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理論重點在於建立一個客觀的制度化社會，而不同於孟子較著重於主觀的道德層面。因為他重視客觀性，所以才主張「法後王」，他所謂的後王是指建立周代制度的王者，即文、武、周公。之所以主張法後王，是因為中國文化及政治制度直到周代才有明確客觀的成文規定，而這種客觀性值得統治者效法，因此提倡法後王，他在〈儒效篇〉中說：「法後王而一制度。」可見提出法後王的主張，是為了建立一套明確客觀的社會規範。

　　他又說：「禹湯有傳政，不如周之察也。」因為周代的制度具有客觀的成文記錄，足以做為後人查考借鑑的資料，所以他才主張崇尚周制，效法後王。此外，荀子理想中的制度化社會，是以「禮」為支柱，他所主張的禮，也是客觀性較強的制度，為了強化禮的作用與說服力，他便主張「法後王」，以作為禮的歷史根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依韋政通先生的說法，將荀子主張法後王的原因分為三點：

　（一）是因後王之粲然明備，粲然明備故可徵之以為據，故曰：「禹湯有傳政，不如周之察也。」

　（二）是因後王乃天下之君。這是說歷史發展到周，始出現初次一統天下的局面，這局面的維繫乃由禮制的凝結，故言治道，必以周文為據。

　（三）是因能審周道，即足以知上世。周道乃百王之法累積損益而成，故後王即足以代表百王之道。此即所謂「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亦即孔子「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義。

二、「法後王」與「法先王」是否衝突

　　法後王與法先王並不構成衝突，因為這是就兩種不同觀點來看政治問題。孔、孟等儒者多半由「道德面」來看待政治，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於是他們嚮往堯舜禹湯的治世，是因為受到先王德性的感召，並要求統治者以堯舜的道德操守自許。至於荀子，前文說過，他較重視明確客觀的制度，所以是由「制度面」來看待政治，因此主張法後王，但他並不否定法先王的價值。

　　荀子很清楚，光是崇拜先王高尚的品德並不足以應付現實社會的各種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尚且需要客觀明確的制度規範才能使一切運作上軌道，而不是空談道德可以解決的。此外，因為年久失傳，先王並沒有留下足以供我們借鑑參考的資料，所以荀子說：「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正因為先王沒有遺留下客觀化的制度供後人參考，所以荀子認為倒不如效法已有明確制度規範的周代，並且效法周代的王者。

　　雖然荀子的理論架構是由「制度面」來看待政治，因而提出「法後王」，但他並不否認由「道德面」所提出的「法先王」，他說：「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可見他不以法先王本身為非。而在探討道德面的問題時，他仍不忘制度面（即禮）的重要，所以他說：「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可見在荀子思想中，法先王與法後王不僅不構成衝突，他還適當的以制度化的禮去調和道德面的法先王思想，這也是他對儒家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