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有人說「ＸＸ大學很爛，但我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我想很多人會認為這句話很荒謬、自相矛盾。

其實，從20世紀初期劍橋哲學家摩爾（G. E. Moore）的觀點，光是這樣說說並沒什麼荒謬的；在某些場合，這樣說並非沒有意義。真正會讓這兩句話沒有意義的事當這句話是陳述事實的「斷言」的時候。

但即使是斷言，如果我們把句中的「我」改成「她」：「ＸＸ大學很爛，但她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就不荒謬了。甚至我們維持「我」，而把第二部分改成過去式：「ＸＸ大學很爛，但我那時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這樣的句子也就不荒謬了。換句話說，這句子似乎只有在第一人稱現在式的時候才會令人感覺荒謬，為什麼？

因為類似的句子有時看似自相矛盾有時又不矛盾，當時劍橋另一位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把它們稱作「摩爾悖論」（Moore’s Paradox）。

如果以「Ｐ」代表陳述事實的命題，「摩爾悖論」的一般形式是：「Ｐ，但我不相信Ｐ。」摩爾認為「Ｐ，但我不相信Ｐ」中的「相信」和「不相信」都是一種「心理狀態」，而「心理狀態」並不等同於「事實」。

如果「ＸＸ大學很爛」只是斷言而不指涉心理狀態，那它和「我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並無矛盾。問題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說出「ＸＸ大學很爛」這句斷言的人，很難說她不隱含「我相信ＸＸ大學很爛」的心理狀態。當然她自己可以否認她的斷言隱含心理狀態，而只純粹描述事實，因此沒有矛盾。

至於說「ＸＸ大學很爛，但她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的人，即使「ＸＸ大學很爛」隱含心理狀態，其所隱含的也只是「我」自己的心理狀態，而不是「她」的心理狀態，因此沒有矛盾。同樣的道理，「ＸＸ大學很爛，但我那時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也沒有矛盾，因為說話「當下」即使心理狀態相信「ＸＸ大學很爛」，它與「那時」的心理狀態「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並不衝突：我們容許「我」在「那時」跟「當下」之間心理狀態的改變。

上述例子的某人要如何拗說她並沒自相矛盾？一個方法是否認她說過「ＸＸ大學很爛」這句話：那只是別人從她講過的話得到的結論。例如某人的確說了「我一路北一女、師大榜首入學、台大斐陶斐獎畢業，不是像什麼ＸＸ大學夜間部，再去台大研究所灌水」，而這些話被一般人認定隱含「ＸＸ大學很爛」的命題。某人可以堅持她的話只是在指有一個ＸＸ大學夜間部畢業的學生很爛，她因為厚道而不指名道姓，她並不是在說ＸＸ大學很爛，更沒有隱含她「相信」ＸＸ大學很爛。這樣，她可以說：「我不相信ＸＸ大學很爛」而沒有自相矛盾。

法庭對案件的判決，即使事實明確，總會有人心理上無法接受。

邏輯上有名的「意外吊死悖論」（Unexpected Hanging Paradox）便可以看作是「摩爾悖論」的一例。

這個悖論的故事是：某位邏輯學家觸怒了國王，國王下令把他吊死。國王對他說：「我會在下周周間某天中午把你吊死。我不告訴你哪一天，反正你在被送上絞架時，會感到意外就是了。你是邏輯學家，自己推推看吧。」

邏輯學家於是開始推論：「我不會在星期五被吊死，因為我如果在星期四晚上還沒死，那在星期五被送上絞架就沒有意外可言了，所以一定不是星期五。可是如果排除了星期五，那我也不會在星期四被吊死，因為如果在星期三晚上還沒死，那在星期四被送上絞架也沒有意外可言啊，所以一定不是星期四。如此往後類推，那一定也不是星期三、星期二、星期一。國王在下周間沒有任何一天可以吊死我而讓我感到意外的，所以他只是嚇嚇我罷了，我不相信他真的要把我吊死。」

結果他在星期三被吊死了；當絞索套上脖子時，他還是不相信他就要被吊死了。

這雖然是個故事，但心理上無法接受事實的人，所在多有。

摩爾本人便傾向於以「心理狀態」來解釋他的悖論，但維根斯坦不以為然。他說：

如果我問某人「隔壁房間有沒有火？」而他回答「我相信有。」我不能說「不要離題，我問的是火，不是你的心理狀態！」（Ray Monk著《天才的責任》，頁655，賴盈滿譯文）

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深入討論摩爾悖論。他依他後期哲學一貫的看法，認為邏輯牽涉到的不只是形式問題。摩爾悖論顯示「Ｐ，但我不相信Ｐ」與「Ｐ，但她不相信Ｐ」雖然有相同的邏輯形式，但前者給人自相矛盾的感覺，而後者不會。他認為關鍵在於「相信」的文法會隨著脈絡而定：「我不相信」跟「她不相信」或「我那時不相信」中的「相信」用法便不相同。邏輯不能只重簡單的形式，考慮字詞的用法也是邏輯的一部分。

他在《哲學研究》中花了三頁篇幅討論的結論是：「別把猶豫的斷言當成對於猶豫本身的斷言」（Don’t regard a hesitant assertation as an assertion of hesitancy.）他的意思是在斷言之前加上「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代表說話者對這斷言有點猶豫，但重點還是斷言，不是猶豫的心理狀態。

維根斯坦甚至認為語言中的矛盾並沒有邏輯學家或數學家想像中的那麼罪大惡極。他的說法仍是：語言中字詞的用法隨脈絡而變，如果因此而有差異甚至矛盾，那又如何？維根斯坦關於矛盾的學說需要另文討論，但衡諸今天台灣政治語言充滿了矛盾，政治人物「矛盾雖可恥但有用」的心態似乎也不是那麼罪惡。有沒有用就由選民決定，輿論真的不必大作文章。

我在這裡大作文章，但我不相信我是在大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