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什麼大用「虎頭鍘」? 

    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沈筱綺發表論文〈獨裁者的死囚：台灣威權時期軍事審判過程的蔣介石因素〉一文，也欲探討為何改判死刑、核覆過程從生到死的改變。

    沈筱綺回顧有終審資料的8317筆判決，其實原本有4分之1初判非死刑，刑度變化包括：減輕（28.4%）、加重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6.8%）、加重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37.8%）、無期徒刑（2.7%）、死刑（24.3%），被判死刑者的初審刑度包括無罪（1.8%）、感化教育（6.6%）、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6%）、10年以上有期徒刑（58%）、無期徒刑（23%）──在這之中，（1.8%）「無罪」的這些人核覆過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180度翻轉了生死的結果？

    就其研究結果來看，沈筱綺說，終審判刑被加重案件集中於1950年代，被改判死刑者期間集中於1951–56年。雖以軍審法規來說，雖然要送交總統核定的案件僅包括「將官處有期徒刑以上、校官處7年有期徒刑以上、尉官士官及士兵處死刑及無期徒刑、非軍人處死刑」等，軍階不高、罪刑不重理論上都不必讓總統確認，但在1950年代初期，幾乎所有案件都有蔣介石介入。

沈筱綺說:蔣介石有無核覆確實對終審判決刑期有很大影響，沒有蔣介石核覆的案件7成5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有蔣介石的話都是重刑，31.4%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29.2%是死刑，沒有蔣介石核覆時被判死刑者僅3.7%。

    至於終審改判狀況，有蔣介石核覆者有32.8%被改判死刑、刑期加重47.7%，只有16%刑期減少，無蔣介石核覆者改判死刑僅4.5%、刑期減少57.3%、加重37.4%，可明確看見一旦蔣介石介入，案件就會傾向判重或判死。雖然就1956年《軍事審判法》133條規定上級長官提出覆議後續無論如何都要滿意新的判決結果，提出覆議也以1次為限，但從實際案例看來，蔣介石提出覆議、軍法官再給一次審判結果後，蔣介石依然不斷介入。

    例如1966年調查局第三處專員史與為案，史與為本是調查局破獲非常多「匪諜案」的情報員，之後卻被捲入內部鬥爭，同案被告則有馬公中學老師張芫芬、空軍上尉郭子淵、省政府倉庫工人徐紫亭、海員黨部幹事蔡文仲、農化場工人蔡竹安──這些人身份不同、階級不同卻一起成為同案被告，就只因都是江蘇同鄉。

    這些被告被控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黨外圍組織卻沒自首，初審多被判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20年，蔣介石對判決結果不滿發回覆議，軍法官卻維持原判，接著就是一連串漫長覆審過程──本來依規定蔣介石對此案就只能「核定」，但初審後蔣依然發回覆議，批示「凡已入匪黨而不事先自新者不得赦免，應處極刑為要」，再次更審軍法官維持原判決，蔣介石又說：「凡已入匪黨而不向政府自首、尤其在政府機關服務者，均應處極刑可也。」第3次更審還是維持原判，蔣介石又批示：「應照原批凡已入匪黨而不自首者應處極刑，毋赦為要。」蔣介石對此案執著得發回覆議4次，直到拿到判決死刑公文為止。

    1950年徐會之案遭蔣介石發回覆議、再審仍判5年，蔣介石也批「應槍決可也」，1954年陳寶華案初判10年、再審判15年，蔣介石又批「為何不死刑」，而在1950年康震叛亂案，更見蔣介石核覆「隨心所欲」的標準。

    康震為外省籍，與友人解雲清5月份一起逃難到台灣，兩人住在解雲清的友人杜思忠家，之後在馬公找到陸軍工作，沒想到工作不到4個月就被保密局逮捕、12月判決出爐。屋主杜思忠檢舉康震為「潛台匪諜」、說其參加叛亂組織還要吸收朋友「為匪工作」，但審判過程不僅找不到具體證據，軍法官也說康震雖過去在北平「為匪工作」但惡性不大、判15年，參謀總長周至柔、總統府參軍長劉士毅後續被說服，但最後蔣介石仍說：「康震判處死刑可也。」

