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慶祝國慶，游春祥老師掃描，不知拍攝者)

        第一篇高中日記的時間是1976年9月6日(星期一)，內容主要記錄開學正式上課第一天，期許自己進入高中時代要有不同的學習心態，為擠進大學窄門做準備。

不記得高中之前是否有日記的習慣，但永遠記得高一國文老師毛蔚領在第一堂課要我們寫日記的樣子。她帶著透明眼鏡，凌厲而明快地告訴我們關於國文課的規定，字正腔圓的語調，前所未見的語速，一字一句是連發的箭矢，射向如靶心的同學身上。我們沒有任何異議，而且我知道，至少不只我一個人，臉上是臣服並漾著虔誠的神情接受所有的規定，諸如文言文全課背誦由老師親自抽背，每週兩張書法作業，每天一篇日記，輪流將同學的作文佳作用鐵筆刻在鋼板上的臘紙油印給所有同學等。

對於每天寫日記，一週檢查兩次，同學比較有微詞，雖有遲交但沒有人不照著做。那時代的我們，在戒嚴的政治氛圍和一致的思想教育下，似乎甘於接受任何的「虐待」，尤其是我對國文本來就比其他科目來得有興趣，因此對於毛老師的規定更欣然接受。

那是我寫日記的開始，而且持續了近一年，即使日後也寫，但都沒有這時期不間斷的恆心和毅力。

兩本日記的內容談不上精彩，文字青澀夾雜文言半調子，好像車子走在石頭路上，不致於顛簸，卻也不甚平順。雖然如此，總是忠實留下帶些蒼白、帶些寂寞的高中歲月，也反映那時代社會現象的片斷。

不少篇記載參加青年節、雙十節等慶典活動，曾經有台大機械系學生邊士杰在青年節慷慨陳辭，要青年緬懷先烈，唾棄共黨，做時代主人；自己也寫了不少青年要有民族意識，服務社會國家，重視倫理道德等諸多論調。可以想見當時的政治氣息，與今天相較顯得滑稽有趣。

當時學校每週有固定的「德目」，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合作…」做為班會討論題綱，重視生活規範、倫理道德的形式與實踐，與今天幾乎不存在任何相關形式，成為兩個極端現象。

家在壯圍鄉下，我每天搭客運公車上學，因此有幾篇寫公車上的觀感。有鄉下人因不認識字，上錯車被車掌小姐罵得無地自容，讓人義憤填膺的；有人多擁擠時，與一位女生四眼相對，而心中小鹿亂撞了幾日；也有翻騰掙扎許久，怕被人笑是沽名而後鼓起勇氣讓座的。

其中有一位在「五間」站上下車的盲人，戴副墨鏡，肩上掛只深色包包，每天與我們同車；早上站在路邊，車子近了便舉起手讓司機停車，他用手杖輕觸車門，準確地上了車，印象中他是不用付錢；放學時車子經市區舊城「北門」站，他一樣地上車，到了五間下車。我曾在北門附近郵局前的騎樓看過他，坐在一張小桌後，手裡握著竹籤筒，搖晃出聲響，幫人算命，包包裡便是他的謀生家當。聽說附近商家會主動幫他蒸中午便當，傍晚就把桌椅收拾進厝內。

當我從車尾的窗戶，看見他以手杖叩地越過馬路，一個人沿著路邊慢慢回家，心中有些滋味，我的日記裡寫著：

「天地間的生命潛藏著許多奧妙，只要不放棄，那奧妙便能展現。」(1977.05.24)

也有生命夭折讓人感傷的。國中同學林榮源溺水而死，舊時同學發起樂捐，公祭那天我約了幾位同學出席，他母親看到我們似乎觸景傷情更悲從中來。如今三十多年過去，對林同學的印象，早已模糊得只剩日記裡的隻字片語。

還有高一同班同學馮維文的父親，才四十多歲因病英年早逝。在體悟不多的青春日記裡，竟也註記了這兩則人生無常的感傷印象。

關於生活瑣事：有幫不識字的父親到壯圍郵局存錢；自己丟了兩隻手錶，從此發誓不再戴手錶；父親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考上機車駕照；假日和妹妹到田裡幫忙除草、插秧、割稻等；那時父親總在午夜出門，到屠宰場工作，天破曉才回家補眠；母親在冬季的海邊捕捉鰻魚苗，有時我也跟去。

