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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30 20:51:35瀏覽517｜回應0｜推薦0 | |
| 《台灣時報》及徐守凡的看法，
乍看之下似乎頗有新意， 但實際上，還是很沒營養的。 （徐雖有反諷之意，但在行文中卻也承認了台灣時報的這種邏輯） 關於「外省人」與「SSCI/TSSCI」兩個概念的掛勾， 主要是奠基於一個可能的歷史見解： 「臺灣早期的外省家庭多出身軍公教背景， 生活較穩定，經濟能力較強，因此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也約莫成正相關； 由此，現在中生代的學者們，其中多為外省家庭出身。」 但這種歷史見解本身卻未必就是正確的； 就算這種歷史見解不能算沒有道理， 也不能就因此斷定「外省人」與「學術評鑑標準」之間就存在有因果關係。 首先，前述該歷史見解， 並非經過嚴謹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 而是來自撰文者自己或一般社會認知上的偏見。 「究竟現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是否多出身於外省家庭背景？」 這點，還賴進一步的調查與統計才有可能確定。 其次，姑且容我們假設：前述該歷史見解果然正確無誤， 同時，也讓我們假設：「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確然有因果關係。 但這裡出現的所謂的「問題」， 也不一定就是所謂族群問題， 很有可能其實是階級問題！ 也就是說： 「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的因果關係， 並不是因為「外省人」的國家認同或統獨立場所致， 而是因為今天這些外省人當年多是軍公教家庭出身所致； 倘若當年軍公教多是本省人充任， 則今天就會出現： 「本省人」與「SSCI/TSSCI」確有因果關係 這類的歷史見解。 而《台灣時報》與徐守凡將「外省人」特別挑出來講， 卻不對這裡所謂「外省人」所意味的「當年的軍公教家庭」作細究，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或許，這種不負責任， 恰恰正反應出她們有意醜化、污名化外省人的心態。 第三， 讓我們假設：前述該歷史見解無誤， 也假設：「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確然有因果關係， 但也讓我們假設：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並無智力上的太大差異。 因此，即便以結果論是外省人比較會念書， 但那全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等背景所致。 可是，由於臺灣自日據以來便有重醫的情結， 因此本省人優秀的子弟，多有學醫者。 「醫學」作為一種學術科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其研究所需的各種設備及材料，都是相當昂貴的， 幾乎都是個人與一般家庭所負擔不起的， 唯有國家或大學等專屬研究機構才有可能維持這種研究室或實驗室。 或句話說，若單就「醫學」這個學科來看， 外省軍公教家庭就算家境再好， 也支撐不起多少子弟去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小結： 「醫學」是一個比較無關乎家庭背景的學科。 易言之： 對於「醫學」的研究者而言， 外省／軍公教等背景，並不致影響多少學者個人的學術成就。 與此正好相反： 要想作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 研究者往往得買各種書籍，甚至是善本經典， 買書得花自己的錢，或至少，得花自己的錢找放書的空間。 因此，或許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而言， 「家境是否穩定？」可能就是一個會影響其學術成就的重要變項。 結合以上兩點，也許我們也可以得出某種歷史見解： 外省人家境安穩，因此從事人文社會學科者多； 本省人家境清寒，因此從事理工醫學研究者多。 接著，讓我們回頭看看SSCI/TSSCI的發展過程。 今天所謂SSCI/TSSCI等標準， 這些都不是社會科學界自己因應研究需要而創的， 而是受到SCI的壓力與影響而不得不然。 這裡可見一個事實： 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裡， 理工醫科的勢力，是大過人文社會學科的。 如果我們再把前述關於學科與省籍之間的歷史見解， 與SSCI/TSSCI的發展過程相互參照的話， 我們簡直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理工醫學研究的勢力大過於人文社會學科的勢力； 外省人家境安穩，因此從事人文社會學科者多； 本省人家境清寒，因此從事理工醫學研究者多； 因此，整個TSSCI的發展史，根本就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壓迫史。 （當然，台大與榮總兩大系統壁壘分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承認前面第三點，全部都是我個人瞎掰的。 我再一次聲明：我無意把「省籍」與「學科」掛上勾。 把這兩者掛勾的，是《台灣時報》。 我之所以寫這些，純粹是想反諷： 同樣的掛勾邏輯，恰恰可以推出另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 足可見《台灣時報》的文章是多麼沒有營養！ SSCI/TSSCI的問題， 最主要的核心還是在於學科分際與學科之間的權力問題。 要把這個問題與「階級」或「貧富差距」掛上勾， 或許還有點研究空間； 但把這個問題與「省籍」拿來掛勾， 只不過是滿足了她們想罵罵外省人的欲望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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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雜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