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前後幾股唯恐天下不亂的勢力

亓官先生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是一件指標性的大案，內情複雜，花了七十多年也說不清楚。作為一個業餘歷史學家，擷精取微，勾勒全圖，卻成為人生一大樂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為二次世界大戰畫下句點。但是人類世界的弔詭處，就在於各方勢力已經在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籌謀畫策矣。

    台灣位處世界航道高速路的拐點，是兵家必爭之地，想要安寧過日，無異癡心夢想。因此二二八事件這種等級的衝突事件，是可能一再發生的。

一、第一股不安定的勢力

    日本雖然宣布投降，但那是對美國而言，對亞洲各國日本自認並沒有戰敗，因此尋覓代理人，再鬧一場，是日本軍系的少壯派，永不放棄的夢想。

    1945年10月25日，陳儀來台北受降之前，日本少壯軍人不願交槍，

想要結合皇民大鬧一場，消息被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偵知，告誡彼輩說:「陳儀是我等的大學長，切不可違反倫理，輕舉妄動。」，少壯軍人才放棄舉事行動，但是仍然沒有交出武器，而是埋入山中秘洞，等待時機。

二、第二股不安定的勢力

    戰後第二天（1945/8/16），鍾逸人曾向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群眾叮囑：一、和楊逵、謝雪紅他們聯絡；二、組織維持治安和保衛家鄉的自衛隊；三、追蹤日軍動向，和掌握日軍武器。鍾逸人因此和楊逵成立「新生活促進隊」；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且是籌組委員的重要幹部；也因此受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請託保護日軍和眷屬，獲得一張台中州圖和陸軍省測量署繪製的台灣全圖，這應是二二八事件時，民軍擁有日本武器，和有能力組成二七部隊，進攻軍械庫原因。

三、第三股不安定的勢力

謝雪紅、楊克煌籌組「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宗旨是要進行鬥爭。

楊克煌說:「我們出來台中後，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

( 說明: 參加人員均為前台共黨員 )

    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的信，先油印十份，寄給各地朋友。信的主要內容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已告結束，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將在台灣施政。台灣人民將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如果今後我們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們還要進行鬥爭。

 九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在達音家的二樓召開會議，台中的群眾有二、三十人參加，我們提出要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構想，讓大家發表意見。當時參加會的謝富、林兌等是贊成我們的意見的，但楊貴(楊逵)即提出不同的意見。結果當天的會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而散會了。原文化協會本部幹部鄭明祿也由台北來參加開會。

    會後，鄭明祿對謝雪紅建議，他說：『你們應該擴大組織，爭取全省各界人士都來參加。』當時，我們認為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但我們估計由於我們過去有一段台共的歷史，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而在這群眾盲目愛國的思想情緒下，對國民黨反動本質還不了解，又在當時許多人士在各地已各自成立組織的情況下，要號召他們來參加是困難的。尤其要在這個組織爭取領導權更是困難，時間上也不允許的，因此，我們認為先把一個團體的招牌掛起來，然後才向各地方發展，以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省性組織。

    謝雪紅、我、謝富、林兌、李喬松等同意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方針後，即分頭去向群眾進行宣傳，並招募會員。」

四、第四股不安定的勢力

    留台日軍慫恿、支持皇民化台灣人，陰謀搞“台灣獨立”。

楊克煌說:「有一天，謝雪紅和我在路上碰到楊逵，他告訴我們說：『辜振甫（台灣頭號漢奸辜顯榮之子，鹿港人）、許丙（台北人，資本家）等，在留台日軍慫恿、支持下，陰謀搞“台灣獨立”，林獻堂也參加了密謀，但這個老狐狸沒有簽名。你們要組織團體，我建議你們抬林獻堂出來，因林有號召力量，又有錢。』楊逵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同意抬林獻堂出來組織團體，他就要參加。對他的建議我們拒絕了。」

五、第五股不安定的勢力

     美國人一直關心台灣政情，也持續在台灣培植代理人。

楊克煌說:「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兩個美國人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和我，出示的名片上印著“盟軍”的什麼情報部，通過翻譯說他們要和我們談話，請我們次日到一家旅社去。隔日上午，謝和我即到指定的旅社。他們個別同我和謝談話；和我談話的是昨天來找我們的兩個美國人中的一個（另外一個當天我沒看見）和一個據說是日裔的美國人。那個美國人即和我講話，當時我懂得一點英語，了解他只是形式上提問題，主要向我發問的是那個日裔美國人，而那個美國人即在印好的表格上做筆記。他們問我的簡歷及終戰後的活動情況，這時我從他們的問話中了解他們是事先即知道我曾加入過台共。他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答：『不是。』問我台灣人對國民黨的看法怎樣，我答：『它來到台灣才幾個月，就幹了許多壞事，台灣人都反對它。』又問：『這樣下去，是否有可能發生暴動？』

    我回來後聽謝雪紅說，問她的內容也大體和我的一樣。

    當時，我們對美國的認識是模糊的，我們本身對政治上也太幼稚，太老實了，應該不必去和他們談話，更不需要回答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

