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紅籌組臺盟與“二二八”事變後續

 2023-04-07

2023年是“二二八” 事變76周年，也是臺盟成立76周年。在“二二八” 事變期間，臺盟前輩積極參與。事變失敗以後，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輾轉到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想要延續革命火種。

一、“二二八” 事變爆發地下黨方面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1947年2月28日，因臺北煙草專賣局緝私員警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眾憤慨，從而引發全島民眾反對陳儀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動，史稱“二二八” 事變。不少臺盟前輩是“二二八” 事變爆發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1947年4月28日，上海《文匯報•筆會》欄目力軍（黃榮燦）版畫《恐怖的檢查（臺灣“二二八”事件）》

《中外日報》的記者周青(周傳枝)回憶的故事:

「2月27日晚上，臺北《中外日報》的記者周青在天馬茶房飲茶，當他聽到外面驚慌失措的叫喊聲時，忙出門觀察。他看到一群從卡車跳下來的緝私員警正四處追趕逃散的煙販。在天馬茶房前擺攤的林江邁因為手腳笨拙而被擒住了，緝私員警一腳踢翻煙攤，手舉槍托把老婦人擊倒在地。圍攏過來的人群由幾十人頓時變成數百人，一人喊打百人呼應，緝私員警臉色發青拔腿亂跑。當時，台大學生陳炳基也在現場，他看到緝私員警跑進位於十字路口的一家冰淇淋店，然後把門反鎖。數百名群眾馬上又團團圍住冰淇淋店的小屋，他和憤怒的群眾衝進店裡去揪，但過道狹窄，小屋只能站幾個人，打不開房門。緝私員警從後門溜走，並鳴槍打死一個路人，更加激起了群憤。

這些緝私員警逃往淡水河旁的員警分局尋求保護，幾百名群眾圍住警察局要求交出兇手。據周青回憶：『雙方大約僵持四十分鐘才發覺兇手已被轉移到總局保護起來，人群便衝向城內的員警總局。這時，人群已由數百人迅速增加為數千人。警察局長陳松堅手忙腳亂，幾次站在二樓陽臺說話都被人群的怒吼聲打了回去。這樣僵持一個多小時，忍不住的人群有人衝進局裡，才發覺兇手早被轉移到附近的憲兵第四團團部。龐大的人群於是一齊湧向憲兵隊。』

周青在憲兵隊時，看到《中外日報》的同事吳克泰也趕來了。憲兵隊要群眾派代表進去談判，吳克泰被推為代表進去交涉。憲兵隊始終沒有負責人出來，不肯將兇手交出。群眾抑制不住對國民黨暴政的怒火，緊緊包圍著憲兵隊。周青和吳克泰商量寫一篇報導趕緊發出去。周青從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吳克泰寫後半段即群眾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部分。報導寫完後，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不敢發。據吳克泰回憶，『經過一番爭執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市併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當晚，周青、吳克泰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二、臺灣省專賣局說明事件過程

當時專賣局局長陳鶴聲公出到南京未回，副局長周敬喻代行職務，

專員葉德根、查緝員盛鐵夫、趙子健、劉超群、鐘延洲、傅學通，6人中有3 人違反陳儀對查緝員不准帶槍的命令，私下帶槍，警士四名則為依法配槍，弔詭的狀況是:

密報人秦朝斌是外省人，6位查緝員是外省人，四名警士也是外省人，這11位外省人是否有中共安排的臥底人員?在兵荒馬亂狀況下，沒有人能查究真相了!

而這份最具真相的報告，陳儀總司令在知道自己不久要被免職的情形下，大概也無心細看，終於塵封了70年，直到促轉會打開公文櫃，才重見天日。

三、意外事件卻有台大學生陳炳基在現場

    台大學生陳炳基也在現場，引人疑竇，當時:「李中志是中共台工委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他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武裝鬥爭，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國中學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是郭琇琮。」，所以台大學生陳炳基正是臺北地區武裝起義計畫的主角之一。

根據法院判決書對張金爵叛亂案的案情描述：「於民國37年1月2日由謝必生介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先後受謝必生、廖瑞發、張青芬、陳燄樹等領導。於陳燄樹領導期間承命介紹王霖傳、賴清鍊參加匪共，同年底取得匪共黨籍。陳燄樹欲控制臺北市公共汽車賣票公會司機工會等合組產業工會，張受命籌組均未成功，民38年（1950）5月間因與陳燄樹感情破裂回彰化原籍，即無工作表現。」

2001年10月的採訪記錄，張金爵表示：「潘（溪圳）先生當選第一任理事長。我離開陸軍醫院之後，孫古平帶我到司機工會擔任會計，從那時起，我化名張彩霞。」

林至潔於2002年9月的訪談時，她則表示:「三月一日我們得到通知，醫院準備起義， 在院中我們已安排好各單位等著炮聲一響，立即行動，管設院內一切工作，可是二二八事件那一年，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所以，我們在雨中守著崗位，而且，我們同事守著打開的門， 被雨淋透了身，到了天亮，廖瑞發趕來說，林元枝上角板山找高山族，因雨天路不好走，取消下山，我們的計畫隨著取消。」

