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殺戮的兩個高峰之一，是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期。在北京，暴力的大規模展開是在8月初。中學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上的中學，時間是8月5日。紅衛兵打死的第二個人，在卡瑪所上的學校101中學，時間是8月17日。還有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打。清華大學附中高一學生楊愛倫就是因此而在8月6號臥軌自殺，傷殘未死。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接見最早的紅衛兵，稱他們是「小太陽」。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對宋彬彬說了「要武」，林彪和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的講話支持紅衛兵。這樣的集會以後還有七次。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還拍成了記錄影片在全國放映。這天的大會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規模升級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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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書中有一個曲線圖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不斷上升，從每天幾十個上升到幾百個。在8月18日之後的兩個星期裡，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後自殺。當時火葬場屍體堆積，來不及焚燒。此外，還有十萬北京居民被驅逐出城。他們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達驅逐地不久就餓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林彪、周恩來再次講話熱烈稱讚紅衛兵。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兩次接見、林彪周恩來兩次在城樓上講話期間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傳播到全國各地。書中有一批同一時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難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專業行刑隊殺人，斯大林用槍殺和勞改營害死人，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中學生紅衛兵用棍棒拳頭來殺戮大批教師和居民，一樣殘酷，而且更野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醜惡最殘酷的暴行之一。
　　1966年8月的紅衛兵暴行，在殺害一大批受難者的同時，還造成了一大批施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輕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動，而且毒化了他們的道德觀念。你可能也注意到了，38年過去了，對於這樣嚴重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事件，極少聽到參與者道歉或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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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伐林：卡瑪的影片中採訪了各種類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當年的紅衛兵。你的調查是否也涉及他們在「文革」中的作為？對他們在影片中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話——當然，這肯定不是他們的全部看法，由於影片長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脈絡，編者有所取捨——你有什麼看法？
　　王友琴：我剛才說了，我的調查和記述的中心是受難者。既然你對卡瑪電影裡面的前紅衛兵人物有興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書裡有八個受難者，是被卡瑪電影裡這幾個人所在的五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的。這八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經在網站上四年了。
　　看過卡瑪電影的人說，出現在卡瑪電影中的前紅衛兵，沒有一個在電影中為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示道歉，沒有說一聲「對不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接受卡瑪採訪的前紅衛兵沒有人表示過歉意或者說過「對不起」；一種是他們說了，卡瑪沒有放入片子。這一點你需要問卡瑪本人。不過整個電影沒有紅衛兵道歉，也沒有提到這些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一批人，這顯然是卡瑪的選擇和安排。她可以認為紅衛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這些人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打死的人，是違反了紀錄片的真實和平衡的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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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他說，從來沒有紅衛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過道歉。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個使人痛心的事實。
　　王晶堯先生是一個誠實、認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關於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兩份1966年的筆錄資料，很能證明宋彬彬是如何「參與」並起著領導作用的。他看了卡瑪的電影以後，向我提起那兩份筆錄資料。他感到驚訝和氣憤：為什麼宋彬彬不但從未對1966年的行為表示道歉，而只是為自己粉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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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伐林：你在書中說到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在卞仲耘的中學讀過書，江青還為女兒的事情召見過學校領導人。你認為江青對卞仲耘的死是否應該負責？有沒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證據？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這場暴力迫害並不只是針對她個人，也並非只針對一個中學。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校長都被「鬥爭」——據我的調查，至今沒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計劃中的重要的一項，他自己說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過他直接支持紅衛兵來執行的。然而也正因為毛澤東在這一項事件上的罪責如此明顯，大批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殺害和折磨，在「文革」後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審判時不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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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這些人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打人和殺人事件。卞仲耘被殺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正在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當即把此事當面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https://city.udn.com/3011/4925082?raid=4926128#rep4926128
繼續節錄高伐林《專訪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參與打死校長》 
發表地點：政治社會》政治時事》天下縱橫談
發表時間：2013/02/16 23:55

劉進和宋彬彬這些高中生剛剛犯了大錯，然後立刻在運動中靠邊站，自覺前途迷茫。卞副校長被學生打死了，這些人為什麼會認為應該趕快去北京飯店向北京市委彙報？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為什麼會接見她們，還對她們說了那些通常對自己人才會說的話？

「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然後呢？

然後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佈卞副校長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

這個劉進可真行啊！

至於這個吳德是個什麼情況呢？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被太祖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全文。三天之後，6月4日，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吳德是太祖撲克牌裡的一張牌。太祖用吳德來掌握北京市，取代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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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5%BE%B7
(節略)

