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總統候選人第二場政見辯論會，有十二個公民團體提問，包括醫療、農業、環保、婦幼、教育、勞工、住宅、人權、司法、稅改等；周四的那場文化提問，則有十二位藝文界人士，輪番向三位總統候選人質詢文化議題。

這是十六年五次人民直選總統以來，首次有這種「分項」的政見辯論會。之所以出現這種形式的辯論會，原因之一是選情緊繃，形成「割喉戰」，因此每一局部的消長足以牽動選情的力量增大，因而也相對提升了發言的地位與分貝；至於「文化提問」，則是直接因《夢想家》的爭議而觸發，儼然成了藝文界向政治部門的「擠兌」。

此種「分項辯論」，自能使政治部門對國家社會的每一項目皆賦予較細緻的關注，這無疑是民主政治的深化。然而，這個現象卻也可能引發兩個大問題：一、總統的憲政角色是什麼？比如說，總統要不要管政府是否出資贊助拍一部史詩級電影？二、在整體架構中，每一個「分項」，均是依靠國家政務的「主體」而存在；倘若將一場選舉切割成各種「分項」的「割喉」或「擠兌」，會不會變成一場見樹不見林的大選？

先談總統的憲政角色。法官周占春判陳水扁二次金改案無罪，他說二次金改「非憲法列舉的總統權限」，無權即無責，因此何罪之有？周占春並指稱，馬英九總統過問溼地保留、捷運車次等事，亦已逾越總統職權的分際。確實，依現行憲制，總統的主要職權是在「國安三權」（國防、外交、兩岸）；但如今十二個社會團體就各門各類的國政質詢總統，且僅藝文一項就有十二人聯手提問各種細節，這是否會「逾越總統職權」？

七次修憲，留下了「總統權責不副」的大缺陷，但現實政治卻快速將直選總統向「政治擠兌中心」的角色牽引，使得總統部長化，總統縣長化，甚至總統里長化；這不但是憲政體制上的重大疑義，就實際而言，要總統候選人對每一個經緯萬端的細項發表一分三十秒的政見，但見有人低頭看著「考古題」唸稿，還是坑坑疤疤，難道這不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再論「分項」與「主體」的關聯。台灣的政經問題有一個主體，那就是國憲認同與兩岸政策，這是台灣的政經脊樑，且這個主體與脊樑又深入牽動著台灣經濟發展的基本動能。亦即，不同的國憲認同與不同的兩岸政策，會形成不同的社會情態與兩岸氛圍；而不同的社會情態與兩岸氛圍又會影響台灣出現不同的經濟生態；接著，不同的經濟生態及經濟實力又將影響在各種「分項」之間的「分配正義」的形態與能量。

換句話說：有根有幹，才有花有果。不同的國憲認同及不同的兩岸政策，就是不同的根與幹，必會生出不同的花與果。

晚近以來，時聞「少談兩岸及國憲問題，多談經濟問題及各種分項的國政」的說法；此類說法雖可理解其現實關懷，卻可能成了捨本逐末，避重就輕。因為，不談根與幹，如何談花與果；這是台灣政經情勢的特有負擔，不能見樹而不見林。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因此，就各別分項利益的社群而言，當然有權向各別的政黨及總統候選人「擠兌」，他們要的是花與果；但各別的政黨及總統候選人，不能只利用分歧的社群利益，施展「割喉」戰術，而必須先提出足以支撐供養這些花果的根與幹。這才是總統最重要的職責所在，也是昨日辯論會在交互詰問及結辯中出現的焦點。

基於此種思維，本報社論特別重視國憲認同與兩岸政策在此次大選的效應；因為，這是根與幹的問題，迴避或扭曲這個問題，則無法談花與果。因而，在選戰最後階段，各政黨及各總統候選人皆應回到國憲認同與兩岸政策的脊樑議題，脊樑不正，整個軀體四肢都會扭曲、變形、失能。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解嚴後二十餘年來多數國人的親身感受與體悟。

不要再切割、撕裂、扭曲這場選舉的議題，根、幹、花、果必須同時呈現；刨根斫幹，不可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