2002年9月訪談的記錄中，張金爵則提到:「當時蔡孝乾認為郵政局、鐵路、 司機三個地方控制得宜，就勝利在握，因而派張金爵前往司機工會。這時候，中共台工委的領導人站在人民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李中志是中共台工委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他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武裝鬥爭，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國中學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是郭琇琮。」

他們的作戰計畫是這樣的：「3月5日凌晨兩點，先由第三大隊帶著烏來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備較松的景美軍火庫；然後，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一起進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月4日晚，由陳炳基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在建國中學集結待命，準備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取武裝後再進攻員警大隊和憲兵隊。那晚，下著大雨，雖然沒有拿到武器，但隊員們鬥志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準備與反動武裝決一死戰。但原定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也遲遲等不到凌晨三點開始行動的信號彈。據黃幸回憶:「那天晚上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在等指揮部的命令。當時說烏來山上的高山族同胞要下來一夥人，他們有武器，他們動起來我們各地再行動。當時等了半天，烏來的沒下來，雨又太大，指揮部下令行動取消。後來得知多虧那天沒行動，如果發動的話，死的人恐怕也不會少，據說人家機關槍早就準備好了。」

“二二八”起義當天，在臺北專賣局前聚集的民眾

「2月28日早上，大街上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口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市都沸騰起來了。當時《自由報》總編輯蔡子民在延平路碰到抗議專賣局暴行的遊行隊伍，隨即加入其中，隊伍裡還有陳炳基和臺灣大學法學院同學，他們和群眾一起搗毀臺北專賣分局，把分局所有的香煙、錢款、物品等統統拋到馬路上焚燒，然後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但尚未到達長官公署門口就遭到機槍掃射，當場就有幾個人被打死，蔡子民和陳炳基死裡逃生。

被激怒的群眾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專賣局，一路又折回了新公園，衝進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民眾起來同腐敗透頂的國民黨當局作鬥爭。各地人民聽到廣播後紛紛起來響應，在此過程中，導致了一些外省人死傷，但絕大部分臺胞是善良的。當時，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遇到危險，該校學生曾重郎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內的學生宿舍進行保護。他們的鬥爭目標是貪官污吏，波及一部分無辜的外省人，反映出群眾街頭運動有時呈現非理性狀態。當天下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下令對周圍地區實行戒嚴，因缺乏兵力、警力，戒嚴起不到阻止群眾過激行為的效果。」

四、陳儀新聞秘書鄭士鎔的回憶

陳儀新聞秘書鄭士鎔回憶的二二八故事:

「二二八清晨，天氣晴朗，我如常搭乘人事處長張國鍵的座車，同往公署辦公，上車後，台籍司機告訴我們，晚夜專賣局緝私煙發生命案，引起群眾騷動，迄今未已，情勢緊張，要我們小心，他語焉不詳，我也不甚在意。到了公署，一切平靜，我就直上三樓，進辦公室甫行坐定，接到沈仲九顧問電話，說昨夜騷亂擴大，業已變成毀物傷人的暴動，要我報告長官，速予制止，我才知道事態嚴重。
我進長官辦公室報告，見長官不如往日那樣端坐辦公，卻在室內緩步低頭沉思。聽我報告後，他說知道憲警無法維持秩序，已命柯遠芬參謀長宣布戒嚴，台灣民眾素來守法，聞戒嚴令當能恢復秩序，即可依法處理命案，叫我告訴沈顧問放心。
長官一向提早上班，諒獲警備總部詳細報告，故已採取緊急措施。我即轉告沈顧問，並心想在長官親自督責處理下，只要秩序恢復，命案定可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