吳德（1913年－1995年11月29日），河北豐潤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認為北京市市委不配合其發動文革，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將北京市和北京軍區的主要領導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6月4日，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7月23日，毛澤東批評北京市委壓制學生運動，要求北京市立即撤回派駐各高校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據中央指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宣布北京各大高校停課鬧革命。此後，北京市委各主要領導均被各造反派組織輪流揪鬥，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吳德與李雪峰失去聯繫，開始單獨向中央彙報北京市委工作。之後，吳德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1年林彪發動政變未遂，在出逃途中墜機死於蒙古國溫都爾汗，處理林彪事件時，吳德處事鎮靜，毛澤東說：「吳德有德。」在事發後，毛澤東稱讚吳德「一鳴驚人」。

在1973年召開的十大上，吳德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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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rjia.com/2012/03/21/2322.shtml
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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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
jrjia | 2012/03/21

(前略)

工作組在校期間，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已游離於校外，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紅旗」。工作組撤離後，「紅旗」的骨幹學生回到學校。據初三和高三幾位同學回憶，原來「紅旗」的骨幹學生於7月31日在食堂佈告欄貼出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的大字報。黨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組是正確的，她們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學代會的成員都跟著工作組犯了錯誤，成了「保守派」。對於下一步運動應該怎樣搞，學校的形勢會怎樣發展，自己應該怎麼辦，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發生了因本校學生的暴力行為導致卞校長死亡的嚴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鬥校領導，事後瞭解是高一部分學生發起的。那天下午，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聚在東二樓原工作組的辦公室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幾個初中學生跑來告訴我們有人在大操場打人了。劉進、我和幾個原來學代會、核心小組的同學趕快跑到操場，看到卞校長等五個校領導被學生押著遊街，他們有的拿著簸箕，有的頭上扣著紙簍，臉上身上都很髒。我們勸她們不要打人，她說，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神氣了，今天讓他們遊遊街有什麼不對？！我們說，不是不讓鬥「黑幫」，但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黨的政策。她們說話了，我們讓圍觀的同學散開後，就回東二樓了。後來，低年級同學又來告訴我們說後操場上打人了，劉進和我趕去，看見後操場聚了不少同學，校領導被人逼著挑土，筐裝得很滿，挑不動就要挨罵挨打。劉進和我勸告那些監管校領導的學生，說勞動就是勞動，一定不要打人，筐那麼大，他們的確抬不動。看她們沒有表示異議，我們就離開了。

8月5日傍晚，又聽說卞校長躺在後操場，人快不行了。劉進、我和一些同學趕快跑到後操場，當時李松文老師也在場。劉進讓工友打開了後門，大家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郵電醫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說是「黑幫」分子不能救，於是我們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吵。劉進說必須搶救。據一位同學回憶，我當時說共產黨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俘虜還要優待呢。據李松文老師近年回憶，醫院要求出示學校證明，但當時不可能開具這樣的證明，李老師問是否可以簽名作證？醫院同意了，並說必須有老師的簽名才行。於是李老師帶頭簽名，並徵得幾位在場高年級學生(包括我和劉進)的同意，寫下了6個學生的名字。李老師把簽字的紙條交給大夫後，醫院才開始搶救。一個多小時後，卞校長搶救無效死亡。

近年來我聽到一個說法，說我在事發後對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說，我從遠處看到了卞校長躺在宿舍樓前。我不記得與王先生交談過有關卞校長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學、老師詢問，她們對此也沒有印象。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說，我確實不記得有這次會面，也不記得在文革中與王先生有過其他個人接觸。

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和看到這種場面，我很害怕，也很緊張，卞校長問題還沒有定性就被打死了，這可怎麼辦啊。劉進說應該趕快向市委彙報，於是我們和一些還在醫院的同學連夜走到北京飯店去找市委領導，市委第二書記吳德接見了我們。吳德聽了彙報後半天都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的。劉進和我都記得他說的大意是：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也難免要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了就死了……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

走回學校後，大家心裡很亂，幾個人坐了一夜。我們剛跟著工作組犯了這麼大的錯誤，還不知道怎樣才能繼續參加運動，學校就出了這麼大的事情。現在雖然上級講話了，但「這麼大的運動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該怎麼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該怎麼理解？我們又該怎麼辦？但無論怎樣，應該盡快將卞校長死亡的消息和吳德講話傳達給全校師生。劉進是原學代會主席，她說就由她來說吧。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向全校宣佈卞仲耘死亡的消息，傳達了吳德的講話，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還說以後不許打人了。

在那些天裡，我們在一起議論最多的是再這樣亂下去不行了。8月8日，劉進、我和一些同學一起商量怎麼辦，有同學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想以籌委會這種有組織的形式繼續革命，參與運動。於是，按工作組在校時學生代表會的思路，由劉進擔任籌委會主任，我和其他幾個同學擔任了副主任。

(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