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中評社報道，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凱鈞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發表專文《“保防工作法”與“綠色恐怖”》，作者認為：“蔡當局上台之後，對于法律的濫用到了一個極致。對內部，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其他反對者，在‘轉型正義’和‘國家安全’的大旗下，逐步利用法律以及行政手段進行各種壓迫。為了圖謀永久執政，他們最新祭出‘保防工作法’，試圖打消所有台灣島內試圖挑戰其地位，以及政治圈到社會各階層所有反‘台獨’、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力量。此一行徑，毫無疑問是在開時代倒車，不僅破壞台灣地區自‘解嚴’以來的各種民主改革，甚至有實行‘綠色恐怖’的法西斯化傾向。”文章內容如下：

　　國民黨失去“憲政法律”保障

　　自從民進黨主導的“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産處理條例”（下稱“不當黨産條例”）出台之後，筆者就一直指出，此一條例是一個徹底違反法律基本精神的惡法。而之後，“黨産會”果然對國民黨旗下的帳戶進行凍結，以及試圖對國民黨旗下兩個黨營企業“中投”、“欣裕台”給予“收歸國有”。導致約800名國民黨黨工薪水發不出，整個組織瀕臨瓦解的慘狀。而面對此一狀況，“黨産會主任委員”顧立雄毫不在乎，一切僅以打擊國民黨為己任。

　　國民黨對于黨産會試圖對其資産凍結和充公，也開始進行“法律戰”。提出如“停止執行”的假處分，希望能夠解凍帳戶資金。而台灣地區“高等行政法院”也對黨産會的凍結帳戶以及收歸“國有”處分，目前總共做出四次裁定，均認定黨産會的扣押有違法疑慮，並認為訴訟結束前，凍結帳戶和黨産充公等處分行為必須停止。但“黨産會”眼見其法律手段不為法院接受，竟做出重複的扣押處分。讓未來即使國民黨勝訴確定，卻無法對第二個處分生效，陷入重複循環的僵局。這明顯是濫用行政權，讓法院的存在被完全架空。此一玩弄法律的手法，利用法律瑕疵，讓當事人無法獲得真正的救濟。

　　事實上，1月23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于“黨産會”的兩項扣押處分，給予停止執行的理由書中，非常铿锵有力地譴責了民進黨“行政霸權”的真面目。文中提到：“政黨政治乃現代民主政治極其重要而不可或缺之機制。政黨自主與存續性保障，為憲法結社自由基本權保障之重要內涵。各個政黨必須享有不受‘國家’操縱、支配的自主性，以確保社會領域不會‘國家’化，甚至成為威權支配的工具。政黨存續運作須賴經費，倘攸關政黨存續運作必要事項之經費支用，樣樣均須于事前得機關之許可，始得為之，則已喪失政黨之自主性，受制于機關，徒存政黨之殼，而無政黨之魂，斯可謂‘名存實亡’。此非但侵害政黨之自主與存續性保障，亦嚴重危及‘民主憲政’賴以維系之政黨政治。”

　　此“裁定書”中徹底揭穿了“黨産會”，口中高喊“轉型正義”，實際上用盡各種不正義，無視“憲政”常規、破壞司法威信、以法亂法的手段，試圖將國民黨此一最大台灣反對黨進行“傀儡化”。然而黨産會對于法院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以法治理”以及“權力分立”原則徹底成了一個笑話。

　　台灣地區自從1987年解嚴後，就一直效仿西方的“政黨政治”和“五權分立”，並在華人世界中以此為傲。但現在以“民主進步”為號召的民進黨，其行事手段和“治國”邏輯，與民主毫不相幹，以“人權律師”標榜的民進黨政客們當權後，一個個以酷吏的形象上台，並對反對派進行淩遲與羞辱。顧立雄等人現在的形象，跟在德國魏瑪共和時期，為了在野的納粹黨不被當局打壓，以律師身分在法院進行超過2400場法律戰。但在納粹當權後，擔任波蘭總督，瘋狂迫害當地猶太人和波蘭人的“漢斯法朗克”，是多麽的相似。

　　推動“保防工作法”試圖建構新威權體制

　　如果說“不當黨産條例”僅僅為國、民兩黨之間以“司法”為外衣進行的政治鬥爭，那正在研擬並試圖推動的“保防工作法”，就更能探知出民進黨當局的真正企圖。

　　台灣“調查局”最近提出了“保防工作法草案”（下稱“草案”），目前已經交付“行政院”審查中，台灣許多人擔心兩蔣時代的“政治偵防”再現。但台灣“調查局長”蔡清祥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出來的訊息，這個“保防法”可能會比過去所謂的兩蔣威權時代，還要惡劣許多。