誰知柯參謀長遲未宣布戒嚴，以致暴亂愈演愈烈。接著傳來的消息，群眾不但衝入專賣分局，燒毀公物，毆斃職員，並且搗毀警察派出所，繼而還佔領廣播電台，鼓動罷市罷工，號召全省響應參加。
午後獲報群眾將來長官公署請願，長官即命我準備在陽台向請願民眾發表講話的工作，我一面通知廣播電台台長林忠循例來裝播音設備，一面物色口譯台語的譯員以利溝通。一切就緒，靜候請願民眾前來，我認為這是長官撫慰民眾的最佳時機。
長官主台的民主作風，不但對新聞言論自由毫無限制，且對集合遊行示威亦完全開放。前此由台大、師院等千餘學生為響應北大學生沈崇受辱事件而舉行的反美示威，及市民為旅日華僑爭取權利的反日遊行，都在不受干擾下有秩序地進行，並無意外事件發生。我想這次群眾既稱請願，應該更為理性，可期將有良好結果。
不料請願群眾來臨之際，我聽到的不是一般的高呼口號，卻是一片敲鑼打鼓以及叫囂喧譁之聲，完全是殺奔前來的陣勢，毫無請願訴求的跡象。逼近公署廣場時，突有片刻寧靜，當長官方欲步向陽 台之際，忽聞兩聲槍響，立刻秩序大亂。公署一樓的職員爭向上逃避，我則跑下樓去看個究竟。經過二樓時，站在走廊上的葛秘書長問我：『誰開的槍？』我說：『不知，我下樓去查看一下。』
我從向上逃避的人群中擠著走到公署大門，只見廣場上一片凌亂，都是被棄的三輪車、木屐、鑼鼓等物，除崗位上的幾名衛兵外，衛隊長一人面色蒼白地獨自在低頭徘徊。我趨前問他槍擊經過。他說：『當請願民眾洶湧來臨之際，一衛兵上前說明長官即將出來接見講話，請大家稍安毋躁。叫囂之聲方停，突有一壯漢從人群中躍出，搶奪衛兵手上步槍，兩人爭持不下。我上前勸解，那人忽棄步槍，轉手奪去我腰際的手槍。我怎容武器被奪，掏出胸前備用的另一手槍，向那人足部開槍示警，那人反手還擊。這兩聲槍響，引發了人群中持槍者與其他衛兵的短暫交鋒，致有五人傷亡，群眾中有六人被捕，其餘均棄物散去。因長官嚴令軍警不准開槍，我卻被迫情急違命動武，勢將遭受懲處，故而惶恐不安。』
長官主台之初，即廢除行政機關設置崗警守衛的陋習，使人民可以自由出入，公署向無軍警守衛。此次因肇事群眾已有襲擊公務機關及毀物傷人的過激行動，警總為安全起見，乃派一隊衛兵駐守，以防不測。我不知衛隊是否配置機槍，但我在當時未聞機關槍聲。果如外間所傳，衛兵在公署頂層架機關槍向密集的請願人群濫施掃射，傷亡者何止五人。
　 當天台籍國大代表謝娥女士發表廣播演說，呼籲群眾勿打外省人時曾說：『未聞機關槍聲』。隔日其住宅及經營的醫院俱遭群眾搗毀，她適因事外出而倖免身受傷害。自此無人再敢質疑公署衛兵以機槍掃射請願民眾之說，中外輿論遂據以作為政府殘民的佐證了。
請願群眾於撤離公署廣場以後，即在全市街頭打殺外省居民，凡穿中裝而不諳台語及日語者，不分男女老幼，俱遭兇毆或殺害。據當天目擊者告我，暴民所持兇器，除日本武士刀及鐵棍外，還有土製的四圍布滿鐵釘尖端的木棍。口稱請願而身懷此等兇器，足見是有備而來，並非臨時起意的突發行動。
台北市的街上此時無異是外省居民的人間地獄。柯參謀長此時才宣布戒嚴並出動士兵乘車巡邏市區，多遭群眾攔車搶奪武器，不斷引發衝突，造成若干傷亡，非但無濟於恢復秩序，益增情勢險惡。柯參謀長何以遲未宣布戒嚴，以致失去制暴先機，迄今無人知曉。可能是他和警務處長胡福相之間的矛盾使然，要至警方束手無策之後，他才出面收拾殘局以顯其能。但到暴亂擴大以後，他亦因兵力單薄而回天乏術矣。（我知柯遠芬擬掌握警權，曾向長官推薦警備總部處長出主警政，但長官認為警政應由專業人員主持，未允所請，而柯、胡二人則從此失和。）
戒嚴令已難遏制暴亂擴大，為維持政府運作，防免失去聯繫，長官命令公署主管，包括沈仲九顧問在內，留宿辦公處所。除財政處長嚴家淦出差台中外，俱皆遵命行事。自此沈顧問即在公署內陪同長官處理公務。蔣秘書(蔣授謙)與我奉命接聽各方傳來的訊息。
當晚我倆辦公室的電話幾乎未停，多是外省居民不幸挨打遭殺的悲慘消息，其中最突出的是新竹縣長朱文伯北來公幹，入市即被激動民眾從座車中喊出，遭毒打而下落不明，恐怕業已遇害。當我把此訊向長官報告時，看到他和沈顧問相對淒然無語的神情，迄今仍難忘懷。（朱文伯幸遇良善的台籍居民救護，得以保全性命）。深夜的電話則多是求援呼救之聲。令我最感覺驚詫的是我杭高學長在市警局擔任督察長的王思平，也來電話要求派兵保護。我問他；『你們是保護人民的警察局，怎麼也要人保護？你們的警察到哪裡去了？』他答道：『老兄，你知不知道，警員多是台籍青年，聽了電台廣播都帶著武器參加暴動去了！』
我在下午聽到省參議員王添灯在已被群眾佔領的廣播電台上發表演說，號召民眾參與，並高呼『革命先烈的鮮血不會白流』時，就感到事情已難善罷干休，但想不到其煽動的效果竟是如此的嚴重。
接連三天，蔣秘書和我晚間都只假寐，未能入睡，他因年事較長，而累出病來，外來音訊，由我一人應付。日常秘書工作悉由沈顧問代勞。我因前此隨長官出巡各縣市時與地方首長相識，變亂中多與我互通消息，故仍相當忙碌。
受台北電台廣播號召參與的鼓動，其他縣市先後響應，迅即展開激烈行動。綜合我得到的資訊，如毆打殺害外省居民，成立各地處理委員會等，大致與台北如出一轍，略有輕重而已，但若干地方攻佔政府機關，拘禁公務人員等方面，激烈程度超越台北甚多。在我印象中，除了高雄要塞司令部被要求繳械未遂，嘉義機場守軍未被攻入外，其餘地區全都失控，政府機構悉被接管了。
台北的情況我比較了解 ，雖然我也覺得政府機關除了長官公署及警備總部尚在運作，其他機構亦多已被迫停擺。但我知道長官與民間的溝通並未阻隔。如三月一日，長官就接見了各級民意代表黃朝琴、周延壽、王添灯、林忠等，應他們的要求，准許即日解除戒嚴，釋放參加運動被捕市民，並對命案立採懲凶、撫傷、卹死等措施。並派周一鶚、胡福相、趙連芳、包可永、任顯群等五處長，參加參議員們籌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共善後措施，二日又接著政治建設委員會代表蔣渭川等人，並亦應其請求准許該會及商會、工會、學生及民眾代表，可以加入處委會以擴大民意基礎。凡此俱是長官的民主作風，在合法範 圍之內，順應民情的和解之道。並且一一具體實施，全都向眾廣播，並非徒託空言。如果處理委員會共商善後措施，理性處事，約束暴力適可而止，定能使命案迅獲公平解決，化險為夷。
