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初抵上海，在前往落腳處的路上，高架道路旁不是幾乎無盡的視野，就是林立的高樓，對於視線所及完全是迴異於緊湊窄狹的台北市街景，有點驚訝。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踏上一直被稱之為對岸的土地，來接機的，是朋友的私人司機。

一台別克的七人座，第三排座位都傾倒了，第二排的座位因為空間較大，讓出了一個位置塞行李，但結果即使我得坐到前座去了，我懷裡還得抱一個。

那時隨著一家三口進到上海的，除了幾大箱差點超重的行李，還帶著因聽聞朋友或親身或轉述的大陸經驗，以及循著媒體的報導，所構築出的臆測。畢竟，初抵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僅能靠臆測摸索出異地生活的輪廓，而行李之中，就有著不少因臆測而自台北帶到上海來的備品。

但即便帶著臆測，對我及老婆來說，臆測僅止於臆測，既不因臆測而起的戒心對尚未接觸的人、事、物預設立場，亦非不隨實際經驗的累積而改變臆測的輪廓，而是親臨身至地建立起自己與這個城市的相處之道。

畢竟臆測如電影，雖有事實做根據，但其本身，仍不是事實。

三年後，每每返回上海，雖沒私人司機，但也有了位長期配合習慣了的陳師傅接機，而陳師傅開的雖也是於朋友同款的別克七人座，但坐起來感覺已較三年前頭一回踏入上海時寛敝多了，因為隨著於上海生活的適應，往返台北、上海的行李越來越輕簡，就如同三年前帶來的臆測，也已演化精簡成異鄉人的生活智慧。

但即便對很多事已不預設立場，可有時，自己對上海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仍不自覺地吐露在用字遣詞裡，像是『法租界』。

一回，認識有段時間的一位上海白領一付終於忍不住般地說道：『你們外國人（對非本地的外籍人士的統稱）老愛說法租界、法租界，現在早沒法租界了，那都是你們自己一廂情願在喊的呀。』。

他的話裡，有種批評你們這些外國人跑到上海來裝道地的意味。

一想，可不是嗎，現今上海的行政區塊裡確已不存在『法租界』了，就連出租車司傅也不知要怎麼幫你帶路，但我們這些他們所謂的『外籍』，只是不明究理的人云亦云，即便人都在上海長期生活了，仍完全一付無須參與你當地現實的說著『有間在法租界的餐廳不錯，去過了沒有？』、『我想搬去法租界區。最近在找那一區的房子...』之類的話。

僅存在於昔日的『法租界』，現今似為了滿足旅人的興味，以及長住上海的外國人的浪漫而仍殘存著。

一陣短暫錯愕後，不知哪來的幽默，接著他的話，我一笑自嘲：『是啊，若你遇到一些老愛將本帮菜、本帮菜掛在嘴上的臺灣人，大概也會認為，你們喊出來的本帮菜，跟上海人所說的本帮菜可不同吧！』。

語畢，他笑了出聲。因為比『法租界』還要被喚得不知其所以然的，或許可算是『本帮菜』了吧。即便是口袋裡沒有弄堂小館名單的上海人，他們對『本帮菜』的討論，可是細節到個別的菜品適宜的時節、要用上哪些料、做法等等了，而我們這些還多半以餐廳、館子名稱為單位在討論『本帮菜』的『外國人』，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完全不懂門道的大外行。

但即便『法租界』已不復在，或許因為長住在上海『老外』太多了，於是這些『老外』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某些層面，仍掌握了話語權。

好比說，在進口超市裡，不時會聽到上海腔的普通話『這老外買的，一定不會錯的呀！』之類的話；又好比上網瀏覽大眾點評網（大陸的網路食評平台）的食評，『老外都來這吃，想必很道地！』，『這道菜很多老外點』一類的話也很常見；而若推車裡坐著是個金髮碧眼『小老外』（的確有阿姨這麼叫）的褓母，或是出門幫『老外』雇主出來採買的阿姨，常也很能看到她們流露出那種有別於其他褓母、阿姨的與眾不同的神情及言語。

也由於這些層面太日常了，『老外』的影響力也影響到了我這個『外籍』。

一次與上海朋友閒聊到家中所請的打掃阿姨，朋友得知我所付的工資後說，以稍帶『提點』的口氣說，依所住小區水準及外籍的身份，我付給阿姨的時薪太低了，至少要再多個十多塊人民幣，而那時我才知道，原來阿姨的工資高低，不光看工作內容，還與雇主身份及雇主所住的小區有關，原因是『我們這些外國人比較付得起』。

這種不依所提供的勞務內容，而是依雇主身份來定價的收費方式，在當下聽到時我頗不認同，但之後想想，這與身為白領的我們理所當然地想，即便工作內容相同，去大公司或外商謀職必然可拿到較高工資的想法，又何嚐有著不同呢？

雖然之後幫阿姨調了薪，而且還調過了三次，但都不是因為上海朋友的一番提點，只是阿姨愈來愈細心，再加上我與老婆覺得應該每年一調以反映物價，於是到今年即在我們家做滿了三年、有個明年要上大學的兒子的阿姨，似乎因為感到經濟上更有了安全感，於是來打掃時總是笑臉迎人，且更加勤快細心了。但其實，為阿姨調薪的幅度，三年之中的時薪差距，最多也不過折合台幣約二百五十塊的五十塊人民幣而已。

