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伯個子瘦小，但個性豪爽嗓門超大，是父親的眾多老朋友中，外型不起眼，卻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一位。

第一次見到余伯伯是在大學聯考放榜後的那個暑假，父親主動告訴我：「你可以去高雄的余伯伯家玩，余媽媽也是你媽媽少女時代的閨密。」我以為那是在七○年代能考上大學的獎勵。

背著一個塞了幾件衣服的大背包，我第一次單獨離家出遠門，搭乘台鐵平快車一路晃到遙遠的高雄，心情與後來第一次搭飛機赴美讀書時一樣地興奮。

當時余家住在鳳山陸軍官校旁邊的眷村，有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大小余兩兄弟，大余比我大兩天，小余與我弟弟同年。我們每天早上被官校的起床號吵醒，然後帶著饅頭夾蛋、乾糧和水壺，玩遍高屏的大小風景區。晚上回到家，總有一桌比餐廳還豐盛的川菜等著，我還可以前一天點菜，每天的菜色都不同，那時候我真還以為余伯伯是某家川菜餐廳的大廚。

結果玩了十天我還不想回家，父親打電話來催問，被余伯伯用四川話嗆回去：「小孩子到我家玩，就和自己家一樣，考上大學又是暑假，催什麼催？」就直接掛電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對父親這麼凶地說話，於是放心地又玩了一個星期才回家。

那年以後的每年暑假，甚至出國念書之後，每次回台灣之前，仍然會接到大余發出「來高雄玩喔」的邀請。

民國九十四年（二○○五），我回台灣度假，帶著爸媽南下高雄拜訪八十七歲的余伯伯。那是他們四個人最後一次相聚，酒酣耳熱之後，仍然健朗的兩位老先生開始一搭一唱地，回憶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生死同舟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父親考進河南大學醫預科，才剛上完大一，就因共軍南下，隨著幾位老師一路向南逃，最後在上海搭上開往台灣的船。

當時正好是古寧頭戰役的前夕，船轉泊到戰雲密布的金門，父親沒有選擇的餘地，穿上軍服成為軍醫，好在歷經古寧頭戰役毫髮無傷。

到了民國四十二年，國軍向福建東山島發動反攻大陸的突襲，原本已落腳高雄旗山糖場的余伯伯，接到長官的徵召加入游擊隊，父親的野戰醫院也被派上島支援。但是突襲很快就失敗了，撤退時，野戰醫院被遺忘在島上，余伯伯臨危受命，率領幾位游擊隊員和一艘小船搶救野戰醫院的人員。

游擊隊找到野戰醫院，把所有人送上小船，船開動之後，余伯伯腰上繫著一根連著船的繩子，手持衝鋒槍斷後，等打完最後一顆子彈，不會游泳的他，嗆了幾口海水後，才被拉回船上。

余伯伯手舞足蹈地形容當時的險況，機槍和大砲不斷地落在小船的四周，害得我們幾個小輩也緊張得不得了。

「後來呢？」

「後來船當然平安回到金門，不然今天哪有你們呀！」

那時候我才恍然大悟，難怪余伯伯敢掛父親的電話，原來父親的一條命都是他救回來的。

回到金門後，父親仍在部隊當醫官，余伯伯則當起國軍康樂隊隊長，每天帶著放映機，走遍島上各個營區包括金門衛生院放電影。

金門衛生院是當時金門唯一的醫院。一天，父親前往金門衛生院拜訪當院長的老師，見到當護士的母親，驚為天人，於是藉由人脈比較廣的余伯伯和也是護士的余媽媽當紅娘傳信。

民風保守的金門，女孩子想嫁給外省人會掀起家庭革命。後來父親得到衛生院院長的暗助，提供最好的藥治好外祖父的嚴重胃病，才讓外祖父點頭。余媽媽也是經過一場風暴後，嫁給余伯伯。

民國九十九年，我再度回台灣度假，又南下高雄，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余伯伯，九十二歲的他身體還算健康，卻已經失智，而完全不認識我，空有一手四川菜的好廚藝，卻任性得只肯吃蛋糕，其他什麼都不肯吃。

剛失智時的余伯伯偶爾會突然提到一些往事，短小精悍、反應靈敏又嫉惡如仇的他，曾在上海當過特勤，參與打老虎，還執行暗殺任務；只是他健康的時候，口風守得很緊，絕口不提那些往事。

他也曾多次提到當年到北平接中研院院士南下的任務，卻又講不清楚細節，儘管無法證實，我們只能猜想民國三十七年底，北平城被圍時，蔣中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多位知名學者到南京，他很可能是跟在那些飛機上的特勤之一。

熬了三年，九十五高齡的余伯伯過世了，父親也已經病得不能南下送老哥哥最後一程，隔年父親也走了。

那幾年間，父親和余伯伯的那一輩老朋友，一個一個走了，他們多采多姿又多災多難的往事，誠如「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謝」，漫長的時光最終吞噬了他們的模糊記憶。雖然他們是混亂大時代的受害者，但最後在台灣安身立命，安享晚年，且埋骨台灣，也算是生命的勝利者。

本文刊登在2023年5月23日人間福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