其奈處理委員會內分子複雜，各有圖謀，成立以後，立即排除官方代表，不斷提出命案以外的政治改革要求。長官始終以力謀和解的誠懇作為應對，最後並公開宣告，決定循民意報請中央政府准將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且提前實施縣市長民選，並立即著手進行普選工作。如此順應民情的決策，可謂已符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倘獲配合，危機立解。奈何處委會中若干野心分子別有用心，得寸進尺，乘各地區已控制全局之機，接著提出包括解除政府武裝，不准派兵駐台，撤銷警備總部，並由處委會政務局負責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等條款的所謂『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長官全盤接受。此等違法要求，終遭長官斷然拒絕。朝野溝通至此始告破裂。野心分子藉此公然揚言，決定進行武裝鬥爭，台北街頭即將發生巷戰云。三月八日，全市立即陷入極度恐慌的氣氛之中。
當天傍晚時分，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抱著鋪蓋，從他辦公處所搬到公署三樓會議室（蔣秘書和我等留宿之所）。並對我們說，今晚將有大暴動了。他是消息靈通人士，但我仍半信半疑。但想公署只有一小隊衛兵駐守，並非安全之地，他竟來此投宿，足見外面的風聲鶴唳了。
晚十時許，果聞槍聲四起，長官公署及隔鄰的警務處亦為受攻之處，衛兵及警察協力反擊，未能預卜勝負，只好屏息以待。槍戰中公署突然停電，一片黑暗，更感凶險，幸事務科備有少數蠟燭，在各樓走廊上點燃照明，查悉署內並無其他破壞跡象，人心稍安。旋經電器工友將被子彈擊斷的電線修復，公署重放光明 ，當黑暗中我在抽煙解悶之際，濤聲向我要煙，我把煙頭交他點燃，黑暗中只見火頭亂顫，可知其心情的緊張為何如。
經軍警合力還擊，激烈分子久攻難克，轉向圓山 方面呼嘯而去。但四處不斷的槍聲依然清晰可聞，徹夜未絕。
我去洗手間時，遇見交通處長任顯群，他說中央已派軍隊前來支援，憲兵兩營業在基隆順利登陸。閩台監察使楊亮功隨憲兵同艦來台視察，正搭憲兵車隊前來台北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中央派兵來台的消息。
後續的消息是，護送楊亮功來台的憲兵車隊，沿途遭逢山上亂槍襲擊，交火中楊的隨員受傷。由此亦可想見激烈分子消息之靈通，及部署之迅速。
九日清晨，在基隆登陸的國軍整編二十一師開到台北市，現代化的裝備與受過良好的訓練的大兵，非光復 之初派駐台灣早經調回大陸的落後軍隊可比，讓人耳目一新。當其在台北市區逐步恢復秩序之際，雖然仍遭暗槍的零星攻擊，但均能迅予制服，很快控制全局。而在中山 堂向來極囂張的處委會成員，立即煙消雲散，再難興風作浪了。
接著二十一師部隊向各縣市進駐，除台中由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與國軍交鋒，敗退逃入深山外，全都恢復秩序。
變亂雖在大軍到後立告平復，然隨之而來的後遺症，卻令人深感憂懼。
在事變的過程中，我冷靜觀察，發覺長官敵手出乎意外的多。各地處理委會中不同背景的激烈分子固無論矣，被拒來台的金融界及新聞業更不必說，與國民黨內戰的共產黨在兩岸攪局無可諱言，居心叵測的留用日人之挑撥，與態度曖昧的美國朝野之離間亦很難掩飾。但殺傷力最強的則是國民黨內各特務機構對長官開明作風的反擊。於是事變一起，長官即成為眾矢之的，不只四面楚歌，簡直八方受敵。其中我較了解內情的是長官主台後放寬政治尺度，不准治安機關濫捕濫殺的決策，最受特務機構的不滿與敵視。
事變一起，特務機構乘勢展開反陳活動，如國民黨部主委李翼中，於長官請其發表廣播演說安撫民眾時，他卻反其道而行，只斥政治腐敗，無異火上加油，即是顯例。他還與蔣渭川沆瀣一氣，在處委會中暗施拳腳，利用青年學生成為反陳主力之一。我對蔣渭川原無所識，但事變中見他常佩手槍帶著部屬晉謁長官，不知這位帶槍的好漢是何等人物，查詢才知他是台灣反日志士蔣渭水之弟，如今乃是李翼中主委的好友。
原先在長官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只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致民間永有難忘的傷痛，這對國族的傷害實在太大了。
在此期間，我就親歷下列兩事。
一是新聞報特派記者謝爽秋的被捕，謝是台灣人，光復 時曾以掃蕩報記者身份與葉明勳、李純青等同來台灣採訪新聞。這次他又以新聞報駐東京特派員的身分前來採訪。抵台時曾到公署看我，我即約他次日中午餐敘，翌日我打電話到勵志社旅館邀他，旅館女侍告我：『謝先生被捕了。』我大吃一驚，因為我以前在省黨部所列的黑名單中，見有謝爽秋及丁文治的名字，他倆都是新聞記者，所以印象特深。此時謝竟被捕，一經張揚，在輿論界會造成何等影響，不問可知，我非向長官報告不可。
我率直地對長官說：『謝爽秋來台北採訪被捕了，您知不知道？』長官說：『不知道。你去向林秀鑾查問一下，如已被捕，立刻把他保釋出來。』我即去見警總林處長，轉述長官之意，就把謝爽秋保釋出來。隔日仍請他吃飯壓驚，問他被捕時有否吃苦，他說沒有，只是被捕時經蒙上眼睛，車子開了好久才到達被囚地點，偵訊前就被你保釋出來了。謝爽秋隨後在台灣與其他駐台記者一道，自由採訪新聞，未受任何騷擾，平安返回上海。
二是上海『大公報』駐台辦事處被封。大軍開到以後不久，《大公報》辦事處主任何添福與新聞報駐台記者王康聯袂來訪，告訴我說『警總要封《大公報》辦事處了。』我聽了不禁笑了回答：『要封《大公報》，到上海去封，封台灣辦事處，有什麼意思，你們莫開玩笑了。』他們也是如此想，不多說什麼就回去了。隔了不久，他倆又來了，說：『辦事處被封了。』我真又被嚇壞了。忙對未曾到過上海報館，只在台北辦事處主持營業的台籍何主任說，『你別把這個消息告訴上海報館，讓我查問個究竟，再告訴你怎樣處理，好不好？』他說：『好。』兩人又回去了。我只好又向長官報告，並問他知不知情，他答：『不知。』不待我多說，他即交代我：『你去向柯參謀長查問，如果已查封，就請他立即啟封。』我依命行事，柯參謀長亦未多言，應允照辦。我向何添福電話通知時，他已跑到基隆去打電報告訴上海館，辦事處被封了。等他回台北看到封條已被拆除，深悔打了那通電報，但傷害已經造成。原對長官相當友善的《大公報》，自然也開始大張撻伐了。
這類長官並不知情，從而無法制止的案件，外界怎能了解，這種帳又都算在長官身上。民政處長周一鶚曾向我透露，長官對於特務機構瞞著他濫捕濫殺，事後還要求補辦手續，像林茂生、宋斐如、陳炘等案，都非常悲痛，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其奈傷害都難補救，他又被推向廣受責難的另一高峰。
隨後我發現長官所有的敵對勢力，齊向蔣主席發出同樣的要求：一是撤職查辦陳儀；二是不要派兵赴台鎮壓。

