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已經過去70年，但這齣悲劇對社會的傷害並未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反而在民進黨全面執政後，社會的分歧與對立更加深化。228前夕，基隆、台北、新北等地，陸續因228相關活動而釀成衝突事件，文化部被迫臨時以「避免社會對立」為理由，宣布中正紀念堂休館1天。遺憾的是，因為激情的不同立場，群眾依然發生了肢體衝突。

顯然，社會對立未因時間流逝及國民黨的反覆道歉而消弭，原因無他，與政治利益有關。對民進黨來說，228已經成為政治動員的提款機，也是政黨正當性的源泉，也可以源源不斷獲得打擊國民黨的彈藥。因此，民進黨必須緊緊掌握228的歷史詮釋權與話語權。在明確的政黨目標導引下，民進黨反而成為查明228真相的阻撓者，因為歷史的真相顯然絕非如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所言。民進黨經年累月號稱要查出事件真相，曾經全面執政，擁有一切資源可以盡速查明他們口中的真相，卻沒有採取多少實質的動作。如今又要清查「歷史真相」，究竟動機為何？

誠然，民進黨及「黨外」前身時代對228事件的調查與平反有其歷史貢獻，戒嚴時代228事件是絕對的禁忌，直至1987年才有人權和宗教團體發起平反倡議，民進黨與之相配合，在成立時的行動綱領中明確寫明要「公布228事件真相，並定該日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見」，在民主化初期也曾認真推動。

但後來的民進黨，尤其陳水扁執政時期，顯然忘了所謂「化除省籍歧見」，反而意識到228事件帶給本省人的創傷是非常有效的政治動員機器，並以此作為打擊國民黨、激化省籍對立的提款機。為了推動台獨，台獨團體又對228加碼，定調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甚至是中國人屠殺台灣人的事件。綠營基於政治動員需要對228事件的片面採證、詮釋與論證，不僅未化解族群對立，反而成為激化族群對立的推手。

在此期間，國民黨的軟弱退讓更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李登輝出任總統後，一改過去迴避228的做法，開放社會各界對228的討論與研究，並指示成立228專案小組，發布研究報告，後續又正式代表政府向全民道歉，立法院也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行政院也成立228事件紀念基金會。這些做法都是推動調查歷史真相並給予受難者補償的必要之舉，但李登輝並未繼續開放史料，深究歷史真相，反而讓國民黨概括承受全部責任。

228事件之所以有「官逼民反」和「先暴後鎮」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蓋因事發當時，確有本省人戕害外省人、暴民圍攻機場駐軍及軍事要塞事件，陳儀受迫電請蔣介石派兵鎮壓，支援部隊抵台後立即展開肅清行動，因而造成嚴重傷亡，這些事件確實都存在，但如何詮釋事件因果及真實傷亡人數，卻成為歷史的黑盒子，李登輝應探究卻未探究。

如果說李登輝因其台獨理念而刻意迴避還原228真相，馬英九則平白喪失了查明歷史真相的機遇。馬前總統自覺背負外省原罪，面對228是以謙卑的心年年致歉，對228紀念活動的重視比起本省籍政治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的重視僅止於政治儀式，面對爭議卻採取「和稀泥」態度，面對民進黨的指責幾無還手之心，只是不斷重複自己做了多少貢獻，卻不敢從歷史真相的角度與民進黨的刻意扭曲做爭辯，放棄撥亂反正就是縱容積非成是。

228事件不斷被扭曲，可以證明一件事，鴕鳥心態不會讓自己走出枷鎖，反而會在原罪囚牢裡愈陷愈深。從歷史大背景來看，228事件肇因於彼時政府的腐敗和施政不當，後續的鎮壓又進一步造成無辜犧牲，這些是國民黨不能逃避的歷史責任。與此同時，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報復也不應被忽視，對本省人責任的釐清也不必懼怕。國民黨應拿出擔當，積極推動歷史真相調查。

11年前吳乃德曾投書《中國時報》，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他向民進黨喊話，在口語上聲討元凶及共同加害者，有道德的正當性，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就是最佳的譴責。他也認為，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在他看來，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

不信真相 故年年找真相

【聯合報╱范蘭欽／文化工作者（台北市)】 2008.07.22 03:00 am

蔣介石日記有關二二八的部分，早在兩年前吵「真相責任」時，學者邵銘煌就寫了蔣的「基本立場與態度」一文。他看了日記和大溪檔案的蔣「事略稿本」，稿本是日記整理，加上文稿、函電，在治史和找真相上比日記更有價值，而大溪檔案已公布了十多年，只是人們不去看而已。