調薪的幅度雖然很少，但當那位上海朋友知道我家阿姨的工作內容，僅是打掃、洗衣，且一週只來三天、每次三個鐘點，不若一般阿姨得包山包海的打掃作飯甚至帶小孩的做滿一天八到十二個小時後，結果他反說我怎麼不懂行情、給多了。

對工資滿意的阿姨、認為我給多了的上海朋友，他們兩位對工資的態度，使我對於上海的工資水平，有了更屬於當地人的敏感度。

而雖然有了這分對於工資敏感度，但在一次請小區的物業（負責保全、清潔、綠化、水電等住戶服務的物產管理公司）查跳電時，還是吃了一驚。

那時家中電箱常不明原因的跳電，連家中沒人在時也跳電，一日晚上回到二十一樓的家時不只漆黑一片，因為正值冬天，均溫都在攝氏零度以上的個位數打轉，還凍得很，自己試了幾次都扳不回去後，連忙請物業來查看，師傅來了後一看，說肯定家中有個電器用品或插座漏電，但晚上不好查線路，只能先幫我們把電箱重開上，明日白天再過來查，於是老婆問到：『師傅啊，若半夜又跳電怎辦？大冬天的，暖氣不行，能找誰來看？』。待久了，老婆也學上當地的口氣，說起『大冬天』了。

接著這位五十多歳的上海大叔嘆了口氣這麼說了：『太太啊，我這麼同你說，我們是有人值夜班的，所以若半夜真要又跳電了，你打來找我們，我們還是會來的，但你們自己先試著扳回去看看，真要不行再叫我們，好嗎？』。

大叔頓了口氣，唉一聲後接著說：『你知道嘛，我們值夜班，也是要睡覺的，有時好不容易睡著了，電話一打來就出來幹個活，幹好了嘛再回去躺下去，但年紀大了，醒了要再睡著沒那麼容易的，而且我們值一個夜班多少錢你知道嗎？』，大叔在我們面前比出了五根手指頭。

『五十塊？』，老婆說。

唉呀一聲後，大叔伸出的五根手指頭翻了幾番，拉高了嗓門：『什麼五十塊！一個晚上十五塊一個人呀！我們上門是不收費的，辛苦呀，所以啊...』。

他後頭說什麼我都沒聽仔細了，也沒細想他是不是在暗示著該為他這次上門付點小費的，因為十五塊人民幣值一個夜班這件事，實在太讓我驚訝了。

而在那晚之後的幾個月，差不多快到春末時，住處附近的道路開始了為期近兩個月的市政工程，挖土機、運土車、推土機等重機械，還有約莫二十個身著藍色或亮橘色工裝的工人，每天從晚上十一、二點開始工作，直到清晨。在那段期間，每當在清晨五、六點出門運動，見到那些工人或蹲或坐在人行道上，大口咬著燒餅油條、粢飯糰(類似臺灣的飯糰)，喝著材質軟不拉幾到讓人感到安全堪虞的封口杯裡的熱豆漿時，即便估計著這麼勞動的工作，工資不會太差，但仍總會想起十五塊人民幣值一個夜班的事，似潛意識裡感到，雖不差，但也不會好上太多。

但之後一日清晨，一陣飄來的食物香氣，叫我『饞』了起來，也『慚』了起來。

那個清晨，幾位工人似回頭來補強什麼的下了夜工，坐在路旁匆匆草草吃著燒餅油條，一股油滋滋的油條香味竄入鼻中，勾人的讓我似個孩子瞧見另一個孩子將零食送入口中時而起的那種直真、單純的羨慕，『饞』啊！有位工人吃完了，就這麼用手背往嘴邊一抹，雙手再相互搓了幾下似搓去油膩，看著他們幾位這麼豪爽的吃法，叫我更『饞』了。

『饞』心一起，霎時也有了種醒悟：與『饞』那種對於津津有味的單純嚮往相較，現今人人皆能掛在嘴邊的『美食』二字，其中那自標身價的意味實在矯作，而我之前見到那群夜班工人所心生的思緒，不也如同『美食』，摻雜著自認較為優越的意味，視其生活必然是掙扎的、底層的，不然，怎會聯想到十五塊人民幣值一個夜班的事？

當我自覺像個生命的拍攝者，以為抓住了眼前那一幕的精髓，旁白起了他人之生活，暗暗嘆息起生活之現實，但對那幕裡只是如同你我一樣為著生活而努力的主體而言，不過是我在以一廂情願的方式，看圖說事罷了。

一時心中雖『饞』、『慚』交雜，但思緒卻如歷經了蛻變而變得清楚起來：

回到以『人』做為彼此間交流的單位，無論是白領、是工階，是上海人、臺灣人，還是『老外』或『外籍』，只要莫讓習慣性的思維成了把意識型態的標尺，也別讓臆測成了抗拒事實的推手，人與人間的互動，應也能更單純、更直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