但是蔣主席未予理會，非但未對陳儀撤職查辦，還下令派兵赴台平亂。至四月二十二日，於行政院 決議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由魏道明出任省主席，蔣並立派陳儀為國府顧問，定使反陳的派系大失所望。
當行政院 發表台灣省政府人事名單時，李翼中獲悉被任社會處處長後，聞曾與其部屬林紫貴等彈冠相慶，歡呼（對陳儀的）『革命成功了』。他的好友蔣渭川雖被警總列為通緝犯，卻獲其支援得以逃亡。不像王添灯之被捕而遭處決。蔣渭川日後還在台灣與蔣經國連宗，出任國民黨政府高職，比李翼中更享盡榮華。
『二二八事件』於大軍抵台，經楊亮功監察使的調查與國防部長白崇禧的宣慰，至公署改制，陳儀下台，終告結束。據日後公開的資料顯示，楊亮功與白崇禧向蔣主席的報告中，對柯遠芬的不法行為都有譴責，對陳儀的應變措施咸無惡評，且蔣主席曾表示因他當年下令駐台軍隊內調，致使防務空虛，事變起便無法控制，他自己亦應負部分責任。凡此或均是陳儀去職後即能調任國府顧問的基本原因。
回顧往事，對二二八悲劇發生的因由，歷來分析頗多，各俱相當道理。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因素乃是中國的慘勝所致。如果當時戰勝國的中國國富民強，台灣光復 後能在經濟方面支援台灣重建復興 ，決不會使民眾失望，定可永享安和之樂。其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非但無力援台，反而多所需索。開明分子的陳儀在國民黨體制之內，雖曾竭力保護台灣，卻常事與願違。最具諷刺性的是一生清廉著名，向極痛懲貪汙的陳儀，竟被輿論責為縱容貪墨的惡吏，足證其力不從心，無可奈何的難處。其失敗是理所當然，無可怨尤。然以陳儀的愛台護台之心，及其自由民主的治台政策，尚難免此厄運，易人而處，恐亦無法閃避。最使人痛惜者，是陳儀去職以後，繼任者在大軍支援之下，改弦易轍，強勢統治，接著降臨的所謂『白色恐怖』，恐非『二二八』悲劇中的激烈分子們所能預想得到的罷！」。