當時筆者也在聯合報公布了蔣日記所載：「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台灣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事發蔣對陳儀有怨言，此人情之常，但蔣也說：「軍隊調離為主因」，而這是蔣提議的。他在三十五年光復節來台，見萬民歡呼，極慰，在赴日月潭途中問陳台灣如此好，軍隊要否？此正是他信愛台人的表現。陳也認為駐軍增加負擔，且台局安定，欣然同意。陳義子湯恩伯飛來台勸阻，說：「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就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蔣在事後認為「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有人說此為「觀念封建、陳腐、守舊，據此而說蔣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但又說：「倘若軍隊留駐台灣，或能在事發伊始就控制住局面，不致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不是矛盾嗎？

事後陳儀雖被調開，但蔣對他信任有加，他留的人事全未動。陳誠後來行的三七五減租，也是陳儀的規劃。蔣還要陳做參軍長，陳稱老不就，還寫信給蔣說：「君老以人年輕不能當大任，但君做革命軍總司令亦不過四十歲耳。」後蔣力請他做浙江省主席，陳保湯復出。後陳看大勢已去，蔣已下野，就勸湯恩伯與共黨合作，湯告訴了蔣，但請保陳天年。蔣退到台灣，心情壞，蔣經國及毛人鳳皆主殺陳鎮壓人心，陳終不免。

保密局銜陳是因他在福建殺了該局的張超，戴笠向蔣哭訴被斥，故對陳落井下石。執行死刑的是保密局的槍兵，選的六月十八是張超的死日，地點在碧潭，不是馬場町，以保陳尊嚴。這些細節及「事略稿本」在國史館出的二二八史料第十七冊都有收錄。陳從容寫遺囑，交代把他的一個農場捐給國家。

其實二二八的真相早就清清楚楚。監察院楊亮功報告也寫得明白，當時也無掩飾扭曲的必要，只是現在許多人不願接受真相，故年年在找「真相」。

【2008/07/2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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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以正：黃彰健院士與「二二八」事件

【聯合報╱陸以正】 2010.02.27 02:34 am

二二八事件至今已歷六十三年。有關本案的專著，除政府聘請陳重光、葉明勳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後擴大為基金會；十八年前編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由時報文化出版。此外，武之璋有《二二八事件解密》；陳文茜也寫過篇《外省人》湊熱鬧。但以還原史實為唯一宗旨，秉持史家良心，是非分明，毫不掩過飾非的巨著，沒有一本可與故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那本厚達六百零二頁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相比。

九十高齡的黃院士年底前逝世。二月二十日「國立臺灣大學教師會」在丁理事長一倪主持下，借台大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舉行全天的「黃彰健院士與二二八研究」追思學術研討會。我原承諾那天去主持首場討論，聽取楊晨光與戚嘉林兩位報告他們的最新發現，與司馬中原、張拓蕪兩位的講評。不想事與願違，春節到大陸旅遊，在泉州媽祖廟大殿裏摔了一跤，至今仍臥床休養，因而未能出席。事後詢問中研院朱浤源研究員，始知各家媒體包括報紙和電視，竟無片語隻字報導。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簡單重述七天前討論的概況。

黃院士終身研究上古史與明清史，著有《中國遠古史研究》、《周公孔子研究》、《戊戌變法史研究》、《明代律例彙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等十一種專著與論文數十篇。晚年本擬整理輯校《明實錄彙編》，只因對二二八真相發現很多懷疑不解之處，拋棄了原定工作，以史家一絲不苟的態度，抽絲剝繭地辨明事實，卻仍在書名加上一個「稿」，令人敬佩。

治史難，治現代史更不易。即使當年身歷其境者，有時也不免避諱或有所顧忌。類此事例舉不勝舉；黃院士能把它們逐一抓出來，洞燭肺腑，是讀此書額外的享受。

本書共分四卷，收集十八篇論文，前後歷時十餘年，可證作者態度之謹嚴。自序裏說：「我發現彭孟緝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來往電報四通竟是假的。」彭孟緝自己出版的《回憶錄》並隱諱彭的政治解決主張不提。但黃院士在查遍所有資料後，結論是：「比對彭陳兩人來往電報後，認為仍可瞭解彭的出兵平亂是正當的。」

二十日舉行的追思學術研討會，第二場由廖繼斌執行長主持，賈尚誼將軍、陳昭嘉和彭正雄三位談「我與二二八事件」。第三場主持人是史語所前所長管東貴，請來四川大學吳銘能副教授與武之璋，談黃院士的校勘之學，講評人還有賴澤涵。

下午兩場研討會，一由吳乃德主持，主講為中華大學曾建元與近代史所朱浤源，評論人有夏潮聯合會會長藍博洲、王曉波。最後一場主持人于宗先院士，主講人有司馬中原、賴澤涵、李壬癸、朱浤源。

研討會的主、協辦單位，秉持學術討論相容並納的襟懷，在當天一百九十六頁的論文集裏，不但轉載《自由時報》的質疑，連一位署名weichen者，罵黃院士「早就該死了，活到現在才死，已經沒啥天理了」，也照刊不誤，這就是治學與政治狂熱的分別。

（作者為退休外交官）

【2010/02/27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