    沈筱綺於文章指出，從康震案可見蔣介石判斷政治案件依據並不是事實證據、也不是司法官與下級軍事長官專業意見，如果事實證據與專業意見都不是影響蔣介石判決的因素，那是什麼因素，來斷人生死？光從檔案無法看見蔣介石的判決依據，但無論如何，他的決定也確實影響99位受裁判人的生命，就後續研究，沈筱綺說曾有學者建議或許也可以與蔣介石日記對照，來理解每個案件當下蔣介石的情緒、找出「為什麼」。

郭汝瑰的雙面人生

    欲理解蔣介石的心態，最好先了解之前黃埔軍校優秀學生郭汝瑰的

叛蔣投共過程。

    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國四川銅梁縣人，黃埔軍校五期，日本士官學校二十三期，陸軍大學第十期^[1]:547。中華民國國軍少將，實為中共特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兵團級（1985年確定）幹部離休。在國軍中歷任第十八軍第十四師參謀長、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軍務部軍務署長、國防部第五廳和第三廳廳長、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第七十二軍軍長、敍瀘警備司令、第二十二兵團司令等重要軍職，在抗戰時受到白崇禧、陳誠、何應欽、顧祝同4位軍事巨頭賞識^[1]:547。他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為中共提供情報，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得勝作出了最大貢獻。

早年生涯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於中國重慶銅梁縣伊家市達昌池，父親郭錫柱是當地的教員。郭家的小塊土地由佃農耕種^[2]。

1919年，郭汝瑰隨父親投靠在川軍中任職的堂兄郭汝棟。此後，郭汝瑰先後在成都高等師范小學及成都聯合中學就讀。1924年，成都聯合中學的學生因為嫌校長紀律過嚴而發動學潮，使校長張錚被楊森調離，郭汝瑰為積極參與學潮的學生代表之一。楊森任命的新校長揮霍教學經費，大飽私囊，學校的教學質量也大幅下降，學生們對當初帶頭鬧事的學生代表大為不滿，認為早知如此當初就不應該反對張錚，郭汝瑰感覺「內心不安，非常尷尬」，在畢業前離開了學校^[2]。

郭汝瑰於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7年4月，正在黃埔軍校就讀的郭汝瑰按照吳玉章的安排，提前畢業，回到重慶涪陵縣，來到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二路司令其堂兄郭汝棟的司令部任職，以阻止楊森率部出四川配合蔣介石進攻武漢。郭汝瑰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政治部科員、連長、營長等職，多次參與四川軍閥間的小規模戰爭。1928年5月，郭汝瑰在綦江任營長期間，由少校團附袁鏡銘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川軍郭汝棟部加入中共，後失掉組織聯繫^[1]:547。1930年，郭汝棟部被國民政府調往湖北，並被要求進行清黨，郭汝棟遂同意自己部隊中中共黨員離職，郭汝瑰也被安排去日本留學。郭汝瑰就此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於1931年4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3]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郭汝瑰退學。回國後，於1931年底進入蔣中正任校長的中國陸軍大學第十期和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習。1937年5月，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參謀長^[4]。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此後，郭汝瑰隨所在的第十四師先後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郭汝瑰在戰役中代理第十五集團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二旅旅長，隨後被陳誠提升為第五十四軍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第七十三軍暫編第五師師長。

1938年，郭汝瑰在武漢會戰前提出軍事報告，建議武漢會戰應該以運動戰和消耗戰在外圍利用有利地形層層阻擊，同時配合敵後襲擾逐步消耗和瓦解日軍。該報告被武漢會戰作戰計劃采納。

1941年，郭汝瑰後來參加了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3年，郭汝瑰任國防研究院研究委員，中央訓練團第一大隊隊附。1944年以副武官名義去英國考察。1945年回國。1945年3月，郭汝瑰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

抗戰後期與中共地下黨恢復聯絡^[1]:547。1945年4月，郭汝瑰通過黃埔軍校的同學任廉儒（任逖猷），與中共恢復聯繫。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兩次秘密會見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除了提供有關國民黨方面作戰指揮調度的最高級情報之外，還要求赴延安，並要求恢復中共黨籍。董必武對他說，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需要經過考驗才行，並動員他留在國民政府內，為中共提供情報。^[3][5]

