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談她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觀察。她說：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還是會做出錯誤的決策；有些領導人看起來和善，但決策仍受政治環境影響。
她又說：外界若只聚焦於中國領導人的人格特質，就會失焦，極權決策有其政治邏輯，中國領導人的決策不是隨心所欲；過去常看人格特質，但應當去看中國的政治結構。
蔡英文透露了她對胡錦濤的評價。她至少認為，胡錦濤「看起來和善」，是「理性的人」；只是身處中國的政治結構與環境中，決策未必能「隨心所欲」。倘若這是蔡英文對胡錦濤「人格特質」的評價，應當還算是相當正面。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領袖的表現，皆是「人格特質」與「政治結構」或「政治環境」的綜合反映；如所共見，在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下，一位政治人物即使「和善」、「理性」，其決策同樣不可能「隨心所欲」。
其實，倘在一個專制政體結構中，一位領袖能具備「和善」、「理性」的人格特質，其影響力即可能因體制的效率因素而有加乘效果；這卻是蔡英文可能所見未及，或有意迴避之處。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政權的「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一方面使台灣的壓力減輕，但另一方面又使台灣的壓力增加。在胡錦濤「和平發展」的政策主軸下，以「和平」及「經濟」為對台政策的綱領；這使得台灣面對軍事衝突的壓力降低，卻因經濟上「東協加Ｎ」等操作，使台灣更須面對大陸磁吸效應的壓力。
中國當前「和平崛起」及「和平發展」的大戰略，可視為「理性決策」與「專政結構」的組合。「和平崛起」非但使西方失去對抗中國的槓桿，甚至讓西方得以分享其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經貿利益；同理，「和平發展」，也使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意識難以升高，轉而必須務實面對兩岸的經貿難題。或許可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左右了西方（以美國為主）對中國的戰略；其「和平發展」，則亦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台灣的兩岸政策。
就兩岸關係言，北京當局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所形成的兩岸戰略，一方面使台灣獲得了「和平」的利益，但也增加了「發展」的壓力。
這誠然是一個政治吊詭。台灣對中國的「專政結構」當然不能贊同，但就現今情勢看，這種「理性決策／專政結構」的北京當局，可能對台灣較有利。否則，若是「專政」但不「理性」，那當然會是一個大災難；或者，倘若大陸改採自由民主政體，則因民粹作祟，其政治領袖對台灣有否「看來和善」或「理性」的空間，能否「讓利」，恐怕皆難逆料。
中共政權曾是一個因「卅年浩劫」而創鉅痛深的政體。毛澤東死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即為「改革開放」定調。若非「理性決策」，不能如此；若非「專政結構」，亦不能如此。中共未採蘇聯的「休克療法」，可視為「理性決策」；中國也不太可能出現戈巴契夫型的人物，所以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中，仍將維持「專政結構」。如今，無論是世界各國或台灣，也許口中不說，但在心裡所寄望的應當是：中共政權能善用其「專政結構」，加深放大其對內對外的「理性決策」；並期待有朝一日，中共最後一個的「理性決策」，就是逐漸推動民主轉型，改變「專政結構」。跡象顯示，這或許也是有些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胡錦濤也許就是其中之一。
蔡英文評胡錦濤，似乎視其為「理性／專政」的組合。但她只點出了「政治結構」對「人格特質」的局限，卻迴避了「專政結構」對「理性決策」的加乘效應。若能平衡評價胡錦濤，民進黨也許即能平衡看待台灣的兩岸政策。胡錦濤的兩岸政策是「和平發展」，民進黨能否只要「和平」，而不要「發展」？
話說回頭，所謂「理性的人放在錯誤的政治結構中」，是否更像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中的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