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96年7 月31日辯論庭聲明

壹、引言

　　謝謝庭上過去四個月來的細心審理。在這裡，我要再次向庭上陳明，我根本沒有犯罪，因為我既沒有犯罪意圖，也沒有犯罪行為。到現在為止，我仍對於自己坐在被告席上這件事感到不可思議，向來以清廉為核心價值的我，從沒想到，我會被檢方以涉嫌「貪污」的罪名起訴。
　　領取首長特別費的16年來，我一向認為用領據核銷那一部分的特別費，是國家給政府首長個人的實質補貼，領用核銷後已經不是公款，而是私款。如果我這樣的認知就算是貪污，那我豈非已經「不知不覺」並且「正大光明」地貪污了十六年？這些年來，沒有任何的出納、會計、主計、審計單位或人員告訴我（事實上也根本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這樣做是違法的，這樣做叫做「貪污」。然後，在今年的二月十三日，檢察官忽然以涉嫌「貪污」罪名將我起訴，於是過去四個月，我以被告身分坐在法庭上，等待著對我一生清譽的審判。
　　但實際上，不論從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的「客觀屬性」，或者我個人對於以領據核銷特別費屬性的「主觀認知」來看，我都必須向庭上陳明，我根本沒有犯罪，我既沒有犯罪的意圖，也沒有犯罪的行為。

貳、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客觀屬性

政府在民國41年建立特別費制度，其目的即在於補貼及減輕政府首長因身分所帶來的額外負擔。由於考量首長「無法」或「難以」取得支出原始憑證的情形，行政院在民國62年同意首長、副首長以領據來動支特別費。這一部分特別費在實際執行時，出納、會計、或主計人員自然從未要求首長、副首長具領後，須再列明後續經費的使用情形、記帳、或辦理剩餘繳回。
　　多年來，包括我在內超過數萬名領用過特別費的政府首長，主觀上普遍將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視為政府給首長的實質補貼，在以現金、支票領取或匯入首長的私人帳戶後，就是首長可以自由運用的私款。這一點，有多個不同的司法或法務機關都先後一致認為：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在核銷後不是公款，而是報酬或實質補貼。顯然，這個看法，足以支持行政慣例業已形成的觀點。
　　然而，檢察官仍以若干我過去不曾看過的公函，認定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為公款，並認為以有實際支出為必要。但實際上，檢察官出示的公函從未明確指出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係屬「公款」或以「實際支出」為必要，從多項政府（如行政院主計處、審計部、法務部）的公文，以及專業證人如主計處第一局局長、審計部第一廳科長、台北市主計處處長、科長、秘書處出納、秘書人員偵訊及審判時的證詞，均可知相關主管機關並未規定或要求首長在領用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後，應「列明後續經費之使用情形」、「記帳」、「結算」或辦理「賸餘繳回」等情事。顯然，這與「公款」的性質是完全不符的。同樣的，主管機關審計部今年6月25日的函示，也未要求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支領，須以「實際支出」為前提。
　　無論如何，即便是包括審計部、行政院主計處、法務部、司法院大法官等不同機關，對特別費的定性尚有不同意見，迄今也無足夠資料可以支持檢察官的法律見解。檢方認為須以「實際支出」作為支領以領據核銷特別費之前提，顯然與數十年來實際形成的行政慣例完全不符，此時如將特別費制度設計瑕疵及領用妥當與否所生爭議的風險，全盤要求領用的政府首長來承擔，是否合法、合理、合情？這樣的解釋怎能符合「法治國原則」？豈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參、我對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主觀認知

