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對1975年的爭論

　　在西方媒體的眼中，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將軍儼然是北越和越盟的武裝力量的代表，這多半是因為1954年奠邊府大捷和1968年順化攻勢帶來的影響。奠邊府，精於算計的范文同在談判中難以滿足他的欲望以及越南軍隊中防空導彈、戰機、坦克等技術兵器90%來自蘇聯的實際情況，已經使得北越的政策開始全面倒向蘇聯。

圖1：綽號「奠邊府之虎」的武元甲將軍（Vo Nguyen Giop，1911年8月25日—），今年高齡98歲。

　　客觀地說，儘管文革中的中國政府已經竭盡全力（如中國最新的63式自動步槍最先裝備的不是解放軍而是越南人民軍），”清倉查庫“以支持越南人民的戰爭，但在應付北越在戰爭中的巨大消耗時，仍然十分吃力。同時，蘇聯過境中國的物資由於“文革”動亂造成的延誤，也被蘇聯別有用心的渲染，這些都對北越政策轉向有一定影響。但此時北越在戰爭中所需要的彈藥、糧食等大宗消耗性物資，仍然主要依靠中國供應（1972年～1973年中國援助越南物資總量達到了最高峰），因此，已經預計中越關係要走下坡路的越南人，需要在展開大規模行動以及中越分手前，積累更多的物資。

第二，由於在與南越的交戰中損失兵員已經接近百萬，北越本身對發起大規模戰役、南方作戰行動必需的後勤保障以及美國人可能採取的反應也有一定顧慮。1972年底巴黎協定簽定前，北越和越盟期望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大的收穫，但是尼克森政府以慘無人道的24小時滾動轟炸摧毀了河內和海防的行動，促使北越和越盟降低了要求。如果某些行動引起美國的大規模報復，而這時中國顯然已經不會再派遣防空部隊支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也是北越領導層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他們期望以南越政權對越盟的大規模攻擊為藉口，再開始進行對越南南方的大規模進攻。

　　第三，對於大規模進攻能否摧毀南越政權，北越方面還有一定的顧慮。在1960年到1968年期間，按照農村包圍城市思路進行遊擊戰的越盟力量不斷壯大，但隨後北越軍方開始不切實際的期望能以一系列大規模攻勢造成美軍重大傷亡，迅速迫使其撤離。以越南武元甲將軍為核心的北越國防部1968年擺脫中國顧問，組織了自己的第一次大規模正面進攻（北越稱為新春攻勢），但結果在重點進攻的順化等城市，戰場成了美軍優勢火力屠殺越盟和北越有生力量的屠宰場：B2戰場越共控制區在1968年之前有400萬人，但到1975年卻只有340萬人。1971年，北越再次策劃的行動又被美軍海空火力支持下的南越軍隊擊敗。這些軍事意義上的災難使得文進勇和北越總參謀部，更傾向於實施比較謹慎的行動。

　　第四，從胡志明同志逝世以後，越南高層已經出現了權力之爭，一方面北越內部武元甲將軍希望通過戰功獲得更大的權力，而黎筍則利用文進勇進行遏止；另一方面，北越的越南人民軍也希望由他們獲得統一國家的最終榮譽。當時北越總參謀部已經出現了不斷指責從越南南方根據地遊擊隊逐步發展起來的南方司令部，在指揮B2戰場時有嚴重的地方主義、局部觀點的聲音。1972年以後，B2戰場需要的物資總是無法獲得滿足，在B2戰場司令員陳文茶直接找人民軍總參謀部後勤局去要時，負責人丁德善大校則回答：如果我是總參謀長，一定滿足你的要求。到1974年後，文進勇本人甚至下達過不允許B2戰場動用坦克和130毫米加農炮的指示，並且在以後316師（北越王牌，在1979年被中國軍重創，1984年老山”松毛嶺之戰“亦有一個團被中國軍殲滅）南下等問題上一再對B2戰場和南方司令部進行掣肘。

圖2：北越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ung，1906年3月1日－2000年4月29日），一直是胡志明的得力助手。

在南方最關鍵的B2戰場，長期戰鬥1960年以來，他們比北越總參謀部有更多的戰場經驗，也更瞭解南方的實際情況--1960年以來，B2戰場是越南南方進行的遊擊戰爭中由越盟（也就是越南共產黨南方局）相對獨立領導的地區，在戰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北越直接插手的順化戰役、9號公路戰役等，則無一例外地變成了吞噬有生力量的絞肉機。