    擔任美國駐台北副領事的葛超智，不斷要求華府介入「二二八事變」，讓台灣走向聯合國託管的方向，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的林茂生教授也以眾人簽名請願書，投到美國領事館求救，但卻沒有通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那一關。經歷珍珠港事件的重創，美國重視到台灣的戰略地位，並有託管台灣的設想，遭到中華民國的反對。經中華民國政府的力爭，《開羅宣言》承諾台灣屬於中國，美國支持中國在日本戰敗後收復台灣，但想獲取台灣的軍事基地使用權。戰後台灣接收與重建步履艱難，美方覺得有機可乘，散佈台灣地位未定論，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策動部分台籍士紳請願，要求聯合國託管，圖謀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美方的記者竇奠安誇大二二八事件的規模與死傷人數，揭露國民黨政權的殘暴，為染指台灣製造依據。中央情報局1960年代支持廖文毅兄弟請願，操縱台獨活動。

二二八事件對戰後台灣社會發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事件中推波助瀾，操縱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的活動。

六、第六股不安定的勢力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45年12月下旬，已經派來台灣。

 楊克煌說:「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張說他是最近才由大陸回台灣的；他聽了謝雪紅談我們在終戰後的一些活動後，就回去了。

(說明: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此為中共正式代表張志忠與前台共首次接觸 )

    當時，謝雪紅對那些來訪者的政治面目還不了解的人，即叫我迴避，不要參加談話；所以，第一次之後，張志忠再來過一、兩次，我也都沒有參加他和謝的談話。

    我們當時急著要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人接觸，當時對有幾個由大陸回來找謝雪紅的人，我們都反來復去地分析他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例如由上海回來的謝雪堂的哥哥。

    l946年元月間，張志忠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我們的情況已基本了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我們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且在互相了解政治身份後，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我大都在場參加談話了。

    這時，謝也把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楊克村等介紹給張志忠。後來，因克村是個小攤販商人，又無參加政治活動，張志忠即利用克村的住所做為連絡站，並在那兒存放秘密書刊和物質——這些物質是當時上海的組織為供给臺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不久，張志忠說這些藥品放久了恐會變質，要求謝雪紅協助出售，謝即介紹張去找陳有傳，幫忙張處理那些藥品；陳有傳後來自己因此還經營了一家小藥店。

    台南的陳錦雲也是在這個時候被介紹給張志忠的。

    這個時候張志忠則向謝雪紅介紹了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在抗戰期間在浙江（或福建？）地方組織了一支「台灣抗日義勇少年軍」，該隊的幹部中有好幾個黨員，如林雲、張峰、洪××等，李的政治傾向是靠攏黨的。去年（1970年）謝還對我說，有一個最了解李友邦為人的幹部（他的名字謝忘了），曾對謝說，如有人要了解李友邦可介紹去找他。李友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終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總幹事。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

( 說明: 張志忠知道李友邦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主任。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此為中共黨員大舉介入教育界管道 )

    張志忠又說：『李友邦有意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政治活動，因此叫他妻子嚴秀峰（當時任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去動員謝娥寫信來請謝雪紅去台北。』，這可能就是去年（1945年）十二月問謝娥由台北寫信給謝雪紅，請她去玩的原因；其後又再來一、兩次催謝去，謝娥此時在台北太平町開一家門診所，相當富裕。

( 說明:李友邦妻子嚴秀峰也是中共黨員 )

    張志忠說: 『李友邦的作風正派，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有愛台灣的鄉土觀念。』」

七、第七股不安定的勢力

    三民主義青年團打著國民黨的旗子，幹共產黨的事業。

    可能是因為對國民政府的厭惡，也可能是接到了來自延安的任務，李友邦暗中允許台共黨員加入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等到事變爆發以後，這些具有台共黨員身份的三青團成員成為反對陳儀的主要力量。
    唯一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的前台灣革命同盟會領袖宋斐如，也在台北創辦了左翼色彩濃厚的《人民導報》。
由於公然提倡國共和談違反當局禁忌的原因，宋斐如被迫辭去教育處副處長的職務。
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期間沒有做出任何過激的行動，也沒有參加處理委員會，但是仍舊因為親共言論在整編第21師登陸後被逮捕，並且慘遭殺害。

李友邦本人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是無論是在台中的謝雪紅還是在嘉義的張志忠，都依靠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招兵買馬。
張志忠指揮的武裝部隊，更是直接打出了台灣自治聯軍的旗號，以響應過去台灣革命同盟會在大陸打出的「自治」口號。
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無法直接指揮兩支部隊的行動，但是仍透過廣播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支持。

後來謝雪紅的台灣民主聯軍與張志忠的台灣自治聯軍合流，組成了台灣民主自治聯軍，
也使參與「二二八事變」的武裝民兵有了更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
在國共內戰期間與國軍大打出手的解放軍部隊，沒有一個不是如同台灣民主自治聯軍一樣，
是先以半獨立的地方民團武裝起家，再不斷擊潰與收編其他武裝勢力以後再慢慢發展成正規軍的。

