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有如柔軟的雪花，飄落在事實上，朦朧了它們的輪廓，掩蓋了所有的細節。」──喬治‧歐威爾

當我們開口，當我們寫字，有時候說，有時候沒說，有時候說謊，有時候只是掩藏了一些事。

例如，傳播學者陳順孝曾研究老蔣時期的報紙標題，發現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頭版頭題，都是歌頌蔣介石生日，而且每年的標題都是「普天同慶，日月同光」，像是鬼打牆一樣，偶爾會換成「日月同光，普天同慶」。

那是個什麼都說，但什麼都沒說，什麼都說謊的年代。

約莫十年前，我還在當報紙編輯，舉凡標題論及台灣與美國，必定要用「中美關係」，中在美之前；提到美國與中國，必定是「美『中』關係」（「中」字必須加括弧或變體，且在「美」之後）；至於同時提到台灣、美國、中國呢？那就只好用「美『中』台關係」。

九七前後，編輯台有個笑話，提到台灣、中國、香港怎麼辦？那就用「台中港關係」。

那是個有時候說，有時候必須躲藏隱蔽的年代。

約莫是國民黨執政末期，報紙標題大解嚴，台灣就台灣，中國就中國，台美就台美，美中就美中，編輯不必再為國與國的特殊關係而傷腦筋，那是個我們開始面對自身國際及兩岸處境的年代。

無論你喜不喜歡傅柯，但他說歷史與語言既是規訓，也是解放，自有其道理。

你必須承認，李登輝以降，確實讓台灣從威權戒嚴的語言中，解放出來；你必須承認，此等解放隱含著一種務實的自信，承認我們地位的特殊，承認我們尷尬孤獨危險的處境，從而思索如何因應面對。

不再是「普天同慶，日月同光」。

就像海德格認為，語言是我們的家園，我們就住在語言裡；但詹明信也警告我們，語言有時是我們的囚籠、我們的監獄。

近十年來，民進黨承續李登輝的語言工程，將台灣從一個囚籠裡釋放出來，讓我們不再迷信蔣家的神話，不再迷信道統正朔的神話，不再迷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話。

但另一方面，民進黨，尤其近八年的執政者，將我們關進另一個語言的牢籠，一個「愛台灣」的牢籠，一個「二二八」的牢籠，一個「妖魔中國」的牢籠，他們否認人民有理性判斷、理性選擇的能力，他們擠壓醜化政治異端，他們不容許未來前途的開放討論，他們急著下結論，異議者的罪名是「不愛台灣、唱衰台灣、中國同路人」。

民進黨仇視政治上的「他者」，一如國民黨仇視「三合一敵人」。整個台灣島，每逢選舉，就陷入某種莒光日的氛圍。打倒萬惡共匪，只差沒有解救大陸同胞。

我們連自己都懶得解救了，真是。

理性的政治辯論遂不可能，歷史與地緣政治造就一個僵固的台灣，只貪求吵架本、藉此吸納選票的台灣，不肯開闊討論未來的台灣。

等而下之，孳生出杜正勝這般的政客，身居教育部長，面對他聽簡報時呼呼大睡的質疑，卻夸言「誰聽到我的『呼呼』聲？」「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睡著？」更不須提他之前「罄竹難書」、「記者的麥克風有細菌」等偉大言論。

杜正勝是什麼東西？他只是台灣政治氛圍的小縮影，一個躲在急獨主張的保護傘下，為所欲為、言所欲言的小官僚，就像是《儒林外史》裡的窮酸書生，拍著桌子狀似義憤填膺，實則只想拍出桌縫的幾粒芝麻塞進嘴裡。

悲哀的正是，杜正勝只是小縮影，他只是民進黨徹底「三寶化」的典範型人物，其實，貴為國家元首的陳水扁，不時射出「來一個抓一個」等不負責任言詞，才是政治語言最大的破壞者。

可悲的也是，當國民黨開始東施效顰，當黨發言人講些謝長廷是「謝拉登」的冷笑話，當馬英九惱羞成怒、撂下要機場人員「走著瞧」的狠話，當藍營支持者說些「跟民進黨講什麼道理」等氣話，他們只破壞、不重建，台灣實則淪陷在政治語言的牢籠中。

我們都是藍綠的囚奴，我們是一座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

生日快樂，動物農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