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詩，主要是因為寫詩使我快活。我本來可以用寫詩的時間及精力去做別的。比如做生意賺錢啦，做官攬威權啦，搞活動出鋒頭啦，上舞廳跳舞啦，一動不動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啦，甚至整天躺在床上睡懶覺啦…但這些活動（或不活動）都無法像寫詩般給我那麼大的樂趣與滿足。權衡之下，我當然選擇寫詩。寫詩的另一個收獲是藉它我得以與人溝通。它讓我有機會去了解並影響別人及社會。

我相信，即使在E時代，人們還是不可能沒有詩的。只是由于社會的多元化，詩不會像以往那樣有眾多的讀者。就像古典音樂及其它藝術一樣，對象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寫詩，或成為我們不繼續寫詩的理由。

有詩的日子，充實而美滿，陽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覺得這一天沒白活。

(2)詩讀者哪兒去了？

我曾問一位美國詩友，從前美國報紙也像中文報紙一樣刊載過詩作，為什麼現在統統不見了蹤影？她說罪魁禍首是一些冒失的自認為新潮的年輕主編們，他們大量刊載一般人看不懂的實驗性的前衛詩，大大地敗壞了讀者們的胃口，終于導致詩被逐出報紙，同社會上的廣大群眾斷了緣。

一位中國前衛詩人說﹕「懂不懂的問題不在于詩人的寫作，而在于讀者還沒有找到一種解讀的方法，閱讀語言還沒有建立起來。」這當然沒錯。但他也許沒理會到，一般人不喜歡偏離現狀過大的變化，這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一件藝術品含有太強烈的刺激性，同刺激性不足一樣，都會引起觀眾的反感與排斥。那些千篇一律、沒有絲毫詩味的口號式的所謂新詩，當然早該被摒棄淘汰，但詩人們一窩蜂趕著去寫那些高度試驗性、沒有多少人能看懂的詩，恐怕也不是什麼好現象。被大大敗壞了胃口的讀者們，一看到新詩便避之唯恐不及，哪裡還會去找什麼解讀的方法呢？

1980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米瓦茲(Czeslaw Milosz)前年編選了一本國際詩選，開宗明義地聲明，為了符合他短小清晰易懂的標準，許多他喜歡及讚賞的詩（如艾略特的『荒原』）都沒被收進他這本詩選裡。這當然是大大地違背了詩是屬于不可理解的朦朧境域的流行說法，也只有像他這樣地位及聲望的人，才敢于冒這個險吧？他對一位法國詩人寫的一首叫『學校與自然』詩中的詩句「而路彎彎曲曲／一隻鳥讓它的黑血滴／掉落下來」，便做了這樣坦率的評語﹕「坦白說，我並不喜歡現代主義者使用的那種突如其來的聯想技巧，像這首詩的結尾，血滴掉落在路上。為了瞭解它，我們必須假定附近有獵人，他們射中了一隻鳥，而那隻受傷的鳥剛好飛過這路上。」

(3)這時代還需要詩？

我毫不懷疑文學藝術在現代生活中所能扮演的有用角色。在人際關係日趨冷漠的物化世界裡，文學藝術有如清風甘露，滋潤並激盪人們的心靈，引發生活的情趣，調劑並豐富人們的生活。作為文學精華的詩，更是如此。

通常一首好詩能為我們喚回生命中快樂的時光，或一個記憶中的美景。它告訴我們，這世界仍充滿了有趣及令人興奮的東西。它使我們覺得能活著真好。

最後我要引用英國作家福特(Ford Maddox Ford)的話﹕「偉大詩歌是它無需注釋且毫不費勁地用意象攪動你的感情；你因而成為一個較好的人；你軟化了，心腸更加柔和，對同類的困苦及需要也更慷慨同情。」

*轉載自非馬散文隨筆集《不為死貓寫悼歌》，秀威資訊，台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