比對記者周青(周傳枝)和鄭士鎔的二二八故事，會發現兩者差距甚大，

所謂報紙新聞與真實經歷落差太大，究其原因出在新聞媒體功能，並非追求真相，而是宣傳戰的另類戰場，搶奪民心和輿論支持，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鄭士鎔身在迷局之中也並不知道，新聞報特派記者謝爽秋，《大公報》記者李純青，長官公署同事沈仲九顧問，民政處長周一鶚，財政處長張延哲，全部都是地下黨人。

五、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臺北市參議會邀請國民參政員、制憲國大代表及省參議員在中山堂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派代表向陳儀提出：解除戒嚴令及釋放被拘民眾等五項要求。陳儀表示“凡有關臺胞之福利意見無不接受”，派民政處處長周一鍔、交通處處長任顯群、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警務處處長胡福相等5人代表政府，與臺北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國民參議員、國大代表等合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處委會”成立後，選王添灯為宣傳組組長，林宗賢、張晴川、林日高為委員，任務是每天會後公佈當天“處委會”的新聞，必要時到電臺向全省廣播。“處委會”擴大後，官方代表不參加會，“處委會”成員越來越複雜，也有政治野心家、特務以及流氓等。“處委會”成為臺灣人民各種政治力量與國民黨統治政權進行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場複雜、激烈的鬥爭中，王添灯沉著應對，排解眾議，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見，每天發佈“處委會”新聞，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蘇新在《王添灯先生事略》一文中指出，“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與委員林日高完全按照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工委）的方針、指示進行鬥爭，他們與中共台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保持著密切聯繫。蘇新進一步指出，他與潘欽信、蕭友三（蕭來福）、蔡子民等《自由報》同仁組成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參謀部，為王添灯準備發言、提案和廣播稿等，遇到重大問題或意思不甚一致時候，都經聯絡員蕭友三請示廖瑞發，再由廖瑞發請示中共台工委負責人；參謀部主要任務是阻止“處委會”的妥協行為，利用王添灯的地位進行公開宣傳，暴露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引起全省人民注意，以推動各地鬥爭。

據蔡子民回憶：「在這期間，我記憶最深，值得記錄的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起草和提出。因為五日的“處委會”通過的《政治改革草案》八條，內容過於簡單，會議推舉王添灯起草具體方案。王添灯回來後，叫潘欽信、蕭友三和我儘快草擬。於是，六日我們三人在《自由報》辦公室，將“處委會”得到的對事件的處理意見，綜合起來加以研究討論，由潘執筆，草擬了《處理大綱》……最後，由阿榮謄寫三份。傍晚，一面交給王添灯，一面由蕭友三找地下黨負責人。據蕭說，負責人表示，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

在“處委會”上，王添灯指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多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的事件』，並宣讀了三十二條處理意見。三十二條主要內容包括：『反對貪污腐敗，反對內戰，反對濫用軍權，反對對台籍公教人員的歧視和差別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等。其核心就是要求臺灣實行民主和自治，反映了臺灣人民的政治訴求。』 由於他說出了臺灣人民要求當家做主的願望，提出了在當時條件下的民主自治的具體要求，在熱烈叫好聲中通過。各種不同目的的人也爭相發言，提出要求，追加了十條，最後處理大綱增加為四十二條。

