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 >

「若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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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詩的後兩句是指「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高層開始朝著「經濟改革」的方向布局和發展（1977 ～ 1996）。「蠱」卦中的「蠱」因時而異，需另做解釋。

器皿是飲食之具，一般盛的是食物。器皿裏的食物放了太久， 就會發出酸臭進而腐壞生蟲，即「物腐而蟲生」。換句話說，蠱是皿中的食物因腐敗生蟲後，再轉化為毒。「蠱毒」是因內在腐朽而生蟲，顯示問題的根由已存在很久，卻未被認真地面對和處理，進而導致狀況愈趨嚴重。它也象徵人世間道德與秩序的崩潰。

「若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雕」。 “冰霜”是指前後兩個時期發展成不同的現象，【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腳踩在霜上，即可知嚴寒冰凍的季節即將到臨。如果说“履霜”是處在困境之中，那麼接下來“堅冰至”的處境就不僅僅是困難，還會是凶險。這是比喻從事物的徵兆可看出它將來發展的結果會逐漸擴大、嚴重。

“冰霜” 是指人民與中共之間的矛盾先後被激化的兩種程度。

“木子” 乃李姓

“我” 指的是老百姓

“猴” 者侯也 (李淳風在第4象已用過此喻)

“雕” 即是鵬

「雕與死」和「猴與生」是指在共產黨政權下，前後領導者不同的施政手段。這兩句話的淵源很深，需多著墨分析和解釋。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20年裡，無論是官(黨、政府)還是民，彼此糾纏著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理還亂的死結。一件悲劇的發生，肇事的雙方往往都稱自己是無辜者，將罪過推給對方，以撇開自身的責任。解說之前，小子先得將其時代背景作一梳理，再具體地烘托出人和事的焦點。如此一來，大家才能看清楚紅朝「後毛澤東時代」所發生悲劇的原貌。

            鄧小平               

「人亡政息」。毛死於1976年9月9日，又經過一陣黨內權力鬥爭後，由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掌控大局，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這時一些像鄧小平一樣被毛打倒的「紅一代」革命元老也都恢復了原來的職位，從此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8年~ 1992年) 。台面上鄧先後用胡耀邦和趙紫陽倆幹將掌政，自己卻在幕後操權與掌舵(垂簾聽政)。

毛留給鄧的是滿目瘡痍的爛攤子，面對山窮水盡、國家經濟即將崩潰的局面，鄧知道如果他不搞改革將會亡黨甚至亡國，人民會學共產黨當年革國民黨的命一樣，去革共產黨的命。「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是當時鄧不得不行的主調，「開放」就是不再施行閉關鎖國政策，「階級鬥爭」也在此時被鄧掃進歷史堆裏。人們該注意鄧的「改革」，其實指的是「經濟改革」，並沒把「政治改革」放入進程裡。

胡耀邦      和     趙紫陽

當一弱勢群體挑戰強勢當權派時，往往將自身放在道德制高點上，以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一旦強弱易位，自己攻堅成功，成了當權派後，臉就馬上變了。

當年被國民黨趕到西北一隅的中共，為了要和國民黨一爭江山；一方面利用國民黨正在全面地抵抗日本侵略，趁勢發展壯大自己。另一方面更公開地提出了「爭民主與自由」的宣傳口號。這樣的口號不僅可以吸引國內的民眾追隨其後，而且可以向世界強國，尤其是以自由民主為立國之本的美國示好。

基於此策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領導人對外宣傳的言論，小子略舉三例：

(1) “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奮鬥的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1944年，毛澤東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的講話）

(2) “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3) “實行憲政……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周恩來，1944年）

《解放日報》是當年盤踞在延安，中共的中央機關報，代表中共中央；《新華日報》是周恩來主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完全代表共產黨的報紙。這兩報的社論，很多都由共產黨最高層親自執筆，所以更具歷史意義，小子再舉幾例：

(1) 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2) 國民黨反動派的御用文人說，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這是反動派為鞏固統治而說的謊言。按中國人民的素質，實行民主後，中國不但不會亂，最終會富強起來，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 （《新華日報》-1945年）

(3)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4) 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 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5)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當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取得中國的政權後，這些先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承諾及向友邦的心戰喊話，毛、周就一股腦地置之腦後，老百姓得到的是一連串而來的「肅殺」之氣。

做為一位先知、先覺者往往不為當權者所容；更甚者，還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或牢獄之災，証之古往今來不可勝數。春秋末期，吳國的伍子胥就是最好的例子；伍百般諫言呉王夫差，殺越王句踐並滅越。臨了，伍卻賠上了自己的老命。不聽忠言的夫差不僅斷送了其父闔閭與伍子胥、孫武仨好不容易打造的強國基業，即使想留下自己的命也不可得。 奈何！

