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李文英日前在議會質詢時指出，「台北縣國小學童的英語課時數彈性，課程時數比北市多」，她擔心北市學童將輸給北縣。對此，台北市教育局長康宗虎則回應，每週2堂英語課「確實不夠」，應有時間複習，甚至進行抽測。康宗虎認為，北市與北縣是良性競爭，不過北縣的作法讓北市「已有警惕心」，他將就相關議題再研議，未來若確定加開英語課，可能會利用國小每週三下午的社團時間。

    除北市研擬以社團時間加開英語課外，據媒體報導，桃園縣也準備從民國一百年開始提前至小學一年級開始上英語課；高雄市則允許學校利用彈性課或其他課內時間加課，高年級可排三堂課，中年級兩堂課，低年級一堂。

    觀察各方反應，台北縣活化課程一案發展至今，似乎正朝我們最不樂見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原本應該適性發展的國民教育，在台北縣率先全面強制加課之後，已經成為各縣市間的軍備競賽，嚴重悖離國民教育基本宗旨。

    從台北縣政府恣意加課以來，整起事件一言以蔽之，首長民代迎合民粹、教育官員棄守專業、學生家長無端恐慌，不啻為最負面的教育決策模式。

    一、首長民代迎合民粹：表面上，前面提及的市議員質詢內容，看起來也是出於為北市學童好，擔心台北市學童因為台北縣的加課而被比下去，但實際上，卻具體反映台灣民選首長、民意代表迎合民粹的心態，殊不可取。諸如此類把教育議題當作政治秀的例子多不勝數，小者如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兒童節前夕公開宣示，兒童節期間不能出作業，收假一週內學校也不得進行測驗等；至於影響重大的民粹決策，則諸如前台北市長馬英九要求增加國小國語授課節數、以及這次台北縣無視各方意見執意增加國小英語課等。

    二、教育官員棄守專業：縣市長以及民意代表均為選舉出身，許多重要政策難以擺脫選舉考量，或許並不意外。讓人失望的是，從以往諸多縣市首長錯誤教育決策模式觀察，中央與地方教育官員大多時候不僅未能適時發揮教育專業，甚至反過頭來為首長的錯誤決策開脫，成為錯誤決策的幫兇。例如：當首長以提升學生國語文程度為由要求增加國語課時，教育官員就幫腔表示，台灣的本國語言學習節數落後於鄰近國家；當首長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由要求增加英語課時，官員們又緊接著附和說，台灣的競爭對手早已經從小一開始上英語課云云。於是乎，教育官員成為執行縣市首長錯誤教育政策的工具，迎合長官意志遠遠比捍衛教育專業來得重要。

    三、學生家長無端恐慌：即便依照九年一貫課程的低標，台灣的中小學學生每週上課時數尚且名列世界前茅，在縣市長競相加課下，學童壓力更是有增無減。當初部分人士宣稱延長學童在校時間，可以減少補習時間的說法，顯然也並非事實，學童並未因為留校時數延長就減少補習時間，甚至徒然製造家長恐慌，將不當壓力向下延伸。

    台北縣活化課程一案發展至今，確實已經成為負面的教育決策模式，解套的方法無他，回歸國教本質、遵守課綱規定、依循學習理論，還給孩子適性學習的空間。（20100505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