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況分析診斷國家考試」演講中，我曾提到念閒書及連結點的重要性：「筆者另一個建議是：念點閒書（特別是與考試內容相關的書籍[1]）。好處是：沒有壓力，又能增加自己對某些科目或理論的整體概念、新的體會或新的想法，或不同科目間的連結關係。總之，根據研究，這樣做也會激發大腦中不同部分神經元突觸的連結，增進對該部分內容的記憶。」再者，針對「如何練習考古題才能抄出優質的答案」，提到「在閱讀所有連結資料的過程中，要在腦中形成資料的邏輯順序排列（猶如排成一個光譜），然後依題目來決定抄的內容是要大題小作或小題大作。抄的過程中，能用自己的話寫的部分，就用自己的話寫。所謂用自己的話寫是包含融會貫通的部分（特別重要），課本的某部分可以用自己的話寫，屬於第一階段。可以把該部分加上其他部分，然後融合再一起，用自己的話寫，才真正達到所謂的融會貫通（也就是內化），屬於第二階段。」本文是將上述說法以《新政府運動》一書為例所做的一個新嘗試，希望對考生有所幫助。

　　第一次閱讀本書是在2002年，當時正準備高考，除了閱讀志光的教材、大學教授的專書之外，額外再看一些閒書是讓我減輕考試壓力的方法之一，因為沒有壓力的閱讀不僅輕鬆愉快，更能充實自己準備國考的背景知識，真是一舉兩得。當時看完之後的感想是，原來企業型政府是這麼回事。十年後重讀本書，許多想法與連結一一浮現，特別是對於新公共管理、公共選擇的不同體會，讓我將以前讀過的背景知識再次深刻地串聯起來，無疑是再次閱讀的最大收穫，希望以下的讀後心得也能帶給大家新的體會與收穫。

　　工業革命後，帶給原本寧靜的社會許多新的機會，但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當時官僚體制式的政府以層級節制、專業分工等方式，解決當時人們的一些基本問題，不僅傳達了官僚體制是一種理性（非人情化、對事不對人）、有效率的組織型態[2]，也提供大家一個安心、穩定及某種程度公正平等的社會環境。然而，197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部門功能不彰，統治正當性遽降；新古典經濟學崛起，理論指引改革行動；企業部門變革成功，刺激公部門跟進；技術環境急速變遷，衝擊政府之運作方式」[3]等因素，我們看到政府成為一個行事緩慢、缺乏效率、事不關己的官僚組織，它推動的政策不僅無法解決原本所要解決的問題，又衍生出其他的問題[4]；它只注意到事情有沒有依照規定辦理，不問是否解決問題[5]；它也只關心如何控制投入的過程，而不重視產出──最後的結果。因此，我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現象，「當學校、福利機構和警察局愈失敗，學生不及格的人數愈多、領救濟金的人數愈爆炸、犯罪率愈高，它們所得到的經費反而愈多」（引自第170頁）。至於做好危機管理的機關或產出績效優異的單位，人員或預算經費反被刪減。因此，我們需要再一次的「重建」政府──作者稱為企業型政府[6]，一個具有「精簡、分工、創新，而且它富於彈性、善於應變。它完成仰賴競爭、顧客抉擇，以及各式非官僚制度」（引自第4頁）等特性的政府，此種形式的政府並不是要把政府變得跟經營企業一樣，而是要讓政府變得具有企業精神，讓公務員變得具有創新精神、革新理念的官僚。

　　學者E. Lewis在《公共的企業精神：官僚政治權力論》（Public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一書歸納出企業型官僚有以下的行為特徵[7]：

1.建立符合公共利益的志業。

2.專精某些社會關注的領域。

3.善用組織力量。

4.營造社會的信賴。

5.設法擴展專屬的公共政策範圍。

　　本書（新政府運動）著重在政府應該如何運作（而非政府應該做些什麼），因此提出企業型政府的十大原則：

一、導航式的政府（政府不必大有為）：

　　薩維斯曾說：「『政府』一詞源於希臘，乃『引導』之意。政府的職能在於引導領航，而非親自操槳。」（引自第36頁）所以，類似企業將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的概念，企業型政府應該將政府職能區分為導航與操槳，亦即將決策管理與執行服務分開，政府專注於政策制定、建立制度及規則的公平運作，服務則讓最有效率的執行者（提供服務者）發揮每一塊錢的最大效用。例如1979年英國柴契爾夫人主政之後，積極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及公共服務民營化，大力減少政府在服務面向的操槳。再者，更於1988年發表「強化政府管理：續階計畫」，將政府功能分為「決策」與「執行」，前者為政府的核心功能，負責決策，向議會負責；後者專注於執行服務的功能，且兩者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各自一定的自由與自主權。

　　作者認為，服務可以委外，交由民間去執行，但「治理」工作不行。因此，企業型政府只是卸下「服務」，而非「責任」，所以仍要監督提供服務者，並評估其績效。政府只有在提供服務者無法處理某些問題時（服務失靈），才會挺身介入。所以，民營化並非「惟一」解答。因為政府或企業都不是萬能，在某些方面，政府做得比企業好；然而，另一些方面，企業做得比政府好。如同公共選擇理論認為[8]：

（一）市場的不完美並不必然表示：政府應當干預。

（二）政府某些功能不彰也不必然表示：市場會做得更好。

（三）要把政府與市場放在相同的基礎上做比較之後，再做出選擇。

例如某項政策由公部門來做是沒有效率的，但是交給市場來做也是一樣沒有效率，此時，我們要進一步比較：是公部門比市場更沒效率，還是市場比公部門還沒有效率？最後，從沒有效率的兩者中，交給比較有效率的那一方去做。

二、社區性的政府（社區理想國）：

　　由於工業化、都市化帶來許多的問題，政府的介入讓社區的管理成為專家的領域，導致了政府的供給不符社區居民真正的需求。企業型政府倡導把服務和所有權重新回歸社區，因為社區居民最了解自己的問題，讓他們自主管理，不僅更有效率（問題愈快解決，自己的生活愈幸福），也能真正的解決問題。例如芝加哥的某個社區，原本有意與當地醫院合作，改善社區醫療環境，但分析人們上醫院的原因之後，發現原因只有幾個：車禍、暴力傷害、意外、酒精中毒、被狗咬傷等，因此，經過「問題認定」之後，他們的政策不在是更多或更好的醫療服務，而是如何減少車禍、暴力、意外、酒精中毒、被狗咬傷等傷害。

　　然而，當政府把公共事務的決定權給予社區之後，並非從此完全無責任。政府仍有監督的責任、協助的責任，更有維護參與式民主價值的責任。例如Lee Brown擔任德州休士頓市警察局長時，推廣「社區警察」的觀念，警察不僅主動巡邏社區，維護治安，更與商家合作設置迷你警察局[9]，積極與社區建立良好關係。此做法被學者威爾森等人稱為「社區導向的警政」，這個概念後來形成「破窗理論」，朱利安尼擔任紐約市長時，即將「破窗理論」應用於治安上[10]。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看，事前的預防重於事後的處理；從政府付出的成本來看，事前花小錢的防治工作比事後花大錢的處理工作，不僅更有效率，也有效能，真正解決治安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