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笔下的毛刘周

2015-01-07    刘亚洲    水煮百年

        也许，只有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才能用这种俯视历史的作家应有气度，来写这三个人物！以下是刘亚洲上将令人震撼的三篇文章：论毛刘周。

   《广场的见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一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打击是沉重的，

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天安门广场。我要说的是“天安

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

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

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Ｏ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ＯＯ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 远 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洒泪。”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

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

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他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

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二把手”刘少奇》

    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第二流文学家，第三流思想家。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可怕的规律：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 “伴君如伴虎” 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今天我不说别人，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 ‘功狗’。”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 “你住嘴！”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那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还比刘少奇多活十岁。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

        “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毛泽东首先应当感谢刘少奇。他也确实这么作了，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刘少奇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毛泽东论功行赏，回报极为丰盛：毛泽东准备把这个国家交给他。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即将得到一个国了，当然是春风得意，大喜。他居功了，居功者总是气焰万丈。我在许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 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居功至此，焉得不败？既然树了，就得一树到底。在这条死胡同里是没有退路的。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特别是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被逼退二线，由他接任共和国主席时，他也变成一颗暖烘烘的太阳。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一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着一样的微笑。是那种帝王般尊贵的笑。这叫我不免叹息了。这种时刻你应当绷紧脸才对。尽管你心花怒放也应当强迫自己严肃，作谦虚谨慎状。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 ，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象历代功臣们一样，脑浆涂地了。

        毛泽东，一代英主，怎能容许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二把手”。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转变了。一九六五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会见时我不在场，但谈话记录首先送到秘书局。我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他猝不及防，毛泽东已把他牢牢锁在瞄准镜中许久，他完全无所知。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我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左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躲着不见他。毛泽东仿佛理亏。否则为什么惧之如虎？我想象得出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什么。后来他终于见了毛泽东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不久，他失去自由。

        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我见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呵，你终于气顺了。你在哀求。你彻底认错。你投降。我看得出来，现在你只求保命了。

       不幸你是幼稚的。你怎知道当你病得要死，不给你治，而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召开了，却派人给你治病，不让你死，“给全会留活靶子”？你怎知道今天，十二中全会已开过二十天，开除你出党的决议还瞒着你，而偏偏要十一月二十四日你七十岁生日那辉煌的一天再对你宣布？这一切，都让你死。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

      啊，功臣，我心里叹道。千古悲剧的功臣，无依无靠的功臣，孤独凄凉的功臣，晚节不忠的功臣，你在重复着孙膑、伍子胥已演过的剧目。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

      他被剥夺了一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恩来》

  (1)     1976年2月，突然接到电话：天津市委又征集到一批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的文物，已送到中南海西北门，要我亲自签收。周总理逝世已一个月了，全国人民仍淹没在悲痛的海洋中。中央向各地征集周总理的文物及资料。

        我来到西北门。天津送来的是周总理在南开上学时办的进步刊物，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分外惹眼。我曾在我的朋友章××家中见过。是张剧照。一个女子正在表演。短发齐耳。十分美丽。初见时我的心甚至微微一颤。章××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谁。”我问：“谁？”他说：“我们周总理。”章××告诉我：他父亲与周恩来是同学，常同台演出。周总理经常扮女角，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周恩来漂亮。一对明眸就是安到女人脸上也打百分。略施薄粉，活脱脱便是芙蓉出水。章××父亲曾拿着照片对我说：“周总理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呀。他的演技太高了。当年如果他选择演剧这一行，也一定会闻名世界。”

   (2)     我无缘得见周总理正式登台，但我有幸见过他的表演。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小品”，着实精彩。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宴请周恩来。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恩来说：“您上去唱一段？”

        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段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脸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缓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们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

        “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

        我一直琢磨，周总理随身带着一件什么艺术品呢？

  (3)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到北戴河休息。一著名日本画家送了一幅《马食草图》给周总理。我亲自送到周总理下榻处。画挂中堂，我们欣赏。周总理说：“这准是一匹瞎马。”

        我说：“它的眼睛是睁开的。”

        周总理笑着说：“正因为它睁着眼睛，所以才是瞎马，而不瞎的马吃草时是闭着眼睛的，因为它怕眼睛被草尖刺伤。”

        我在心里对周总理唱起赞歌。聪明至此，是否天也嫉呢？

        江青闻讯赶来，赏玩，道：“我认为画得最出色的是眼睛。炯炯有神。不仅画龙要点睛，画马亦要点睛。你看呢，总理？”

        周总理说：“我也认为画得最好的是眼睛。”

