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與謝雪紅的瑜亮情結

      蔡孝乾獄中自述: 我是紅軍裡面台籍黨員的高級幹部，就被決定派我來台建立中共黨的組織，就從延安出發，行軍三個月後，於是年(1945)十二月抵達蘇北淮安華中局，與該局書記(即負責人)張鼎承(現為匪閩省主席) ，組織部長曾山，委員劉曉等唔面，經三月餘時間，組成「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我任書記，選拔幹部九名，洪幼樵(即蕭明、劉志敬) 及其妻許敏蘭，張志忠(即楊春霖、張梗)，林英傑，唐海光及其妻 (均已於卅七年間離台) ，莊立洲(卅五、六歲，本省高雄人，受學委徐懋德直屬連繫，曾任台北市立中學、靜修女中等校教員，返高雄後去向不明) ，小崔(名已忘， 曾參加臺灣義勇隊工作，「二二八」後已返大陸) ，林昆(上海人，自蘇北至滬時即留下，未來台工作) ， 至卅五年二月間，我與幹部分批自蘇北出發，抵滬後與李偉光等(台灣工作委員會駐滬交通聯絡負責人) 唔見，劉志敬(即洪幼樵) 等幹部在滬停留約一個月，我即命彼等先行來台，設法尋找職業掩護，謀取立足處所，我因奉上級命令等候參加「國大」(因當時國共有協議之說) ，故在滬逗留至七月間始來台，同時在滬與繼室馬惠玲結婚，婚後偕同來台。

     1908年,蔡孝乾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花壇鄉,他本來叫蔡乾,因為從小就懂得孝敬父母,除為父母料理家務之外,還在上學路上撿拾田螺到學校做午飯,以給家庭減輕負擔,當時的校長聽說後非常感動,於是給他的名字中加進了"孝"字,改為"蔡孝乾"。

    上世紀20年代初,或出於祖國意識,或看中大陸學費低廉及入學手續簡便,一些臺灣學子紛紛到大陸上學。 據統計,1920年之前,臺灣留學大陸學生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經增加到273人。 蔡孝乾在父親和臺灣文化協會的資助下,於1924年春來到上海求學。

     1924年,當時成立才一年的「上海臺灣青年會」陷入停頓,蔡孝乾等人將會本部遷移到巨興里,此會支持臺灣本島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加強與「文化協會」合作,反對「臺灣始政紀念日」,控訴日本殖民統治所帶給臺灣人民的痛苦。

   「上海臺灣青年會」旋改組為「旅滬臺灣同鄉會」,蔡孝乾仍參與其間。 1925年1月,會務停頓。 同年12月20日臺灣青年再成立「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蔡孝乾還是主要的贊助者,成立大會上,他擔任司儀。 繼續與臺灣本島的「文化協會」密切聯絡,同時跟北京、廈門、福州的臺灣學生連繫,至1929年初仍有活動,頻遭日方逮捕。

    「五卅運動」後,蔡孝乾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受到系主任瞿秋白及任弼時影響,加入中共。

     1926年7月返回臺灣,宣傳革命,幫助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左翼聯盟。 1927年2月1日,日本員警在臺北逮捕了蔡孝乾,11月被放。 後為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大眾時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

      1928年參與組建臺灣共產黨,4月15日,他在上海缺席被當選為臺灣共產黨(即共產黨國際領導的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中央委員、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負責宣傳部工作,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 隨後,他在臺灣建立了支部。

      1928年8月,蔡孝乾為了躲避日本當局搜捕,離臺灣潛至福建漳州。 從1929年2月起,他先後在漳州的石馬(龍海)中學和龍溪中學斷斷續續教了幾年書,還在詔安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 為了做臺灣學生的工作,蔡曾在廈門住過一個時期。 那時他與中共中央只有橫的聯繫,在組織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5日,紅軍攻下漳州後的第五天,地下黨員李文堂邀請他去蘇區工作。 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員出身,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1930年,他曾以巡視員的身份與蔡孝乾接觸過。

      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李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士報》編輯,後在列寧師範學校(團校)任教,教社會學和土地學,後參加"反帝同盟",負責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在瑞金幾年,蔡孝乾為周恩來翻譯過日文本馬列著作,如佐野學著的《國家論》,以及另外一本日文書,列寧原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為臺灣代表,蔡孝乾參加了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二大」,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 1934年10月,他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