和學校相關的，除了自己常嗟嘆成績不理想外，一些現象與現在比起來，真是天壤之別。

高一的教室是一排斜頂黑瓦的日式建築，地面為堅硬的黑土，天氣乾燥時，掃地竟不起灰塵，只是下雨會漏水，時有滑倒人的情形；即使如此簡陋，並沒有人抱怨，反而被整理得乾淨簡爽。如今水泥建築，每間裝設冷氣，採光充足，又有電氣化的教學設備，但使用的人似乎不如舊時那般惜物愛物。

課表中的科目，與現在最大不同的是，每週有一堂「勞動服務」課，到班上所屬的公共區域打掃、除草。班上的牆上掛了幾把鐮刀，就是勞動服務課專用。我最喜歡拿鐮刀割草，因為可以發揮農家子弟割草的勢面和成效，從中獲得一點成就感。如果今天教室也有刀具配備，想必老師家長都會惶恐不已，恐怕什麼時候會發生「流血事件」。

這一年裡印象深刻的還有幾件事：

一是遭訓導主任「修鬚」之刑。因為擔任學藝股長洽公而進入訓導處，被黃玉練主任叫住，說我頂上三分頭沒什麼挑剔，但鬍鬚太長，拿了小剪刀要我立正不動，個子矮小的主任，仰著頭用微微抖動的右手，在我的嘴上修剪鬍鬚。一方面害怕被刺傷，一方面擔心再長出來的鬍鬚會變粗，當時身心煎熬可見一斑。如今不但沒有髮禁，還有各種髮色出現，當然也就沒有什「鬚禁」啊！

二是老師辦公室的工友。因為出入辦公室取放教室日誌，發現辦公室的工友，和老師一樣七點多就到校，他們一早打掃辦公室，擦桌子，幫每個老師洗茶杯，泡大壺茶等等，這種服務在我回校任教的民國七十年代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了，大概是隨著社會風氣對老師不再那麼尊崇而自然不見的吧！

三是全班到台北縣十分瀑布郊遊烤肉。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班四十人，由導師鄭玉娥帶隊，國文毛老師、數學莊老師伉儷也隨同。日記中寫下對青山綠水和初見瀑布的驚艷，但也寫下我前一日的張羅糗樣。因為要穿便服，在家裡翻箱倒篋卻沒有一件適合外出的便服，還因此和母親鬧彆扭，最後是向同村的國中同學借了上衣和過於寬大的長褲，才勉強出門。事後惱怒自己未能事先綢繆，還嗔怨當時物質的貧乏。

驚訝地發現當時宜蘭市還有人力三輪車，我的日記裡，不是為了預見它會消失而記上一筆，是因為看見了一位四肢健全狀似從容的中年人，翹著腿歪坐在三輪車上，車伕扭曲臉上的肌肉奮力踩踏；當時我天真地堆砌了「好逸惡勞」、「四體不勤」、「仗勢欺人」等成語批判那位乘客，卻沒進一步想如果沒有乘客，那車伕豈不要挨餓，嗷嗷待哺的一家幾口人會如何？

天真的日記內容，寓藏了思想行為等待成熟的空間。如果人生是個修練旅程，那時應該是旅程起點的一段路途，難免疑惑、迷惘和憤世，但偶爾俯身也能撿拾幾顆精亮的采石：

「人間有善惡、美醜、愛恨；只要我們多發掘光明善良的一面，並寬容罪惡與憎恨，我們就會對人生多一點信心和好感。」(1976.10.05)

「沈默是金，並非指不要有流利的口才，而是在需要時可以滔滔不絕，不需要時則沈默如愚。」(1976.11.27)

「一位雕刻家，為駝背國王雕了一尊沒有駝背但維妙維肖的立像，樹在宮中花園，這位國王每天去看自己的雕像，久而久之，國王的駝背不見了，一如昂然挺立的雕像。」(1977.01.14)

翻看高一日記，自喜當時還能有幾則這樣可以玩味的文字，或許也是因為自戀因素，那兩本日記才得以倖存至今。

高一日記最後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有老師最後批閱的紅字。接著日期是隔了兩個月的八月十七日。那是暑假期間，為了節省輔導費，我沒有參加輔導課，全力投入一期稻作的換工收割團隊。

之後，我還在宜蘭高中讀高二，也斷斷續續記下高中生活點滴。

(在宜蘭高中三十年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