        江青约周总理去游泳。我来到海滨浴场，江青的脸阴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正袅袅婷婷地走向大海。我知道，只要王光美在场，江青就死也不下水。一则因为王光美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二则王光美泳姿优雅，而江青只会狗刨式。江青捧起书本在沙滩上读起来。江青文化程度不高，不少字不认识，却硬撑一张面皮，老问周总理： “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此女人不成器。近来她愈来愈热衷于政治了。她曾写信给刘少奇，要求分派她工作。刘少奇答复：“你把毛泽东照顾好了，就是最好的工作。”毛主席知道这事后说：“江青伶牙利嘴，说话刻薄，老是捅漏子。只要我死掉一个星期，就会有人出来杀了她。”但毛泽东对她显然是支持的。此时政治气候有些变化，她正从幕后走向前台。但我断定她终不成气象。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曾经写过几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她饶有兴致地找出来让我们看。我实看不上。周总理说：“江青同志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下午，江青主持召开部分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请周总理讲

话。那时国际形势大凶。敌人蠢动。黑云压城。周总理讲形势，娓娓道来，但渐渐有些激愤了。他说：“假定苏联军队直逼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蒋介石反攻进了福建、江西；日本人入侵并占了青岛，直逼上海。印度也加入，侵犯西藏。我们应当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

        我也被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动了。追随周总理多年，我鲜见他这般激昂。他总是冷静如水。我瞥了江青一眼，发现她也瞪大了眼睛望着周总理。显然是她也觉得奇怪。周总理扫视全场，目光在江青脸上停留片刻，语气蓦地改变：

      “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挖地道。”此刻我的感觉就像皮球泄了气。

      晚上，江青的卫士王勇来找周总理。解放初期王勇曾跟过周总理，后来跟江青。王勇受尽凌辱。江青客厅里有一把椅子，不知为什么江青非要把它歪着摆。王勇总随手摆正，江青又摆歪。江青怒道：“每天我都与这把椅子奋斗。”今天因王勇又把椅子摆正，江青遂“修理”他，命令他在客厅里“稍息，立正，稍息……”直把他折腾了一个小时才罢休。王勇对周总理说：“江青同志神经不正常，我不能在她那儿干了。”

        周总理严肃地说：“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神经病。现在你又说，江青同志神经也不正常，这使我伤心极了。党给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你没有权力这

么讲。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

我们对主席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江青一个人了。”

        周总理的眼圈红了。

  (4)     周总理太容易流泪了。我觉得这与他当过演员有关。眼泪对他而言已成为武器。他运用自如。1946年国共和谈时，民主同盟提一方案，中共认为不能接受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民盟代表，说：“这叫我如何向党中央交待呢？”说毕泪如雨下。民盟知难而退，放弃方案。

        文化革命初，“独臂将军”余秋里被红卫兵揪斗。周恩来去营救，给红卫兵讲余秋里断臂故事：抗日战争时，余秋里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一人炸掉一条胳膊，后领手套两人合领一付。吃饭时两人都把碗放在地上，趴着吃。周恩来泪水夺眶而出。红卫兵也哭成一团。

        有个秘书曾写过一段话：“周总理一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周恩来说：“你太不了解党史了。我对主席犯的错误太多了。”说毕又流泪了。

        遵义会议前，周恩来领导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周恩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稍作抵抗就投降了。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他已意识到他不可能扮演中国革命一号人物的角色。在别人不如他的时候，他特别强。在别人比他强的时候，哪怕强一点，他也退却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旦定位，他便以严格的标准进入角色。

我发现，周恩来连难得的游山玩水也只到留侯庙、武侯祠凭吊，从不

去皇陵。

       1972年国庆招待会上，刘文辉举杯对周恩来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位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那时周恩来已做了二十三年总理，此后又做了三年，当真超过了郭子仪。

       中国自古就有一条规律：头脑越发达，良心越萎缩。政治家想要的东西永远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如果人民能负担，政治家想要的东西则会超过人民所想象的。周恩来创造了一项奇迹：成为中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宰相”。二十六年甘苦有谁知？二十六年黑暗有谁知？有人说周恩来年轻时讲过这样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滩头上。”我看这是他的心境的真实写照。他还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了，还不是靠一个‘忍’字。”

       1966年秋，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人如蚁，已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改到西郊机场。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总理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中南海二O二，将地图摊在地板上，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路线。毛泽东站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听周总理解说。

      这情景恰被我看见。李志绥后来说：堂堂一国总理，怎能像奴仆一样跪在别人面前呢？林彪听说了此事后对汪东兴说：“周恩来像个老当差的，只知道唯唯诺诺。”我却看出周总理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相信毛泽东也看出来了，以毛那么睿智的大脑，什么能瞒过他？他只是不撕破罢了。你看，此刻他的表情带一丝嘲讽，既像享受这一切，

又像洞烛其奸。他完全没有把周恩来放在眼角。他真正对周总理引起

警觉是在林彪死亡之后，不过一切已经晚了。此是后话。

        周总理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不能自拔。愈老愈精纯。1974年，毛泽东已十分虚弱。某日，一口痰堵在喉咙里，久咳不出，晕厥过去。汪东兴一面组织抢救一边速报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听这消息，脸刷一下白如纸。我紧挨周总理坐着。周总理撑了一下想站起来，似过于虚弱又坐下。我忽感有些异样。旁边有轻微的水声。我仔细一看，惊黄了脸。原来周总理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我连忙扶他去厕所。红地毯上一路尿渍。这情景许多人都目击。王洪文后来说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拉在裤裆里异味刺鼻。我作证无此事。