國共內戰期間

在四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郭與中共地下聯絡員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提供大量軍事機密；如在軍務署副署長任內，提供國軍作戰序列及編制裝備人馬數目表（該件僅印13份），還提供蔣派軍隊接收張家口、北平、塘沽地區，阻止解放軍出關之計劃，以及裝備所派軍隊之計劃；在任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和軍調部張治中談判助手期間，提供國軍整編情況和三人小組會議政府方面之機密情報；在第三廳廳長任內，提供重點進攻山東之計劃及調歸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剿匪司令部序列；在擔任徐州剿匪司令部參謀長期間，提供國軍進攻大別山後徐州剿匪司令部所轄兵力配置、徐州剿匪司令部解圍兗州之計劃；回任第三廳廳長後，提供國軍解圍長春之方案、解圍雙堆集之計劃以及1948年11月底國軍之江防計劃、1948年12月初國軍京滬地區江防要圖等^[1]:548。

1946年2月，郭汝瑰任軍事三人小組中的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隨員。因受到國防部長白崇禧賞識，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汝瑰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抄轉任廉儒，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七十四師（由第七十四軍改編）作出了貢獻^[6]。

郭汝瑰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7][8]。

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剿匪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郭汝瑰一直欺騙蔣中正「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的戰略意圖，最後成功讓蔣中正判斷失誤，作出「集中兵力追殲」9的錯誤決策，放「劉鄧大軍」突出黃泛區直抵沙河。郭汝瑰在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剿匪司令部參謀長任上，還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設法調任張克俠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在徐蚌會戰中，張克俠等人在萬年閘率部起義，使徐州防線的東北大門洞開，中國人民解放軍得以佔領徐州^[5]。

郭汝瑰為了保護自己，曾經檢舉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劉斐有共諜嫌疑（實際上劉斐也是共諜，因政治需要等隱藏）^[9]。實際上郭汝瑰與劉斐關係極差，1948年豫東戰役期間，劉斐擅自改動作戰計劃，使區壽年兵團被殲，郭曾想藉此搞劉一下^[10]。

郭汝瑰除洩露軍情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矛盾，作出錯誤部署，擬訂對國軍不利的作戰命令，發佈了很多假情報^[11]。

1948年7月，郭汝瑰復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1948年9月22日，授少將軍銜。

1948年10月，國軍統帥決定「守江必守淮」，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與解放軍決戰。徐蚌會戰的具體作戰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的國軍，就被郭汝瑰報達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放棄堅守蚌埠，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6][12][13]。

會戰前後，國防部劉斐、郭汝瑰利用職務便利，影響與誤導蔣戰略決策；從會戰計劃之醞釀制訂，到杜聿明部被圍陳官莊，劉、郭幾乎參與所有重要決策；會戰之兩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體擬定，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於徐蚌鐵路兩翼之「攻勢防禦」案被前線指揮官、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指為「中外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出奇方案」；蔣採納方案，又事先為解放軍掌握，未及全面付諸實施，即因解放軍迅速進攻而落空^[1]:548。

徐蚌會戰開始前，邱清泉參加在徐州花園飯店召開的軍事會議，對郭汝瑰警告說：

徐蚌會戰後，郭汝瑰繼續得到蔣介石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1月11日，郭汝瑰向參謀總長顧祝同要求帶部隊，遂被任命為第七十二軍軍長兼敍瀘警備司令^[1]:549。10月初，二野攻入貴州直逼重慶時，蔣才明白解放軍主攻方向，急令郭將新編第三十四師推進到長江南岸，堅守隘路口、江門，阻止解放軍前進，並提升郭為第二十二兵團司令，指揮第二十一軍、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和3個獨立師在宜賓、瀘州、內江之間沿長江、沱江設防^[1]:550。郭暗中命令新編第三十四師敗往宜賓，解放軍於11月30日順利進佔重慶；12月3日，解放軍從瀘州下游之羅漢場打電話給郭，當日傍晚郭率部離開瀘州退往宜賓，12月9日上午郭發出通電，且以敍瀘警備司令之名義命令川南各縣縣長妥善保存檔案向解放軍交接^[1]:550。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共，徹底破壞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14]:308。

    國共內戰大勢底定，蔣介石敗退到臺灣後，獲報郭汝瑰在四川宜賓率部投共，罵了一句三字經“娘西匹”，說：“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臺灣有報紙寫道“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

蔣介石視為自己最優秀的黃埔軍校學生郭汝瑰，卻讓蔣痛心疾首，

從此不再相信任何共產黨員，也促成後續李友邦等共產黨員，被懷疑是假自新，終遭槍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