權威的人，喜歡用演繹法寫文章，

從來沒打算立山頭，開門戶，從來沒想過改變現狀。

我說過，我是一個勤能補拙的作家，我的天分不高，學習的環境也不好，

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

 

生活是時間的延長，生命的軌道像一根線，每個人都畫了一根線條，我的這一根線就是漂流。

據說當年我在襁褓之中，算命的先生批了我的生辰八字，他說我的命屬於「傷官格」，不守祖業。

「不守祖業」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說，父親去查書，知道不守祖業可能是漂流，變成異鄉人，無家可歸，也可能是敗家，

做一個敗家子，傾家蕩產。

那年代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品到中國來傾銷，淘汰中國的手工業，造成農村經濟破產，

緊接著八年抗戰，中產階級崩潰，沒等我長大成人，我家的祖業就敗光了，

輪到我，就只剩下漂流這一個選項了。

我十二歲那年離開祖父留下的四合房，以後離開我們那一縣，離開我們那一省，離開中國大陸，

完全離開中國，越走越遠，再也沒有回去，這是我給「漂流」下的定義。

 

漂流是什麼？

漂流就是割捨，當年我們唱過一支歌，

「母親啊，謝謝你的眼淚，愛人啊，謝謝你的紅唇，別了！這些朋友溫暖的手。」

今天還有沒有人會唱這支歌？

我一直尋找會唱這首歌的人，我們當年一起唱這首歌結成同盟，後來也互相把對方割捨了。

想當年那些第一次離家的孩子，背包特別大，特別沉重，這個也得帶著，那個也得帶著。

以後長途漫漫，腳不點地，背包裡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一面走一面丟，

夏天行軍，把冬天用的東西丟掉，晴天行軍，把陰天下雨用的東西丟掉，

人人穿草鞋，把媽媽做的布鞋丟掉，兩隻手可以捧水喝，把隨身攜帶的水壺丟掉，

最後，他有一條腰帶，媽媽在裡面縫了幾塊銀元，爸爸親手給他捆在腰間，叮囑他千萬不要離身，

實在走得太遠，實在走得太累，實在走得萬念俱灰，也在攀山越嶺的時候把那條腰帶解下來，

往那萬丈山谷裡頭一丟。

還有什麼可丟的沒有？

身上每一塊肉好像都是累贅。

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人不需要他不能擁有的東西。

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

告訴各位一個祕密，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

對於我而言，文學好像是個任性的小姑娘，她不嫁給你，但是也不准你和別人戀愛，

你必須對它絕對效忠而又不求回報。

這就得能夠像剃度出家一樣，斬斷塵俗的牽罣，然後升堂入室。

我們的前輩常說「繁華落盡見真淳」，我認為繁華落盡就是割捨。

漂流時期的割捨是一種訓練，文學寫作的預備訓練，當年和我一起學習的小青年，成績比我好，

後來為什麼都不寫了？

因為他入世越來越深，他的文學和許多是非恩怨、許多文學以外的目的纏在一起，

他不能割捨那些東西，最後割捨了文學。

 

我的漂流是戰爭造成的，八年抗戰，四年內戰，正當我的少年和青年，

戰爭製造英雄，戰爭也製造流民，四方漂流的人。

戰爭告一段落，所謂「戰爭狀態」繼續，一直覆蓋了我的壯年和中年，

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仍然漂流。

中國人口大規模的移動，幾千萬人的八字難道都是傷官格？

當然不會，當年第一顆原子彈毀滅日本廣島，八萬人死亡，這八萬人各有各的生辰八字。

有人說過，戰爭來了、人不必算命，因為命理在正常的社會裡有效，在戰爭時期無效。

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

當年砲火連天，大家都說是非常時期。

非常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

在正常的社會裡，人的打算是怎樣跟別人一塊兒活；

可是戰爭相反，人的打算是怎麼讓別人死，或者跟別人一塊兒死。

平時做人，壞人也得冒充好人，戰爭時期做人，好人也得冒充壞人。

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但生辰八字不靈，《論語》《孟子》也不靈，《馬太福音》也不靈，

許多格言都得反過來說，例如助人為煩惱之本，損人利己為快樂之本。

戰爭時期做人，你平時的信念、信仰、信心大半錯誤，可能危險，立即反其道而行，大致不差。

我是基督徒，可是內戰期間我是無神論。

我認識一個老兵，他身經百戰，我問他在戰場上怕不怕，他說不怕，為什麼不怕，

他說不管戰況多麼激烈，部隊不會全部陣亡，槍一響，有人先死，有人後死，也一定有人最後沒死，

死人越多，我就知道我活到最後的機會越大，我反而覺得安全。

這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想法，完全出乎你我意料之外。

 

有學問的人說，戰爭是反淘汰，沒錯。

拿軍隊來說，軍隊有王牌，有精銳，統帥總是派精銳部隊去打最堅強的敵人，去攻最堅固的陣地，

精銳部隊的犧牲最大。

素質比較低、戰鬥能力比較差的部隊，做預備隊，或者在兩翼策應主攻，犧牲比較小。

戰爭結束的時候，精銳部隊的番號照舊，裡面都是新人。

把範圍縮小，同一個連隊裡面，有些兵精明能幹，有些兵反應慢，判斷力很差，

一旦有了比較艱難比較危險的任務，你是指揮官，你派哪一個出去？

我再坦白一次，我跑不快，跳不高，機關槍扛不動，我百無一用，連隊派我做文書，讓我寫毛筆字，

做等因奉此，不管怎樣兵慌馬亂，總有我一張辦公桌，我比別人安全，

所以今天我能坐在這裡談我的文學與人生，真是慚愧啊！

 