       在漫長的征途當中,中共從八萬五千人銳減至三萬,最後抵達延安不足一萬人。 蔡在艱苦途中也失去元配劉月蟾與孩子，列席過遵義會議,會後參加遵義各界代表會議,成立遵義地區的革命委員會,協助沒收徵發工作、打土豪、對貧民發救濟米。 紅軍再度啟程,蔡負責籌糧。

      蔡孝乾安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任職,做的是國軍的工作,由周恩來負責統籌。 1941年10月「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召開,蔡是臺灣代表,為主席團成員。 戰時則在太行山八路軍總政治部當民運部長及敵工部長,對日軍及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 「反日」、「抗日」一直是他的志業。 他撰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

      蔡孝乾一直為中共看重,1945年的4月到6月中共召開「七大」,他是大會唯一的臺灣代表。 兩個月後,日本投降,他被任命為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回台發展,於1946年4月抵達闊別20年的臺灣。

       1946年7月,蔡孝乾化名老鄭,從上海秘密返台開展工作。 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派他去臺灣,就是為了給以後解放臺灣做準備。 並且同時給他派了不少得力幹將,幫其工作。

       蔡孝乾走過長征,且在延安呆了好多年,因此在發展黨員方面還是非常在行的。 到1949年12月,台灣已經有了1300多名共產黨員。

臺灣工委

    已經開始組織發動一些運動,如彰化永靖鄉的農民減租鬥爭、鐵路局台北機務段員工運動、台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運動等。 嚇得蔣介石都覺得在臺灣不安全。

     蔡孝乾領導的臺灣省工委,一面對臺灣軍政人員推廣《光明報》,一面採取遊擊戰,在精神上摧毀他們的意志。

     蔣介石手下的特務團隊,也不是省油的燈。 1948年8月,國民黨在基隆中學發現了《光明報》。 順藤摸瓜,便於1949年11月逮捕了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 大約兩個月之後,蔡孝乾在臺北泉州街26號,也被特務逮捕。

     蔡孝乾畢竟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被捕後並沒有立刻投降。 但被勸降7天後(沒有用刑),他才答應合作。 並給特務出主意說,他打電話誘人出來,然後你們逮捕。

     令特務們沒想到的是,他藉此機會,竄進了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 當尾隨特務衝進去追捕時,可已跑的無影無蹤。

     然而蔡孝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臺灣當地的經濟水準遠高於大陸,他開始癡迷於生活享樂,熱衷於聯絡臺灣當地上層工商人士。 妻子馬惠玲去世後,蔡孝乾便同14歲的妻妹馬雯娟同居,錢不夠花時便挪用組織經費。 1949年,蔡孝乾竟向臺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贊助經費的話臺灣解放後必予關照。

    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第二次被捕。 這次,特務酷刑侍候,並將已投降的馬雯娟送進蔡孝乾房中,蔡孝乾也投降了。 他的叛變導致台共高幹大部分被捕,中共臺灣省工委會幾乎全部瓦解。 後來,與中共有關的1100多人被槍斃,3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

二二八事件檢討會

     於1948年六月至八月期間的香港會議中，與中共華東局領導人劉曉、章漢夫、張執一(香港地下黨領導人，後為中共統戰部副部長)，以及當時負責台灣地下工作的台灣省工委會的蔡孝乾等人，檢討了舊台共與二二八事件的運動策略，也討論了未來台灣革命工作的發展問題。有關當年在台灣共產黨內部成立的「改革同盟」事件，負責台灣省地下工作委員會的蔡孝乾與謝雪紅仍發生爭論，蔡孝乾終於說出其不滿當年謝雪紅開除其黨籍，而謝雪紅認為蔡身為中央委員，擅自離開職守逃往大陸，是失責的，故應開除；而背著謝雪紅成立的「改革同盟」，不僅分裂組織力量，且受李立三路線影響而犯了錯估情勢的左傾錯誤，致使付出亡黨的代價，同志犧牲甚鉅。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問題，蔡孝乾也承認事前錯估情勢，事後放棄武裝鬥爭的決定是錯誤的 (古瑞雲，1990a：213-215)。這些問題都在中共華東局幹部的主持下作出檢討與釐清，似乎還給謝雪紅一定的公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香港會議，在台盟後來有關台盟歷史的出版品中，完全沒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