　　1974年，執掌越南共產黨南方局的是越共南方局書記兼南方局軍委書記、南方司令部政委的范雄和南方局軍委主席、南方司令部司令陳文茶。1974年7月，在南方局召開的全體會議上，范雄明確提出要“在1975-1976年，特別是在1974-1975年旱季做出努力，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且建議“中央在外交鬥爭、整個南方戰場的配合上給予綜合的指導”。1974年10月，在討論南方參謀部制定的1974-1975年作戰計畫時，南方局委員阮文靈（1987年至1991年擔任越共總書記，越南“革新開放”政策的宣導者和推行者）更直接指出：“偽政權不可能熬過1975年到1976年的旱季”。在南方局向越南共產黨中央提交的1975年計畫中，更直接地反映了他們的觀點：“有可能由B2戰場單獨向敵人首腦機關的巢穴發動最後總攻，結束戰爭不能貽誤戰機。”為此，他們將B2戰場1975年旱季的作戰行動提前到1974年12月進行，並制定了由南方司令部及所屬部隊獨立進行的、從5個方向進攻西貢的作戰計畫。

　　在越南的叢林中，每年只有兩個季節--從6月到11月的雨季和從12月到次年5月的旱季。由於在雨季中，暴雨使叢林中的小路變成了溪流，而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河流隨時可以變成卷走兩岸一切的洪水，在這個季節，叢林中撕殺的雙方都無法展開大規模的行動。一般說來，每年的11月是戰爭的參與者確定下一年度作戰計畫的時間，而旱季的第一個月則是雙方調整部署、集結物資的關鍵時期，因此，大規模的戰場行動，往往要從每年的1月開始，直到6月的暴雨來臨的時候。

　　1974年11月，按照北越政治局的要求，范雄和陳文茶攜帶南方局的1975年計畫回到河內，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向北越總參謀部進行彙報。但是，在政治局會議開始之前，希望獲得更多部隊和裝備支持的陳文茶首先驚愕聽到北越總參謀部負責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黎玉賢的要求：由於彈藥儲備不多，配備和使用武器彈藥必須要謹慎，要靠奪取敵人的武器去打擊敵人；B2戰場要大力發展民兵遊擊隊，並且要把所補充新兵的40%支持其他戰場。

圖3：「胡志明戰役」的主要領導者--文進勇將軍(Van Tien Dung，1917年5月2日－2002年3月17日）。

接著，他們獲悉了北越的1974年總體計畫：進行小規模的作戰活動，為1976年與南越政權決戰做準備。而B2戰場的主力第7師以及精銳的特工429團，應北上參加北越總參謀部直接領導的西原戰役。隨後，來自南方的范雄、陳文茶和潘文當三名政治局委員與北越中央軍委和總參召開了專題會議，但是除了得到第7師暫不北上的許諾外，他們得到的全是批評與“幫助”。

　　事實上，在他們離開南方之後，南方司令部就接到了文進勇傳達武元甲的484號電和黎筍的491號電，不但斥責南方“沒有領會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意圖和總計畫”，甚至要求他們在1974年內“不用坦克、重炮，僅使用85毫米以下的小口徑炮打點練習”。在後來陳文茶與文進勇的單獨討論中，文進勇不但重申了不經總參謀部批准不得動用坦克、大炮的要求，而且文還要求他們立即把總參的指示帶回去，不必再來河內參加政治局會議了。范雄和陳文茶為了改變這個現實，直接在一天傍晚赴黎筍家去遊說，但是從南方起家的這位越南共產黨首腦，仍然對南方司令部的計畫充滿疑慮，只是應允了南方司令部在1975年的戰鬥中動用1個坦克連和1個130毫米加農炮連的請求。

　　1974年12月18日開始的越共政治局會議，開始時依然沒有給南方司令部什麼機會，黎玉賢甚至抱怨1972年南方就消耗了22萬發炮彈，這樣下去北越根本無法完成1976年決戰所需要的物資儲備。然而，就在范雄和陳文茶萬分沮喪的時候，B2戰場卻給了他們意外的驚喜：留守的南方司令部副司令黎德英（1992年至1997年擔任越南國家主席）和第4軍軍長黃琴（越南統一後升任第4軍區司令員），根據B2戰場原定的計畫，終於在1975年1月6日完全攻佔了福隆省（現名平福省），這不但是越南共產黨的武裝力量第一次佔領南越一個省，也著實讓斥責南方如果進行福隆戰役、不但勝算不大而且可能影響西原戰役的北越總參謀部啞口無言。因此，有關南方司令部1975年作戰計畫的爭論總算暫時告一段落，在不影響西原戰役的同時南方得到了行動的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