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出殯之後，很多人仍然在疾呼真相，要求不可縱放涉案的軍士官四人。軍檢也已經提出抗告成功。我不認識陳毅勳，但在此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時候，我來替判刑最重的他說句話。司法界講求「毋縱」的同時，還要追求「毋枉」。很多人要求伸張洪仲丘人權的時候，也應該守住不輕易傷害他人人權與隱私的分際。電視記者跑到蘇澳去廟裏堵陳母，陳母當場崩潰並向媒體跪求放她一馬。大家看到洪母的哭泣，也別忘了陳家一樣也有個哭泣的母親。

全世界的軍事組織基本上都非常類似。由於軍隊的目標任務特殊，國家養兵千日，就是要軍人犧牲於一時。因此軍隊是一個極度的封閉，強調敵我意識以及階級服從的小社會。其實志願役士官並不是一個好的生涯選擇，特別是職業士官服役的期限短，沒有職業路徑，再加上台灣的士官制度並不成熟，很多時候，兵/士不分，地位低下。我們那個年代，大專兵往往打心底看不起那些志願役士官，這是潛在的摩擦原因之一。

但志願役士官的薪水在同年齡的青年來說還有一定的吸引力，學歷的要求也不高，高中畢業即可，我在193師的時候，我觀察到很多都來自經濟弱勢，需錢恐急家庭的懂事孩子會簽志願役士官，協助家裡度過經濟難關。此次判刑最重的陳毅勳，即來自蘇澳的單親家庭。母親在租來的、破舊的理髮店做理髮生意，74歲的陳家阿嬤也以洗髮為業。鄰居說陳毅勳非常老實，部隊放假回蘇澳老家，還去開怪手貼補家用。這次交保的15萬還是向親朋好友借來的，可見經濟窘迫一斑。

從軍檢的起訴書上，以及閉路電視披露的陳毅勳，雖然嚴厲，但是其實並沒有逾越禁閉室班長這樣的分際。也沒有對洪仲丘特別對待。有人說陳毅勳士官在操練別人的時候，是否想到別人的人權？該士官除了胡亂操整還用言語羞辱，因此不值得同情。但，我們那時候大專兵在成功嶺受訓，班長在操我們的時候，就已經罵得比陳毅勳說的難聽十倍了。他只是在扮演一個戒護士的角色，按表操課，何錯之有？ 這樣的戒護士其實是符合軍事體制賦予他的工作職責的。但在近日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他被求刑15年，其實不但過重，也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其實最應該檢討的，可能是一群與洪仲丘無冤無仇的軍士官會視他為異端、想教訓他的價值體系。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社會的價值體系如何孕育敵我意識。

軍隊只需要一套可以快速運作、動員的規則，最有效的就是人為建立的「敵我意識」及「絕對服從」，責任，榮譽，階級則是美化此一規則的工具。要建立強調敵我意識的小社會，前提是必須要先將敵人『非人化』。對方是邪惡的，我們是正義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放心地將對方視為敵人，由於已將對方『非人化』，所以不會有良心與道德的負擔。少數不願「絕對服從」的特異份子，就會被視為異端/內部敵人。所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必須先妖魔化猶太人，才可以鼓動德國人去迫害猶太人。二戰期間美國媒體成功塑造出日本人野蠻、殘酷又瘋狂的形象，因此產生的道德除罪化的氣氛，合理化了對日本城市大規模投擲燃燒彈的毀滅性轟炸，以及最終投擲原子彈等『教訓野蠻人』的行動。

這一群軍士官妖魔化不合群，不服從的洪仲丘的行為固然不對，但在我們反思軍中的敵我意識的同時，也應該必須反思：我們這個社會是否蔓延著的『人為妖魔化』這樣的極端思想，如果我們不要一個納粹化的台灣。我們就要警惕虛擬的「敵我意識」對台灣社會的潛在危害。例如：

1. 名嘴妖魔化馬英九，領導人是需要概括承受錯誤，他親赴靈堂致祭，卻好像殺人兇手一樣被人要求爬進靈堂，也不需受到如此的羞辱；
2. 「愛台灣」的媒體鎮日妖魔化中國大陸，鼓動「勇敢的台灣人」與世界第二強國、占世界1/5人口的中國人為敵，真是難以想像；
3. 部分台灣人會妖魔化東南亞外勞，大陸人。幾年前，我曾有個女學生赴大陸實習，在臉書上貼了一張在杭州的照片，居然有人譏笑她「大陸雞」；
4. 現在很多人開始妖魔化陳毅勳，范佐憲。特別是信口開河的張友驊創造了個「佐憲天皇」的稱號———坦白說要當流氓頭子也得要有點領導才能，對照近日范佐憲話都說不好（口吃）、當庭痛哭的表現，以及20萬交保金都籌不出來的窘境，坦白說我才不相信他有這能耐。

我想起「悲慘世界」裡面的賈維，他是個壞人嗎？

他一直相信，凡經法律定罪的人必定十惡不赦~
他一直相信，自己生來就是消滅這些違抗法律的人~
他更相信，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維護法律的尊嚴與神聖~

他忠實服從體系規則，敵我意識分明，也許他不是上帝的好子民，但他是個好軍人。其實，我私心裏是很同情他的。

如果你也同情過賈維，那麼請給予這些服勤的軍士官些許的同情與空間吧。

媒體報導：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洪仲丘被操練時有被 "單獨" 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