會後，王添灯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車去長官公署，向陳儀提交處理大綱，遭到陳儀的拒絕。回來後，王添灯到廣播電臺，向人民說明“處委會”的開會情況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最後，他說：『處理委員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理委員會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成省民全體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省民繼續奮鬥』。」

六、謝雪紅領導“二七部隊”

3月3日，謝雪紅組織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任總指揮。經過三天的連續戰鬥，到了3月4日，整個台中市的黨、政、軍憲機關都被群眾掌握。在臺北的柯秀英和周明一起從臺北來到台中，參加到謝雪紅領導的群眾鬥爭。柯秀英在謝雪紅領導的作戰本部當秘書，做些聽電話、接待來訪者、當聯絡員、抄寫文件及現款保管工作。周明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因“二二八”起義的導火索發生於27日，故而起名“二七部隊”）。

由於從內地調來的國民黨軍隊登陸比預料來得迅速，“二七部隊”退往埔里繼續戰鬥。不久，謝雪紅、楊克煌接到中共聯絡員謝富傳達的台工委指示：謝雪紅、楊克煌二人處境非常危險，應立即隱藏起來。3月15日，國民黨軍隊大舉圍攻埔里。“二七部隊”與敵人在日月潭、烏牛欄展開了慘烈的戰鬥，終因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路受敵，寡不敵眾，“二七部隊”被迫於3月16日宣佈自動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裝鬥爭。起義失敗後，謝雪紅等人在海軍大尉蔡懋棠的幫助下，從臺灣南部的左營乘巡邏艇到達廈門。

1947年的春天剛剛來臨，北平的臺胞就得到了自己家鄉爆發『二二八 事變』和遭到國民黨血腥鎮壓的消息。當時的中共黨員曾明如及時將這一情況向北平黨組織彙報。黨組織很快作出指示，利用旅平臺灣同鄉會和旅平臺灣同學會，積極支持和引導在北平的臺灣同胞開展聲援家鄉的『二二八鬥爭』的活動，並以此向臺灣同胞和社會大眾揭露國民政府的殘暴行徑，團結更多的臺灣同胞支持人民解放戰爭。

為了支援家鄉的鬥爭，旅平同鄉會會長梁永祿和旅平同學會的王康緒（王宏）等人於3月6日晚召開聯席會議，全體一致贊成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闡明慘案真相以喚起全國各界人士之同情。隨後，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臺灣同鄉會、長春臺灣省同鄉會、瀋陽臺灣省同鄉會、臺灣省旅青同鄉會、臺灣省旅平同學會聯名寫出《為臺灣“二二八”大慘案敬告全國同胞書》，在社會上廣泛散發，並寄到島內，還譯成英文以擴大國際影響。據當時的北京大學學生郭炤烈回憶：『我和旅平臺胞一起，從北大的民主廣場出發，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聲援遊行和宣傳活動。那時，不僅北大的師生，而且清華、南開和燕京大學的師生，包括著名的許德珩、張奚若等教授都熱情地支持了這場鬥爭。』

3月19日下午3點，臺灣旅平臺灣同鄉會、臺灣同學會、旅津臺灣同鄉會聯合在北平王府井大街京華酒家舉行了外國記者招待會。梁永祿在致辭中說：『此次‘二二八’大慘案的發生，是臺灣同胞以血淚寫成的歷史悲劇！任何正義的人士都不能不為臺胞一灑同情之淚！事件的演變正在日趨嚴重，全島和平的恢復尚難期待，陳儀已下令逮捕人民，和平美麗的臺灣已經不是我們溫暖的故鄉了。今天我們想對諸位說明慘案的真相，並希望諸位主持正義公道，喚起全世界輿論及愛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同情！』，在會上，梁永祿、王碧光和學生代表，向外國記者說明“二二八”起義的經過，回答了有關起義的緣由、背景、性質、前途等提問，駁斥了造謠和污蔑。

旅平、旅津同鄉會和旅平同學會還共同編印了《臺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的小冊子，秘密寄往臺灣。小冊子是在南新華街琉璃廠附近的一個小印刷廠排印，當時北平實行宵禁，梁永祿、王碧光、王康緒（王宏）等人做完最後校對回家時，已是深夜，途中到處受到員警盤問，梁永祿遞上醫師證件稱要搶救重病人，其餘3人裝成病人或家屬，就這樣，闖過了一個又一個崗哨，順利完成了任務，4月20日付印完數千份，絕大部分都安全寄到家鄉。

這時期，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得知消息後，立即召開臺灣旅滬同鄉會理事會，並在會上表明他的看法和態度：第一，反對臺灣當局隨意殺害百姓；第二，臺灣同胞對祖國有十分真摯的感情，對臺灣光復有十分熱切的期望。他們反對的是貪贓枉法的官吏，絕對不是排斥外省人，更絕對不是親日。隨後，他聯合上海臺胞五團體（臺灣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同學會、臺灣革新協會、臺灣重建協會、閩台協會、臺灣政治建設協會）組織成立“二二八”事件後援會，聲援臺灣人民的鬥爭。