就在鄧剛搞「經濟改革」的同時，青年魏京生在北京西單貼大字報，宣揚民主自由。魏署名貼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其中寫道：「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

1979年3月25日，魏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他直言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魏京生疾言力呼，最終卻給自己以「反革命罪」換來了15年牢獄之災。由此可明瞭中共改革的主旋律仍是實施一黨獨裁專政的老路子。搞改革開放的目的只是救共產黨，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策略與政策。這也就種下了日後中共以武力鎮壓學生的「1989年-六四事件」。

魏京生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鄧小平掌權後的行徑；當初鄧參加共產黨搞革命未必有崇高的理想與抱負，一黨獨裁的封建思惟倒很貼切鄧的所作所為，也就是很實用的「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鄧和毛都是共產黨第一代的老革命。把鄧放在封建王朝的體制裏，他肯定是一位開國賢君，像劉漢、李唐、趙宋、朱明一樣會論功行賞，大封功臣，並給人民輕傜薄稅以休養生息。他的「貓論」可以佐證小子的說法無誤。

鄧繼大位後既不走毛的造神路線，也不循孫中山的民主路程。鄧的思惟頗像蔣介石的強人專政，倆人只有手段和開明程度的差異。這可能是他們走的路子與跟隨前領導者的風格不同使然吧!

經過七年的「經濟改革」後，大陸老百姓的生活稍有起色。自1985年起，鄧突然對外公開地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說此話時，正是其長子鄧樸方掌控的“小康華” 邁向“大康華” 的時候，它是被官方層層呵護的私人公司。鄧是個絕頂聰明的領導，這可不是他無的放矢之論，同時也不可小覷這句話所放出的能量。

鄧的動機到底是甚麼? 小子把鄧的話放在三個框架下解讀:

(一) 一黨獨裁，

(二) 鄧是國家最高領袖，

(三) 說這句意義深遠的話時，鄧已是個年逾80歲的古稀老人。 他包含了「公」及「私」兩種層面的意思。

【於公】

毛澤東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僅把過去帝王一人一姓的家天下換為一黨的天下，黨魁輪著做罷了。建國後，毛仍循著共產黨的慣性思惟，繼續搞鬥爭，開國大小功臣們誰也沒沾到物質上的好處，有些人還受活罪和喪命。

鄧君臨天下後，他帶有補償性地宣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享天下」的到來足足推遲了一代，還是讓活著的開國元勳們無不開顏歡笑。這場沒有法源卻以權力做靠山，聚斂國家財富據為己有的行動遂以翻江倒海、如火如荼的氣勢撲向全國各地，並且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這些復出又位居要津的「紅一代」自知來日無多，自然會盡其所能地為他們的子女覇好位、撈好處。而紅二代們當年不僅沒當成錦衣玉食的膏梁子弟，還得跟著父母吃苦受罪。如今機會來了，兩代同心協力、合作無間地中飽私囊，也就顧不得吃相是否難看。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後，以鄧家長子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紛紛下海經商，不叫康華公司的大小“康華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的瞬間冒出來。這就是「太子黨」在鄧的保護傘下形成的由來。

當“潘多拉魔盒”被打開後，中共各級權力機關亦爭先恐後地成立“官倒公司”，毫不手軟地掠奪國家財富。由鄧發話所帶起的這場「以權謀私」，猛刮國家財富的颶風，導致全國物價隨之飛漲，社會生産形勢猛落，國家財政吃緊，人民生活指數猛增。然而在黨、政、軍旗下的群商們則大發橫財，參與經商的太子爺和公主們也個個成為暴富者。

1985年是李淳風所預言之「霜」正悄然而至，中共高層不行「履霜之戒」，反而變本加厲。到了1989年春由“履霜”到“堅冰至”已4個年頭了，結冰所累積的厚度和堅硬的程度可想而知，而「紅朝」的權貴們依舊不管人民死活，仗著手裏的權勢肆無忌憚地大撈猛撈。

【於私】

回首1964年初，北京大學發生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 (女，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和北大校長陸平關於教育方式的衝突中，鄧小平出面支持陸平的觀點，並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會上批評了左派的學生和教師。

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簽名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鄧的大字報。1968年，鄧被毛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隨著鄧小平的倒台，聶元梓及其下屬組織成立140專案組，挾私怨對鄧的長子鄧樸方(北大物理系學生)進行審查。鄧樸方因受到父親的牽連而遭到批鬥，被人從第四層樓推下去，造成下半身完全癱瘓。