　　根據草案，台灣保防工作共分成：“軍中保防”、“機關保防”和“社會保防”等三大區塊，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各縣市設地區保防工作會報，由縣市長擔任召集人。草案提到，如發現可疑對象，經機關首長書面同意後，得查訪當事人並得向各機關、團體或個人調閱相關文件或資料，如已有危害機密之虞，保防人員得行使臨檢權，並得行使安全檢查，若有急迫情形，得行使查扣權，即時扣留物品。

　　而“調查局長”蔡清祥，接受媒體采訪時，更詳細地說了“保防工作法”的相關內容。他說：“現在對于可疑人等沒有辦法訪談查證，搜查時人家會稱沒有犯法而不接受約談，但保防專法通過後，在一定的構成要件下，就可以找來查證訪談、查看身分證，甚至查扣。”另外法律的適用範圍除了公務機關以及軍隊，還有“民間重要科技單位等社會領域”。也就是說，民間企業，假如與台灣當局有技術合作，或者如台積電等具備重要高科技技術等，都將會成為台當局“保密防諜”的範圍之內。

　　“保防工作法”讓行政機關徹底架空“台灣司法”

　　“調查局長”蔡清祥的訪談，關于未來的保防工作法內容，有一項理應為重要參與者的機關，完全沒有提到，那就是法院。相對的，負責執行的單位，全部都是“行政院”底下的部門。而且各地方承擔保防工作的，竟然是“縣市長”。上述負責執行保防工作部門的首腦，不是台灣最高領導人可以隨時更換的“政務官”，就是具有濃厚政黨背景的“地方首長”。須知，政務官和地方首長，不同于普通公務員，更不同于司法官。他們並不具備“行政中立”的義務，他們的職責是執行執政黨所頒布的各項政策。把保防工作的權力放在這些人身上，無疑是讓台灣最高領導人，擁有了一個如“錦衣衛”般全權聽命于自身的情報機構。而法院這個理應以保障人民基本權益為己任的機關，在這一系列對人民身體財産安全産生威脅的法律中，卻幾乎無立足之地。

　　過往台灣地區，能夠執行約談、臨檢等職權的，應該是具台灣“刑事訴訟法”229~231條所規範的“司法員警”。一般乃指員警、“憲兵”、以及部分調查局和海巡人員等。

　　然而根據“草案”，按照蔡清祥所講，保防人員是否會有“司法員警”身分，完全未提到。至于遴選人員方式，根據報道，目前提出的方案有兩種，其一是維持原來調查局建議的模式，將保防人員隸屬由調查局管轄，其二則是從各機關遴選保防人員再受訓。如果是前者，應無太大問題，但如果是後者，由機關自行遴選，就不免啓人疑窦。蔡當局上台至今，已經以各種名目進行政治酬庸，安插民進黨內人馬。除了“黨産會”成員個個坐擁高薪，連基層臨時工性質的“約聘人員”都有7萬台幣以上的月薪。還有修改“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本法”讓三級機關首長，由原本專門由正統公務員系統的“常務官任命制”變成了“政務常務雙軌制”，執政黨可以多任命25個政務官。這等于增加了25名不具專業素養，只懂得政治效忠的人士在台灣“政府”部門當中。有了上述“事迹”，保防人員的選拔，是否能保持政治以及行政上的中立，不得不讓人懷疑。

　　再者，關于“司法員警”的臨檢、扣留權，在法律上屬于“強制處分”。由于此一處分不需要法院和檢察署的傳票或搜索票即可進行，對人民權益傷害甚大。依照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第535號解釋，對于“臨檢權是否違憲”中所言，司法員警人員執行臨檢等勤務時，應“限于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其解釋文中的內容直接說明，臨檢必須遵守比例原則，而且被臨檢的對象必須有明顯犯罪或將要實施犯罪迹象，才可以為之。

　　依照目前流出的訊息，以及蔡清祥的陳述，往後對于有“泄密”、“間諜”嫌疑的人員，不再需要有“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之情事。只要行政首長許可，就可以隨時對任何一人進行臨檢、扣留。這種方式，無疑是違反了目前“大法官”對于臨檢權實質內涵的诠釋。假如一個受政治任命的首長，為了打擊與台當局領導人或本人政治傾向不符的軍公教（軍人、公務員、教師）以及民間人士，他就可以濫用這項權力，以“莫須有”的嫌疑，對其進行一連串侵犯人權的臨檢，使他身心受到重大打擊，並損害其社會上的名聲地位。這種以“保密防諜”、“安全”為大義的“柔性整肅”，方式雖不若過往台灣兩蔣時代監禁、處刑來得嚴重。但是所給予的精神創傷和名譽謀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保密防諜”範圍天羅地網 無限上綱