戰爭就是破壞，這話也沒錯，我們都說百年樹人，樹人要百年，戰爭破壞一個人只要一旦，

歐陽修說，人難成而易毀。

我對自己的成長沒有規畫，像水一樣流到哪裡算哪裡，大江東去，浮萍不能西上，

我在漩渦裡一圈一圈的打轉，一小段一小段掙扎。

不能改變環境，只有改變自己，我是千刀萬剮、割斷千絲萬縷。

1949年我脫離中國戰場，漂流到台灣，我的世界已經破碎，我居然還想做作家。

別人只看見我沒有天才，沒看出我沒有完整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作品是作家的小宇宙，

破碎的世界不能產生宏大的完整的作品，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

難怪我不能寫小說，寫長篇小說你要有一座森林，我只有滿街的落葉，難怪我一出道就寫雜文，

號稱短小精悍的八百字專欄，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沒有統一的精神面貌。

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文章我不保存，這也是我的祕密。

 

用今天的說法，我到了台灣需要人格重建，那時候，「人格重建」這四個字還沒有在台灣出現。

我只知道我是一隻野獸，受了傷，需要找一個洞穴藏起來，用舌頭舐自己的傷口。

台灣不是我的洞穴，台灣是一架探照燈，老是對準我照明。

我轉過身去求孔子，求基督，他們開的藥方能治標，不能治本。

看樣子我得的是糖尿病，人跟病同生共死。

天下事難測難料，我在大陸的時候沒想到能到台灣，我在台灣的時候沒想到能來美國。

我居然能漂流到地球的另一半，跟我的前半生頭頂上不是一個天空，

這一次可以大割大捨了吧，可是不能，我肩上扛的、手裡提的、仍然是那一堆碎片。

我堅決相信 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

在紐約，我接觸到佛教。

謝天謝地，世界上還有個佛教，我把那一堆碎片交給祂，祂為我縫了一件百衲衣。

百衲衣也是一種完整，而且菩薩不用針線，天衣無縫。

那些年，大環境改革開放，有長期的和平，非常時期回到了正常，

《論語》《孟子》又管用了，《馬太福音》又管用了，我也恢復了有神論，

有神論無神論都有缺點，有神論的缺點，無神論可以補救，無神論的缺點，有神論不能補救。

歷史只是匆匆忙忙的轉了一個彎兒。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我吃儒家五穀青菜，吃佛家的山珍海味，吃基督的牛油麵包，

我的人格重建就在這段時間完成了。

我豁然貫通，知道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文學藝術是什麼，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才有能力寫回憶錄。

這一段心路歷程，一言難盡。

總而言之，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儒家給我接生，基督教給我餵奶，生活給我跌打損傷，

佛法給我治療。

大環境提供了最適合療養的氣候，我能定、靜、安、慮、得，能恢復健康。

醫院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最有秩序的地方，可是我不能永遠住在醫院裡，

出了佛教這個醫院，我回去站在孔夫子的大門口，對南來北往的人說，基督很好，佛陀也很好。

 

這時候，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已經過了我的高峰期。寫散文，我還可以拉長，寫小說，我很難堆高，

編劇，我不能纏緊。

拉長，堆高，纏緊，不僅是有沒有這個技術，不僅是有沒有這個天分，

更是你還有多少生命力可以燃燒。

我能知不能行。

孔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說等一等，不能起而行，可以坐而言，

古聖先賢講承傳，不能承，可以傳，朝聞道，夕傳可矣。

我不能收割，可以撒種，讓後人收割，我畢竟也收割過。

《聖經》上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我現在知道撒種為什麼流淚。

兩座山中間有一片高原鏈接起來，兩個偉大中間有無數的平凡鏈接起來，

用文學史的眼光看，也許我們都是鏈接。

 

當年巴爾札克想到巴黎去搞文學，他的一個長輩對他說，你要想清楚，藝術裡頭是沒有中產階級的，

他的意思是說，搞文學藝術，要嘛就成為大家，要嘛就什麼都不是。

我是文學裡頭的中產階級，也許我可以證明文學也可以有中產階級。

也許我可以證明，人可以經過學習經過訓練成為作家，但是他的成就有一個限度。

我堅決相信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就像《舊約》裡頭那個老祭司，堅決相信彌賽亞會來。

在他沒來之前，我們的責任就是守護祭壇，準備迎接。

直到有一天他來了，他一定會來。

這些年，我在紐約，只要有人找我談文學，我知無不言，只要給我時間，我言無不盡。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揣冒昧，不計毀譽，這是我的「四不」，這是我對文學播種，對社會回報，

給未來的大文豪織紅地毯。

我這個後死者，這個苟全性命的人，我要讓愛我的人，幫我的人，不會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