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世界著名鋼琴音樂家郎朗先生的自傳“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出版﹐各大媒體都有報導和節錄。

那天﹐朋友打電話來﹐劈頭就問“你知道郎朗的故事嗎﹖”

朋友是古典音樂迷﹐對郎朗比較熟悉﹐我只知道他很成功﹐在林肯中心開音樂會。

朋友義憤填膺﹐越說越激動。當我聽完他轉述媒體的節錄﹐我試著從不打不成器﹐激將法﹐光耀門楣﹐家人犧牲來成全孩子的東方文化背景來辯解﹐可是卻越辯越語塞。

在郎朗九歲的時候﹐為了培養郎朗﹐父親把瀋陽治安特警支隊的工作辭了﹐帶郎朗到北京學習﹐留郎朗的母親在家鄉工作﹐作為他們經濟的來源。

他們在北京過著拮据的生活﹐苦撐著﹐因為他們相信郎朗有這個天份﹐他們一家願意犧牲來培養他。

當郎朗被老師覺得他資質平庸而拒於門外﹐加上生活上的挫折﹐終於因為郎朗參加學校合唱團排練而晚回家兩個小時﹐父親狠狠打了他一頓﹐連頭都打破了。問他有什麼臉留在北京﹖然後給他三條路﹐一是服藥去死﹐另一條是跳樓﹐第三條是回瀋陽。

郎朗一條都不肯﹐只有死命練習。後來獲得重要大獎﹐得以出國深造﹐成就了今天的世界鋼琴王子。

我不曉得﹐當初郎朗描述這一段﹐是在感謝家人的犧牲﹐和父親的鐵血教育﹐激發他的潛能﹐讓他有今天的成就﹐還是他在做一場心理上的治療﹖

當我們看到一個成功的郎朗﹐可能有千萬個學音樂的人並沒有達到所謂的“成功”。如果郎朗沒有今天的成就﹐那他家人的犧牲﹐和他個人所要承受的﹐從期待到失望﹐該怎麼是好﹖

這幾年﹐郎朗先生的成就更高了。但是每次聽到他的名字﹐不自覺就會替他拼湊出來的﹐他被鞋子敲破頭的畫面﹐和被叫跳樓時的恐懼﹐浮現在我的腦海。

容我問一句﹐“少年郎朗﹐你還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