愛兒遭此迫害，為人父者情何以堪? 能不感到愧疚? 鄧是一位百般呵護孩子的父親，知其長子身殘已無法往仕途發展，掌權後不得不另闢蹊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難道不是鄧對愛子於「文革」時，代他受罪致殘的補償? 不是慈父「舔犢情深」的表現? 鄧樸方是他眼裏的“太子”，他認為如此做是天經地義之事。

將此類事放入歷史長河裡來看，這是封建專制王朝行事的典型。問題出在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封建王朝，鄧小平步毛的後塵，還是把共產黨先前許給人民莊嚴的承諾給拋之腦後。

“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建黨思想裡最重要的理念，如最初的 “人民解放軍”即是一例。建國後，毛澤東為了繼續蠱惑人心，他把中國許多機構⋯全都打上了"人民" 倆字的烙印：如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法院、人民醫院、、人民銀行、人民鐵路、人民郵電、人民警察、人民教師等等，甚至連錢幣都命名为人民幣。

到了「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的封建思惟與作為實際上是把人民擱在後面，而他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讓大批政府當權者及其親屬通過毫無節制的豪取強奪先富裕起來。1985~1989年形成了改革開放後，社會分配不公的全國問題。中國人民在深受10年文革浩劫後，又遭受洗劫式的「官倒」所造成的高通貨膨脹，人人苦不堪言。人民與政府(黨)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這是直接導致「八九民運」的因。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猝逝，首都的大學生們對胡耀邦清廉與開明形象的尊崇，加上對經濟改革開放已逾十年所引發的官倒與貪污嚴重的不滿，大家紛紛出來悼念胡耀邦。這些生於文革長於文革的學生們從小就捱過餓和吃過不少苦頭，對於當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甚為憤恨，尤其是反鄧樸方所主持的最大官倒 “康華公司” 。

「剝極必復」。他們藉開追悼會逐漸演變成集會、遊行抗議，並要求政府改革社會不公的現象。同時，學生代表們也以跪諫方式向國務院遞交請願信，提出7項要求，其中有4項對中共當權者是針針見血、拳拳到肉:

〈一〉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必需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二〉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三〉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四〉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學生提出 “官倒曝光”、“懲辦貪官污吏”、“反對通貨膨脹”，僅僅只限於反對權力被濫用，使用權力者須遵守規範，不得越軌。學生沒有反對中共政權，並不危及中共執政地位。然而《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社論，卻將學生們的愛國行為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

據已故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記載:「鄧小平在聽了李鵬等人的彙報後，點頭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並決定以"快刀斬亂麻”迅速解決。」，新華社亦發放消息「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

此時，不論是黨也好，政府也罷，初嚐甜頭又手握權力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了鐵板一塊的命運共同體。為了鞏固自己手中的「權力」，漢武帝可弒妻、子和女，武則天也能動手殺親生的兒女。共霑雨露的中共利益集團如何能捨得放權，犧牲自家的利益! 又如何能聽得進去學生的訴求和採納諫言呢!

雖然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五四談話」，肯定了學生的熱情，以紓緩學生的不滿。趙並前往天安門廣場，至情至性地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

趙在回憶錄中直言李鵬等人『阻撓、抗拒和破壞』，他則盡全力地化解學生與政府對峙緊張的氣氛。由於鄧小平與一群老同志站在代表保守派國務院總理李鵬這一邊，代表改良派的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勢單力孤，另外，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也不買趙的帳。趙終因"同情學生", 不與黨中央政策一致, 遭鄧小平猜忌而失勢。

鄧小平  與  李鵬

    趙紫陽 

其實官方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是學潮的轉捩點。它引發一些學生極強烈的情緒反彈，尤其是學生領袖認爲這篇社論是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怕中共秋後算帳。「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時人們應可感覺到中共中央有兩派，趙紫陽這位台面上最大的人物是站在學生這一邊。然而來自全國各地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向趙靠攏，只知一昧地蠻幹。

「初生之犢不畏虎」。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首肯和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會晤(約50分鐘)。我們看到吾爾開希(學生領袖之一)身著病服，口氣強硬而咄咄逼人。既是請願代表，卻以如此態勢登場，又如何能得到政府領導們的尊重! 最後不僅弄得破局，而且不知進退的將學運團體推向不可預測的險境。沒在社會歷練的學生總是把問題想得很單純，想一步到位，不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

