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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厭倦了憎恨」，這是電影「最後的蘇格蘭王」的一句關鍵話，一位黑人醫師用生命救了一位白人醫師，讓他逃出烏干達。
這次得到奧斯卡獎的電影，不少是對歷史悲劇的反思，除了「最後的蘇格蘭王」外，還有「竊聽風暴」、「來自硫磺島的信」，即使「黛妃與女皇」也是一種詮釋歷史，而這些歷史不過是幾年前或幾十年前的新聞。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個時代都會重新詮釋歷史，而如何詮釋也正好反映了那個時代。這些獲得奧斯卡肯定的電影，都以極人性的方式面對歷史傷痕，不會只是巧合。
這些電影和我們最有貼近性的應是「來自硫磺島的信」，日本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也是中國的侵略者，但，在電影中，日本軍人是慈愛的父親、想家的麵包師傅、心軟的憲兵、奧運馬術冠軍，他們作為「個人」，可親可愛，但，在日本軍國主義「集體意志」下，沒有「個人」，他們挖掘一條條既是作戰也是埋葬他們的壕溝。在戰後十年，埋藏洞穴裡的信一封封出土，「個人」的愛戀、恐懼才一一浮現，在美麗的音樂和海濤聲中，戰爭的創痛撞擊人心。
歷史，不能遺忘；教訓，尤須記取；但是，仇恨只會複製悲劇。
大陸一部新連續劇「大明王朝一五六六」正引起大陸知識界熱烈話題，這齣戲的編劇就是「雍正王朝」編劇劉和平，他面對各種讚譽，最喜歡的是歷史學家馮爾康論他的「厚道」兩字，「理解筆下每一個人和他所處的人生困境」，大陸媒體並分析，正是這些人性的成分，「不致使我們仇恨地把歷史罪責推卸給某個人了事」。
即使在一個萬惡時代，仍有音樂、戲劇，有善的渴慕和掙扎，有人與人的相濡以沫。也正因如此，再黑暗的歷史總仍能讓人看到光亮。
在「竊聽風暴」的結局，不是「去納粹化」的肅殺，而是「獻給好人的奏鳴曲」，這難道不是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