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臺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傑研究員在《中國評論》六月號發表專文《馬英九執政狀態評析》。作者認為：“二年來臺灣始終在藍綠、‘統獨’、左右之間無謂的耗損、擺蕩，理性、溫和的中間選民、中道力量難以成長。馬英九無力改變臺灣內部藍綠對峙、朝野互嗆的非理性結構。”並指出：“臺灣正處於歷史變動期，作為臺灣的領航者，馬英九應放大格局，提升高度，超越自己。深化臺灣核心價值論述，擁抱泛藍，爭取中間，拉攏淺綠，化解深綠，兼顧理想與現實。”文章內容如下：

任期過半，馬英九光環不再，執政表現跌宕起伏、評價兩極，臺灣政壇到處傳播著“胡誌強現象”、“蘇貞昌現象”、“蔡英文現象”。馬英九的執政之路曲折坎坷難免。馬必須未雨綢繆，尋找新的執政密碼，厘定新的執政方程式，方能喚回人民信賴，再攀政治巔峰。

執政模式

馬英九具有眾多政治人格上的特質、亮點，為政清廉、講究誠信，人稱“不沾鍋”，厭惡派系交易，擅於明星“藍海”策略、直接訴諸選民，與國民黨老派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在臺灣政治染缸中決不隨波逐流。其執政模式與過去相比亦有獨到之處，總結而言，二年來馬英九的執政模式具有四項特征：

首先，塑造清新政治風格，呈現不同於前朝的決策情景。馬英九最初傾向扮演“全民總統”角色，任用一批親綠官員、李登輝人馬，平衡藍綠利益糾葛。在遭遇泛藍強烈反彈及執政受挫後，馬被迫追尋泛藍“共主”角色，甚至說出“英九”就是“服膺九州”的意涵。馬堅持專業、溫和理政。劉兆玄組成“博士內閣”、蘇起負責“教授國安會”，專業至上。蘇起主導的“國安會”定位於“正派經營、專業至上”，與“扁記政權”類似“太上行政院”的“國安會”相區隔。馬英九尊重體制、奉行規範，強調“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堅持程式正義，采體制內決策模式，不像陳水扁那樣大搞特搞體制外的歪門邪道。此外，馬英九也透過民間管道獲取諮詢與建議。

其次，兼顧體制機制與政治現實需要，不斷變幻領導角色，因應變局。馬英九最初主張“府院分際”退居幕後，人稱“二線宅男”，後又順應民意跳上一線指揮。馬多循體制透過“國安會”處理大政方針，並設立臨時專業機構加以補強。馬最初在“總統府”委托蕭萬長負責“財經諮詢小組”因應金融危機，後由其本人親自主持“財經月報”，全力拼經濟。“雙英辯”時馬表明親自掛帥“FTA小組”，直接推動，承擔成敗。

再次，建立多元溝通運作平臺，強勢主導決策。執政伊始，馬英九便設立“府院黨”五人小組進行“國政會議”，由正、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及國民黨主席共同參與，但功能不彰。兼任國民黨主席之前，馬一度堅持“黨政分際”，反對“以黨領政”；後認可“以黨強政”，加強與黨中央、國民黨“立院黨團”溝通。每周二出席“中山會報”，指定五名行政官員為中常委。兼任黨主席後，力圖將黨轉型為選舉機器，中常會功能有所削弱。如今，最具決策功能的是周一馬英九與“行政院長”吳敦義的會面、馬英九與黨秘書長金溥聰的“黨政合體”。

第四，不斷擴張權力版圖，強化政治影響力。在“溫良恭儉讓”的包裝下，馬有其“一統江山”的強烈企圖。上任以來，馬與連戰、宋楚瑜、王金平、吳伯雄等人關系“相敬如冰”，馬深感芒刺在背，逐步收回權力版圖。先由吳伯雄出任國民黨主席架空連戰，後又逼迫吳“裸退”，馬置先前承諾於不顧兼任黨主席，掌握黨機器，布局2012年“大選”，掌握兩岸主導權。針對王金平在“立法院”內呼風喚雨，馬采恩威並濟策略予以牽制，壓縮王空間。但王至少具有五十萬票的影響力，王陣營深信未來馬、王仍具合作空間。

馬英九執政思維具有四個特點：一是選舉導向。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就曾批評馬“一勝選就擺出競選架勢：吃定泛藍，討好深綠，拉攏淺綠，爭取中間，通吃。”二是制度導向。馬英九以“法律人”自居，一切尊重體制、規範，循規蹈矩，但在臺灣特殊的“雙首長”體制窠臼及藍綠政治口水中，處處碰壁、事事得咎。三是精英導向。馬喜好重用學者教授與技術官僚，但馬團隊的政治敏感度、判斷力與執行力有所欠缺，醞成一波波執政危機。四是權力導向。權力磁場促使馬及其身邊人士盡力排除異己、相互取暖，在欠缺圓融人際藝術的情況下，馬得不到藍軍奧援，常陷孤軍奮戰，獨木難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