      李鵬          與          吾爾開希   對話

不愉快的會晤後，李鵬隨即發表措詞強硬的「五一九講話」，並頒布了戒嚴令。然而，這些隨之而來的大動作更引發學生、工人與北京市民的不滿與反彈。雖然北京市民暫時勸阻欲開進城裏，載滿人民解放軍的一輛輛軍車於城郊，但勢態一點也沒消解。隨後北京城內又有百萬人上街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學生們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自由！」、「民主萬歲！」、「反對獨裁！」、「愛國無罪！」。這時情勢已進入「山雨欲來風滿樓」，政府這邊不得不做出「箭上弦、刀出鞘」的準備。

當全國各地的學生為了向政府爭民主自由而湧入北京時，學生內部也碰到「民主」這個難題。 他們的分歧在於：誰有能力做總指揮？誰值得信賴負責管理海外的捐款？是繼續留守抗爭？還是暫時撤退？他們不僅有外地與本地之爭，更有本地與本地之爭，誰都不服誰，誰都想當頭;；封從德（學生領袖之一）說：「天安門廣場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發生兩三次。」學生間的矛盾也隨著繃緊的氛圍日漸突顯。

天安門的頭頭們 

5月中旬，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來訪，同時也帶來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聚焦於北京，當然也不乏別有用心的境外特工混跡其中。香港演藝界於5月下旬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港元捐款，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針強心劑，然而卻發生了「管理財務不清」的問題。

天安門廣場上是暗潮洶湧，充滿了不可測的變數。不可否認的，學生是掀起這一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對外訴求的是「反貪腐」和「爭取民主自由」。弔詭得是他們對內並沒有經過民主程序選出服人的領袖，而是山頭林立。當一大筆善款轉入學生手中時，面對金錢的誘惑，總有些人會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在日趨緊張的情勢下，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也因社會大眾給予高度的支持與國際媒體的關注而壯膽地走向強硬不退之途，他們已將自身置於死地而不覺。

以下是「六四事件」發生前一天中共向北京市發出的訊息:

6月3日，中共中央調集20萬部隊，決定依戒嚴法清場，當晚6時半開始，戒嚴部隊透過廣播器、電台、電視一再地發出通告：

一˙ 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

二˙ 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

三˙ 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

四˙ 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由肇事者負責。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中共自建政以來，從未依「法」辦事，老百姓當然不知「法」為何物。如今政府要動起真格的，北京市民卻天真地認為「人民解放軍」不至於會向老百姓動真槍實彈。一些老百姓的誤判，也就沒理會中共發出的警告。他們為了阻擋人民解放軍逼近天安門廣場，又重演了當年「四清」和「文革」的暴行。 這些中共口中的暴民用鐵棍、鐵鏈、菜刀、燃燒瓶、噴火器等攻撃士兵，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多日來保持高度克制的人民解放軍，終於開始用裝甲坦克和機槍沿途掃蕩擋路的市民與學生，直至6月4日清晨6時許才成功地鎮壓首都之亂。

隨後中共並於全國大舉緝捕示威者，總書記趙紫陽遭罷黜，鄧另立江澤民代之。「六四事件」各方報告死亡人數由數百至數千不等，未有準確數字，根據鮑樸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所述，據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給的資料指出，總共有313人死亡，當中有23名官兵。

6月4日武力清場後，在天安門廣場長達七週(4月15日至6月4日) 引發全國示威的學生運動遂戛然而止。

由於李鵬在「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天安門事件」)中的強硬態度，被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士稱為「屠夫李鵬」。

「六四事件」發生後，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制裁。爾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本國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及教育體系的管控。

由於學生觸到當權者的核心利益: 權與財，雙方都不讓步和妥協；其間學生們一意孤行、誤判，致使想幫助他們的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孤掌難鳴，終釀起這場悲劇。如果當初學生聽趙的勸說退場，趙有了民意做籌碼，就能與保守派周旋，也就不至於慘到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的局面。

這場「八九民主運動」像極了114年前同樣發生在北京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證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朝野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清廷開始實施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這就危及到舊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王公大臣們的權益。

慈禧太后臨朝後，廢止所有新政，康有為、梁啟超出逃，維新派六人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是為「戊戌政變」，這場變法僅經歷103天而告終。

由於變法的失敗，清廷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制內由上而下實行改革的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由下而上推翻原有制度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必然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亦劃上句號。

下面是人物比照:

鄧小平 - 慈禧太后

趙紫陽 - 光緒皇帝

李鵬等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 - 王公大臣既得利益集團

北京學生聚於天安門廣場反官倒與貪腐 - 康有為、梁啟超等、十八省舉人於北京發起的「公車上書」，提出練兵及變法等主張

維新派是站在光緒皇帝這一邊，「戊戌變法」維持了103天；北京學生沒支持趙紫陽，「八九民運」僅活了5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