接著我要向庭上說明我對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主觀認知。在本案開始調查之前，我並不清楚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半數應全部用於因公饋贈或招待，更無檢察官所指施行詐術的行為。事實上，檢察官也從來沒有舉證證明我在過去知悉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應全部用於公務並須有實際支出。
　　對於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的領取，一向是由出納人員每月主動作業，定期通知我辦公室的秘書人員，依據出納及會計人員的指示來領用核銷，我從來沒有親自處理。歷來經辦相關業務並出庭作證的證人，包括出納人員劉靜蓉、吳麗洳、趙小菁、秘書人員方惠中、孫麗珠、孫振妮等人，均一致地在庭上證明上開情形。所有人員均係依往例辦理，並未「陷入」任何「錯誤」，我又如何每個月利用他人之錯誤，而有詐術的施行？
　　我希望庭上能夠了解，過去八年我擔任台北市長，管理一個262萬市民、七萬多員工的城市，工作極為繁忙，每天工作近17小時，我的注意力當然都是集中在處理重大市政工作上。特別費的處理，是很事務性、例行性、瑣碎性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親自參與，因此我都是交給市長室的秘書人員處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政府首長都是如此處理，我並不是例外。
　　而檢方提示的公函、北市秘書處預算書內有關特別費的說明、和北市主計處長針對市議員所發的新聞稿，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前，忙於市政的我，並沒有看過，當時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與內容。實際上，依分層負責的規定，這些文件都不必經我核示。我對這些公函、新聞稿、夾在數千頁預算書中關於特別費說明的了解，都是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後。這部分，從多位證人如陳裕璋、石素梅、林秀風、謝鎙環的證詞中亦可證實，檢察官迄今均未能證明，我當時確實知悉這些文件的內容。因此，當然不能認定我有詐欺的犯意。
　　公訴人另提出若干我在去年本案發生後接受媒體訪問的記錄、89年11月9日市政總質詢記錄，並曲解我在第一次應訊時筆錄的答覆，推測我已知特別費相關規定並已承認「特別費係屬公款」，這些部分在答辯書狀已有清楚的澄清與反證，在這裡不再重複。
　　綜上所述，我就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處理，連行政法都沒有違反，何來違反刑法、涉嫌貪污呢？
　　況且，就算認定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為公款，並須有因公支用的實際支出方能領取。我在台北市市長八年任內，公益捐款高達6,809萬元，遠遠超過起訴書所載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總額1,530萬元，並高達四倍有餘。公益捐贈是合乎特別費規定的用途，檢察官對此一有利被告事項，卻故意不予注意，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肆、結語

今年二月十三日，台北地檢署以涉嫌貪汙罪起訴我的時候，對一向以清廉正直自許的我來說，面對「莫須有」的指控，我完全無法接受，只有「痛心疾首」這四個字可以形容。但我要說的是，坐在法庭上，我要爭取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清白，更是為了爭取全國數萬政府首長的清白，以及為了所有堅信「清廉正直」價值觀的人民而奮鬥。
　　一位學者曾於五月初在報紙撰文指出，倘若比照偵辦我的嚴格標準，全國大約一千多位檢察官，每三人為一組，以半年時間調查一位政府首長，那麼得投入全國檢察官連續偵辦十年，才能偵結六千五百位首長的特別費案，這還沒有包括已退休但還在貪污罪追訴期間的首長在內，也沒計算進一旦進入審判程序，動輒延宕數年的訴訟時間與動員數以千計的法官、蒞庭的公訴檢察官等司法資源龐大而無謂的耗費！
　　這不是誇張揣測，試問除我之外，關於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部分，目前被告發的上百位政府首長，起訴了多少？答案是：一個也沒有！以民進黨四大天王為例，他們被告發了將近一年，到現在其中多數人甚至不曾被約談！我不願意從政治動機去揣測為什麼起訴我只需半年多，其他人卻花了近一年時間連約談都沒有的背後原因，倒寧願相信檢方所稱係因人力不足的說法。
　　我的特別費案已進入審判程序，傷害已然造成，對我來說，清白受到質疑，清廉竟被起訴，實在比失去生命更痛苦。但希望這樣的冤屈、痛苦可以到我為止。我衷心盼望庭上能從特別費的制度設計、歷史沿革、行政慣例，以及使用者、承辦人主觀的認知等各個層面，詳查明斷，還我清白！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