3月13日，上海《文匯報》邀請臺灣旅滬同鄉會李偉光、謝雪堂、林昆、江濃等出席“星期座談會”，就臺灣“二二八”慘案發生的根本原因做一深入的剖析。李偉光第一個發言，他鄭重指出:『在慘案發生之後，有的報紙宣傳為那是臺灣同胞的排外親日思想的表現，這完全是無恥的含血噴人的污蔑，是想遮蓋事情真相的陰謀。』，座談會記錄發表前夕，報社和他們商量：『為避免發生意外，發言的同志是否都用化名？』，李偉光考慮到全都化名不好。他是旅滬台灣同鄉會會長，就用真實姓名；其他同志可以用化名。謝雪堂化名葉雲，林昆化名徐子蓉......當《文匯報》發表座談會記錄和大家簽名時，大家為李偉光不顧個人安危、保護同志的精神所感動。

“二二八”事變發生後，臺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非常關心島內鄉親們的鬥爭。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的公費生通過出壁報、開座談會、寫文章等形式進行聲援。在李偉光的建議下，杜長庚、江濃等大陸公費生組成『臺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巡迴演講團』，到臺灣各地演講，杜長庚任團長，實際由江濃指揮，成員有劉守文、劉碧堂、胡連城、陳澤灸、許夢雄（徐萌山）、鄭鴻池（鄭堅）等。他們利用暑假在桃園、新竹、台中、彰化、嘉義、斗六、台南等地開展演講會，介紹祖國光明前景，歌唱《團結就是力量》《黃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每場都收到很好的反響，新竹一場演講有近千人到會。據鄭堅回憶：『我在彰化老家孔子廟演講時，表弟張有義（張克輝）去聽了。後來他下決心回大陸求學，是聽了公費生演講啟發的！』

旅日臺胞得知國民黨軍隊血腥鎮壓的消息後，悲憤莫名。東京華僑聯合會副會長楊春松(地下黨員)立即找到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團，對這一事態表示嚴重的關切和強烈的抗議，在留日華僑總會內設立了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自任該委員會宣傳部長。他還同僑界知名人士聯名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抗議書，並在京橋公會堂舉行群眾集會，控訴國民黨當局的殘暴行徑，要求嚴懲肇事者，為臺灣人民伸張正義。在華北軍政大學臺灣隊學習的台籍士兵得到消息後，發表了《人民解放軍台籍軍人告臺灣同胞書》，指出：『當聽到你們武裝起義的消息，我們是多麼地感動和振奮！你們同我們雖不在一個戰場上作戰，但槍口是向著一個敵人射擊的。我們的勝利就是家裡的勝利，家裡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延續革命火種

“二二八” 事變失敗後，臺盟前輩紛紛從臺灣來到大陸。臺灣旅滬同鄉會作為中共上海局與中共台工委的聯絡站，對他們進行了掩護和轉移。1947年7月，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經上海輾轉抵達香港。在筲箕灣道東端一座臨街的二層樓上租了一個房間，面積約有30平方米。

謝雪紅等人認為當務之急要展開宣傳攻勢，於是成立“臺灣出版社”，印發《新臺灣叢刊》，陳嘉庚等人慷慨捐款。他們在西營盤第三街租了一棟二層樓房作為臺灣出版社社址，蘇新擔任主編。楊克煌和蘇新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地寫稿。遠在上海的蔡子民、周青也寄來稿件。每出一期，除分頭寄給熟人和美國及東南亞各地華文報社外，絕大部分都寄往島內。在港期間，謝雪紅等與廖文毅要求由聯合國託管臺灣的分裂行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此，有必要組織一個政治團體。

關於這個團體的名稱問題，討論的結果初步定名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民主這兩個字是當時國統區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之一，而自治兩個字是臺灣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以及“二二八” 事變期間最普遍的鬥爭口號。中共中央於1947年3月20日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的方式給臺灣人民的起義作了極重要的指示，該社論題為《臺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因此謝雪紅等人認為作為號召臺灣人民繼續同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團體，使用“民主自治”四個字為名稱是適當的。

1947年10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骨幹有謝雪紅、楊克煌、蘇新、周明、丁光輝、林田烈、劉雪漁等人。謝雪紅等還進行了多方面的聯繫，得到了在港愛國民主人士李濟深、何香凝、廖夢醒、莊希泉、章乃器等的熱情幫助，並得到了上海臺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北平的曾明如、北平臺灣同鄉會會長梁永祿，日本東京的台籍政治活動家楊春松的支持和協助。

1947 年11 月12 日，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在中國共產黨的熱情幫助、支持和指導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正式創立，並公佈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規程草案》，發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時局口號》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第一次會員代表會文告》等相關檔。『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美軍退出中國去！』『反對美軍在臺灣建設軍事基地，日人退出臺灣去!』『中國之領土及領海不許任何外國軍隊之駐紮』，反對任何形式的『託管』，反對『臺灣獨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張，無不體現出謝雪紅等臺盟領導人堅決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