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26日發表社論，通過對“臺灣社會集體焦慮症”的分析從而指出：真正讓人擔心的，不是當局做得夠不夠好，不是臺灣有沒有得到國際的肯定，而是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保持愉快與自信的能力吧？ 

　　社論摘錄如下：

　　最近臺灣經濟接連傳出好消息，包括：首季經濟成長超過13%，創下31年來單季新高；今年民間投資成長將達37%，為35年來最高；今年出口成長率預估達24%，是23年來最高。同時，今年平均每人GDP可望達到1萬8千美元的歷史紀錄。

　　然而，這些好消息帶給人們的歡愉，卻維持不到一天，整個社會馬上又被更大的焦慮覆蓋。主要原因是，台股受歐洲債信及朝鮮半島危機牽累連日重挫，市場一片哀鳴，就連非投資人也不得不提心吊膽。尤有甚者，首季經濟成長的喜訊被認為是刻意配合馬英九就職兩周年釋放的利多操作；民間投資成長，被潑上“失業率仍然很高”的冷水；出口暢旺，被解讀成“過度依賴大陸”罪加一等。至於民眾所得的成長，則只是讓馬英九的“六三三”口號再被拿出來嘲弄一次罷了。

　　臺灣是一個危機感特別強的社會，民眾除了擔心自己的“夾縫處境”，嚴密關注朝野之間的風吹草動，也不忘密切追隨著世界的脈動起伏，務求與國際情勢的呼吸同步。由於對環境的敏感和對變動的焦慮，再加上虎視眈眈的反對黨和滔滔不休的名嘴，臺灣人民幾乎註定不可能有太多快樂時光。

　　有趣的是，當瑞士洛桑日前公佈全球競爭力評比時，臺灣雖前進了15名而名列第8，大家似乎仍不以為這有什麼值得開心；但同一天，韓國各大媒體註銷的標題卻是：“韓國競爭力有史以來首度超越日本”、“韓國取得歷來最佳名次”。事實上，韓國所謂的最佳成績，也不過是擠進第23名罷了。同屬亞洲儒家文化區，何以兩地的憂喜反應卻如此背道而馳？

　　臺灣社會的集體焦慮症，主要來源有三：其一，民主政治雖帶來言論和思想的解放，卻未使政治內涵和品質得到相對的提升，反而使社會共識變得難以凝聚，加深了人們的無力感與不確定感。其二，臺灣政治發展已進入瓶頸期，徒靠兩黨的輪替執政，仍無法走出朝野相互仇恨、南北彼此不滿的窒鬱，這甚至已對經濟、文化及其它領域造成侵擾和壓迫。其三，社會上能夠抵禦藍綠對峙惡臭侵擾的淨土越來越少，但目前民間社會似又激發不出新的能量，足以衝破這項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對立的評論越多，只是越發互相抵銷，也越是撩亂人心罷了。

　　臺灣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缺乏喜感的社會，在內憂與外患焦慮難解的情況下，人們抒發及享受愉悅的本能也越發受到了壓抑。當馬英九提出“黃金十年”0的說法，馬上遭到綠營反嗆為“黃金一坨”；更遑論ECFA簽署在即，在野黨還在鋪天蓋地的唱衰為“賣台”，利用早收清單的得失來挑撥不同產業的矛盾。如此，人民怎麼能不惶惑：這個社會到底要走向哪里？

　　事實上，民主制衡被在野黨上綱為“無限的批評”，也就罷了；問題在，相對於在野黨和名嘴群的“批評強迫症”，執政黨卻始終不改其“小飛俠症候群”的一派天真，不思對相關議題作出更符合社會期待的成熟因應。例如二○二兵工廠設置生技園區的問題，馬當局如果自問站穩了環評及都計的立場，要在舊兵工廠上發展兼顧生態和生物科技產業，並非不可能的事；何致因一名作家的請願，一項大計畫馬上陷入緊急叫停的茫然無措狀態？相對於外界的批評氾濫，當局的對應消極和畏怯，也是加深社會焦慮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