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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25 09:41:28瀏覽136｜回應0｜推薦0 | |
| 近來醫界積極推動修正《醫療法》，主張醫事人員刑事責任應嚴格化，亦即限於醫事人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始負刑事責任。
確如醫界所言，醫事人員如有過失行為致病人死傷即須負擔刑事責任的現行法規定，造成醫事人員被迫施行防禦性醫療行為致醫療資源無端浪費。 同時也造成高風險科別招收不到醫師人力的困境，這兩個現象的存在不僅困擾醫界，也是整個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 然而，就筆者多年承辦案件的經驗，大多數醫療糾紛的病人方固然不堅持追究行為醫師的刑事責任，但他們更關切的問題則是新制度可否達成下列目的： 一、導引醫界更勇於揭露真相或認錯；二、病人方更容易獲得金錢補償；三、醫療品質可因此而獲得提升。 筆者相信這三個目的不僅是病人方的期待，也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因此，一個完善的制度應該同時兼顧醫方與病人方的合理要求，始能創造出一個醫、病及整體社會三贏的新局面。 顯然地，單純的刑事責任嚴格化的修法只能解決醫界重視的兩個現象，而無助於達成病人方期望的上述三個目的，甚至還加深病人方的疑慮。 例如：在醫師刑事更不容易成罪的情形下，病人方民事的求償是否更困難？在過失致傷害成立後罪責加重的情形下，醫師是否更有誘因隱匿真相？ 因此，同時建立一套新的「民事醫療事故補償制度」應是推動「醫事人員刑事責任嚴格化」的前提要件，否則不容易獲得病人團體及社會的普遍支持。 屬社會菁英的台灣醫界也清楚認知這點，因此同時引進北歐國家現行的「不責難醫療補償制度」，其主要內涵為不論醫師有無過失，只要病人的傷亡是因醫療行為所造成，皆由保險基金予以補償。 類似於我國現行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以化解社會阻力。 筆者認為，與現行的民事過失損害賠償制度相較，「不責難醫療補償制度」確實更有助於達成「醫界勇於揭露真相或認錯」及「病人方更容易獲得金錢補償」等目的。 然而，此補償制度仍有幾個重要的爭議點須要社會討論及形成共識，包括：保險基金的來源為何？病人方取得基金補償後，可否再起訴請求民事賠償？ 因果關係成立的認定標準應否放寬？病人方不得請求補償的除外規定範圍如何？ 筆者淺見如下：首先，保險基金的來源應由醫療機構與醫師共同負擔，而不應由健保或全民來負擔。 理由為病人方獲得基金補償後，免除或抵扣賠償風險的對象為醫療機構及醫師，依保險法原理自應由他們來負擔基金的財源。 其次，除醫病雙方另行達成和解外，病人方取得基金補償後，不應以法律規定不得再對醫方請求民事賠償。 醫方僅得主張於損害總額中扣除病人方所獲之補償，否則有違「有損害即應填補」之法理。 再者，醫療補償制度的立法應明文規定從寬認定因果關係，例如比照「藥害救濟給付標準」之規定，以「無法認定有其他原因致傷亡」即視為因果關係成立，以利病人方獲得補償。 蓋現行醫療糾紛訴訟病人方難以求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為多數法官囿於一般因果關係理論而從嚴認定因果關係，致病人方求償無門。 最後，比照立法例，補償制度無疑亦將有病人方不得請求補償的除外規定，惟筆者認為此除外規定範圍應盡量限縮，否則病人獲得補償機會將大幅降低，新制立法美意將淪為空談。 以《藥害救濟法》第13條規定為例，其規定被害人不得申請藥害救濟的規定就有10款情形，甚至還包含「藥物製造業者或輸入業者應負責任」之情形。 如此範圍寬廣且不合理之除外規定，致使藥物受害者欲申請基金救濟時困難重重，新的「不責難醫療補償制度」自應引為殷鑑，不應重蹈覆轍。 蘋果日報2012.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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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