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國際關係學者，只是因對於賽局的興趣以及對台灣的關懷，寫了一篇〈中國對台的「危險邊緣」策略會奏效嗎?〉文章，受到許多讀者注意。但也有讀者問道：面對危險邊緣策略的威脅，台灣究竟應該如何反應？

從「懦夫賽局」的架構來看，我以為自二戰結束、國府遷台以來，兩岸其實是（台灣堅持，中國退讓）的局面；這是一個維持了70年之久的純粹策略納許均衡。當然，中國之所以退讓 — 迄今未以武力奪取台灣 — 有其國際及內部因素。而台灣之所以能夠固守均衡，外則仰賴冷戰期間美國的圍堵政策，內則在冷戰後成就經濟繁榮及民主鞏固，贏得自身的國際地位。這種局面，隨著中國崛起，習近平顯然已經開始布局要設法將之扭轉至「懦夫賽局」之另一個純粹策略納許均衡：（台灣退讓，中國堅持）。但現狀之所以為納許均衡，表示單方面的行動必將付出比現狀還要糟的代價，不論這代價來自於雙方的衝突或國際的制裁。中國目前採取的「危險邊緣」策略，正是為了要減低正面衝突的重大代價，冀望以展示它不畏戰爭風險的行動便能夠震攝台灣人民、逼迫台灣政府讓步。以湯瑪士．謝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理論來看，「危險邊緣」（brinkmanship）策略的終極目的，畢竟不是用兵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面對中國這種策略的威脅，台灣究竟應該如何反應？我愧無獨到方略，在此謹翻譯謝林在其對美國冷戰策略有深遠影響的鉅著《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s. Harvard, 1960, 1980; Eighth printing, 1981）相關段落（pp. 200-201）以為參考。該書台灣有五南出版社趙華譯本，但謝林原文並不好懂，或者我的譯文與趙華譯文可以互相參照。

如果中國對台的危險邊緣策略也是對美國的挑戰，我們也可以看看拜登總統上台以後美軍在台海周邊的行動是否符合謝林在此書中的建議。

以下是我的譯文:

『危險邊緣因此是一種刻意製造出來的可以清楚認知的戰爭風險、一種無法完全控制的風險。它是一種刻意讓情況稍微失控的戰術，因為失控的情況可能讓對方無法忍受而逼他退讓。它意在藉著使對方暴露於共同的風險之中來騷擾、震攝對方，或藉著明示對方任何對立行動可能使雙方同墮險境來嚇阻他。

有種想法說我們必須「讓敵人不斷猜測」我們的反應，尤其是我們會不會有所反應；這種想法必須用以上的論述加以詮釋。有人主張我們不必威脅敵人我們絕對會報復或絕對會抵抗，而只以我們可能會回擊來嚇阻他就好了。這種主張如果意味著要不要對俄國人做出反應完全由我們自己決定，那就錯了。俄國人可能算計好我們事後不會回擊，尤其當他們採取的侵略行動規模不大的話；假如我們不願意就必定回擊做出行動上的部署，甚至於不願意口頭說出我們必定回擊，那我們等於是確認了他們對我們要給自己留餘地的認知了。因此，如果我們怕對威脅做出絕對承諾可能無法達到目的、怕那樣會把自己囿限於本來不願採取的行動，那即使試著去說服敵人我們可能還是會抵抗，這局面也就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了。

反過來說，如果俄國人清楚認識到我們已經有充分介入的準備，乃至於達到了即使有機會退讓也可能不退讓的地步，那情況就不同了。這個時候，說我們要不要對俄國入侵某中立國做出回擊要看我們的方便、我們不會讓敵人來替我們做決定、也不會讓他知道我們會怎麼做，這種姿態，對敵人只會是虛張聲勢而已。但是，在可能被入侵的中立國周邊部署軍隊、做出承諾以至於自己都不確定在俄國入侵時自己尚有緩轉餘地，那才會真正讓敵人不斷猜測。

結論是：只要我們不讓敵人猜測我們的動機，那讓他們不斷猜測就是對的。如果結果有一部分明顯地會由我們所無法完全了解的事件和過程來決定，那我們就給敵人製造了真正的風險。』

這裡結論所說「不讓敵人猜測我們的動機」，「動機」的原文是motivation，但我想從上下文來看，也許謝林的意思比較近於「決心」(determination)。這兩個英文字本來意義就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