若「二二八事變」是以台灣民主自治聯軍戰勝國軍為結局，
意味的不是台灣的獨立建國，而是台灣的提早「解放」。
如同內戰期間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的東北民主聯軍，
台灣民主自治聯軍也很可能搖身一變直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5野戰軍，就地配合北京中央掃蕩國民黨與地方仕紳在島內的殘餘實力，絕對不是憑空想像的劇情。

八、第八股不安定的勢力

    政治上，中共對台灣光復最大的影響，就是對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籍左派志士提供政治、經濟與道義上的協助。
除了李友邦在中共地下黨員張一之協助下組織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的歷史外，前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丘念台(丘逢甲之子)先生在廣東組織東區服務隊的過程中，似乎也很大程度的受到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理念的影響。
    丘念台確實曾在抗戰爆發初期考察過延安，並且向毛澤東學習游擊戰與組訓民眾的相關理論。
    在廣東活動的時候，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不僅多次與中共的東江縱隊有過接觸，而且他其中一名來自台灣，戰後出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隊員鍾浩東，也確實因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原因，而在1950年為政府所槍斃。

    除了政治外，中共的左翼文化也在光復初期大規模的席捲台灣。
這不僅意味著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了戰後初期大多數台灣人最早接觸到的國語流行歌曲，包括前總統李登輝在內的諸多本土知識份子也因為接受了社會主義反抗理論的洗禮，而就此走上了反抗國民黨的道路，為今日藍綠對立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筆。

九、第九股不安定的勢力

    忠義服務隊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二二八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許德輝派人喊出「打阿山」的口號，引蛇出洞誘發暴亂，來證明自己的情報是正確的，實則是做賊喊捉賊。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在陳儀承諾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3月3日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召開臨時治安委員會，議決臨時治安委員會組織章程並規定成立忠義服務隊為執行機關，推選許德輝（二二八處委會裡面潛伏的特務，化名高登進，任職於警總調查室、保密局運用人員）組織學生成忠義服務隊並為隊長兼治安組組長，以維持治安、交通；同日陳儀批准警總成立義勇總隊，以臺籍的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為總隊長，治安組的忠義服務隊實際上受義勇總隊指揮。隊長許德輝本人擔任，副總隊長廖德雄，其中的情治人員則接受林頂立指揮從事破壞工作。毛人鳳弟毛簡（又名毛大可）時任保密局臺北站站長，電文許德輝曰：「時局危殆、岌岌不保，生死存亡關頭，吾人應冒險為危難，以明大義、識大體之信心，以力圖挽回時機。」，促其滲透入台北市民間的維持秩序組織，經奉化名張秉承的軍統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同意，擔任二二八處委會組長，並將情報拍往南京。他同時擔任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的忠義服務隊總隊長作反間，又要求延平學院學生維護治安。

廖德雄口述表示，游彌堅、胡福相二人後來知曉許德輝是軍統林頂立找來的流氓。但是3月4日後，許德輝拿到三千萬經費後就避不見面。忠義服務隊從一開始就由副隊長廖德雄指揮。本來忠義服務隊要求裝備各分局的服務隊十支手槍以維持治安，但是當局並沒有如期發放，而警察局遺留的舊式槍支發現都不能使用。後來成員王炳煌提議『搶武器』，所以忠義服務隊試圖包圍圓山海軍訓練所，但遭到海軍以機槍掃射回擊，只好撤離。

    忠義服務隊公然打劫，結隊橫行，假公濟私，例如御成町月宮酒家女主人被勒索十餘萬元，女招待被綁架，嘉義閣旅社被勒索三十餘萬元。

    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在呈保密局長毛人鳳的《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檔案管理機關：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詳述他於2月28日晚經由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及陳儀之弟陳公亮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乃召集台北二十二處角頭流氓成立二十二分隊，加上特務隊三十名共二百五十人，許氏為總隊長，臺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為總隊部，該隊設於二二八處委會治安組之下，而不知情的大學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一千二百名與之共同負起維護治安之責，明白透露當時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

    戰後初期擔任民報記者的吳濁流，在其著作《台灣連翹》中亦述及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二二八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反間工作報告」的曝光，證實了數十年來，有關陳儀等人曾於背後嚴密操控二二八事件的傳聞。

    警備總部於1947年4月初提出《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這份報告書透露當時的情治單位透過直屬的許姓通訊員（即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參加政治建設協會為會員，平日偵知該會行動，事件中則由許氏出面掌握「台北二十二處流氓首領及部分學生進行反間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如法進行，收效宏大」。

    楊克煌（化名林木順）於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新台灣叢刊」第五輯著作《台灣二月革命》中表示：「（3月9日）上午10時，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軍隊擊斃的。」

十、第十股不安定的勢力

     陳儀常覺得自己被屬下蒙蔽，如果以中共地下黨員在長官公署的人數優勢，和陳儀對沈仲九的過度信任來看，葛敬恩或沈仲九蓋章或是代蓋章發出的公文，可能陳儀事先真的完全不知道，難怪陳儀有自己是橡皮圖章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