   (5)     我试图钻进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我失败了。周恩来的心被层层包裹着不露一丝缝隙。谁也不知道他真正想些什么。中南海里的人都说毛泽东活得潇洒，周恩来活得好苦。我说毛泽东潇洒是假，周恩来很苦是真。他俩都苦。只是苦有不同罢了。不怕苦，苦半辈子；怕苦，苦一辈子。毛泽东是前者。周恩来是后者。彭德怀曾批评周恩来：“净做笨事。是个笨人。”笨人做不了笨事，笨事都是聪明人做的。周恩来太聪明了。他因为聪明而痛苦，又因为痛苦而聪明。到后来，我亦分不清周恩来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情投入。只有一点我能肯定。鞭策灵魂是残忍的。内心挣扎是惨烈的。这种挣扎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达到了顶峰。  

    1973年，林彪已死去两年，周恩来总理虽排名在王洪文之后，

实际是坐稳第二把交椅。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参观毛泽东故乡韶山回南京后，提出将周恩来总理淮安故居加以整修，也弄成一个供人民瞻仰的去处。江苏省委正式向周总理写报告。我知道周恩来对母亲感情极深。周恩来祖上显赫。他出生时正值祖父升官，故名“恩来”，以示“恩自天来”。恩来母亲乐善好施。周恩来离家时她对他叮嘱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呀，以后你要是遇到讨饭的，尽量别给他们冷饭吃。”母亲去世前大病一场，双目失明。回家时恰收到周恩来寄的一张照片，母亲凄叫道：“给我开灯！”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与世长辞。周恩来每念此，泪水长流。抗日战争时其父尚在。新四军过淮安，其父专门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上供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周家祖坟在淮安城西十里。富贵隆重。翠柏森森。高冢内葬六口棺木，其父母都在。江苏省委的电报是我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周总理看毕，脸色一寒，使劲拍了下桌子：“江渭清脑子不清！”他又一次拿起电报来看，手有点哆嗦。随即吩咐：“立即回报，不准胡来！故居一事，只能突出毛主席一人，不准再有同类事件！”

        那夜恩来无眠。次日，他派邓颖超回淮安，令南京军区派工兵和挖土机，将六座祖坟掘开。在附近再挖一穴，挖得特深，然后将棺木两口一层重叠放下，上面用土复盖，不隆起，种庄稼。原来的祖坟用推土机铲平。几十株数人抱不过来的松柏一律斩光。周家祖坟顿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周总理还不放心，叫江渭清呈照片查

验。江青听说此事时，正在天津小靳庄视察，与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

江青说：“你改名叫周克周吧，用你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周恩来看照片时平静极了。这种平静使我感到恐怖。我突然想，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后代呢？

        那天北京暴雨如注。

 (6)   1975年底，周总理病得快要死了。一天，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二人共用晚饭。我不敢离去，就坐在屏风外面。里面很静。偶有碗碟之声，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妻吃饭，从来听不到老俩口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他俩就这么枯坐了几十年。掌灯时分，我听见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沉默。周恩来说：“我在延安摔断胳膊的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1939年，周恩来去抗大作报告，江青非要与周一道骑马去。路上江青扬鞭，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摔下来，断了胳膊。我未料到，这一真相周恩来竟对妻子保密三十余年，直到最后诀别才吐出来。我的心大大战栗起来。周恩来真是一口深井，不可测。邓颖超沉默着。       

   周恩来死前十天，病情急剧恶化。他形销骨立。昔日风采不再。巨大的病痛折磨着他。他的面容始终平静。他比烈士坚强。有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医生来到床边，他说：“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痛了，想哼哼两声，行不行？”医生哭了，说：“总理，你痛你就喊。大声喊吧。你想怎样就怎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 周恩来紧咬双唇，脸庞如刀刻般有力。他始终未发一声。

        周恩来弥留之际，叶剑英来探望，把我召唤过去，严肃地吩咐：“准备好纸和笔，还有录音机，二十四小时呆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要发泄，你一定要记下来。”

        周恩来数度昏迷。偶尔醒来，便抚摸放在床头的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诗词，坚不开口，他至死守着他的防线。最后一夜我守在门口，朦胧欲睡，忽然屋里有动静，一个激灵醒来，抓起录音机就进去。清清的月光透过窗棂泼进来，周恩来清癯的脸浴在月色中，眼睛显得特别大，有神，有微弱的声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国际歌》！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起无产者的礼赞。神圣之后，不再快乐。快乐之后，不再神圣。

        天亮后，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至死眼睛没有闭紧。

（選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