　　況且，台灣兩蔣時期，保密防諜的單位，大都設于軍隊、公務機關、公營企業與校園之中。除了這些單位的雇員，本就比一般人負有較高的政治忠貞義務，而且在過往行政法所主張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爭，由于他們領受財政薪水，故個人權利被大幅限縮。此本屬于舊時代的沈痾，應可以理解。至于民間單位，台當局就不會設立特別單位進行管控。

　　然而“草案”中，卻直接提及保防工作的範圍，還涵蓋了“民間重要科技單位等社會領域”。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個法案，已經超過了兩蔣時代的範疇，打算“情治下鄉”到民間企業中。這樣讓保防工作牽連的範圍，遠比威權時代都來得遠，而且有無限上綱的嫌疑存在。

　　首先，台灣“保防”工作，毫無疑問，頭號目標是中國大陸。現今許多包括台積電等大型企業，都已經在大陸投資設廠。數以百萬計的台商在大陸討生活，這些企業與人員，是今日台灣經濟的領頭羊。試問，包括“調查局”在內的台當局機關，要砸下多大的經費，部署多少人員，才能去達成所謂“保防”的目的？當台當局興衝衝草擬這種法案時，可有先詢問過人民的意見？

　　再來，時代已經改變，兩岸雖然沒有簽署包括正式停戰等和平協議，嚴格來說仍屬于內戰狀態。但兩岸經貿往來如此頻繁的現代，台當局卻要用情治工作的手段介入民間企業與社會各層面。這無疑是要扼殺台灣地區的貿易發展，對台灣現狀百害而無一利。

　　最後，當一個星羅棋布的情報網籠罩在台灣地區的上空時，能否抓多少“共諜”還不知，但數百萬與對岸關系密切的台灣老百姓，一定先受其害。龐大冗雜的情報機構，一定會成為預算的龐大負擔，重新轉嫁到人民身上。而台灣人所獲得的，卻不過是比白色恐怖更加綿密而深入的“綠色恐怖”。

　　台灣將不再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蔡清祥在面對“保防工作法”是否等于兩蔣時期“政治偵防”複活一事，輕描淡寫地說：“過去的政治偵防沒有明定依據，靠的是長官的行政命令，但保防專法是‘依法行事’。”然而，“依法行事”是否就等于保障人權，1933年德國授權法，可以徹底破除這種迷思。

　　1933年，納粹黨借由國會大樓縱火事件，認定是共産黨所為。並以此為理由，強迫德國國會通過名為“通過解決人民和國家痛苦之法”的憲法修正案。法案第三條，往後法律都由總統制定並公告即可通過，無須經過國會。後來索性直接廢除德國除納粹黨以外的所有政黨。並且法律的內容“無須符合憲法”，也就是所有威瑪憲法關于基本人權的項目都已經徒具空文。

　　納粹黨“修憲毀憲”、“以法亂法”，用正當的修憲程序行不義之事，然後用這類手段進行一系列打擊其他政黨、組織、乃至基層人民以及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由于統治者隨時掌握著法律的制定、修改、诠釋權，德國人民無時無刻不活在恐懼之中。

　　今日民進黨所作所為，其實跟當初納粹黨的手腕並無二致。雖然在外界的強力監視下，“修憲”很難進行，但是次一級的“造法”卻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利用法律，逐漸擴大社會各層的打擊面。吃定綠營反對派往往具有“保守建制”的特性，用盡各種體制內的手段將其監視、控制、甚至排除。以民主反民主，以法律滅法律。選前高喊“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選後卻把高牆蓋得無比紮實。因為完全執政的民進黨，使得各種限縮人民權益的法案都可以隨時出台。“立法院”仿佛僅僅是“行政院”的附屬機構，徹底失去了監督的能力。然後這些法案遍及社會與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讓所有制衡台獨的力量，減弱或消失。台灣人民，其實已經逐步失去了“免于恐懼的自由”。

　　結語

　　過往國民黨雖然曾經大搞過白色恐怖，但背後總有冷戰與美國麥卡錫主義因素在背後作祟。如美國于1973年推翻智利左派的民選總統阿連德，扶持軍人皮諾切特上台，即代表那是一個立場高于法治和人權的時代，不宜以民主化之後的現況恣意以今非古。但民進黨一直鼓吹“人權”，以民主和反威權為號召，卻在冷戰結束25年之後，開始利用法律與行政手段，開曆史的倒車，推翻自己以往鼓吹的各種價值。納粹德國的殷鑒不遠，需要關心台灣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以免兩岸大局陷于萬劫不複之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