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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租車搶案

【王德威】

王安憶寫四個人的路上冒險，由木瀆到常州、南京、徐州、濟南……，有著「浪蕩漢小說」的架構，但他們何嘗不是在串聯江南江北的地下經濟鎖鏈？他們站在「法」的另一邊，成了違逆現實的叛徒……

一九九○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在一片繁華悸動中，王安憶以小說為這座城市打造了一套譜系。一本《長恨歌》從舊社會寫到新時期，風靡大陸及海外讀者，之後的《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等，也多半以上海和周邊市鎮為背景，白描浮生百態，擬想城市和歷史的互動關係。

王安憶下筆繁複細膩，儼然繼承十九世紀以來寫實主義小說的正宗。她對人性素樸面的探勘，還有對都市生活社會學式的觀察，永遠興致盎然。她的風格，好之者認為翔實生動，惡之者認為夾纏瑣碎，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然而王安憶又不能為簡單的「文學反映人生」的寫實／現實主義公式所局限。她對小說在世界中所呈現的意義，每有形上學式的思考：小說無中生有，是建構社會想像、鋪陳倫理關係的重要方法。在一個告別革命，放逐諸神的時代裡，王安憶有意經營虛擬文字，重新安頓「事物的秩序」。或有識者認為她近期作品耽於物質原初細節，充滿社會主義式的鄉愁，但這畢竟是見樹不見林的說法。正如她九○年代初期小說《紀實與虛構》已經預告的，她是以上海為基礎，重寫「創市」──也是「創世」──神話。

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說

《遍地梟雄》是王安憶自《長恨歌》以來的重要突破，很可以顯現她現階段小說美學的變與不變。這本小說仍然以大上海為題材，時間的落點則是當代。習慣了《長恨歌》式情節的讀者，對《遍地梟雄》要有心理準備。這本小說不寫新舊上海的羅愁綺恨，甚至沒有女性主角。相對的，王安憶要寫的是男性──而且是黑道上的男性──之間的情義。以往王安憶善於將故事安排在街巷弄堂，上海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這一回，她把角色連根拔起，讓他們穿鄉走鎮，過起亡命生涯。《遍地梟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說。這一人與空間關係的轉換，和她的上海想像有什麼關係？

故事的主人翁韓燕來出身上海郊區的貧民窟。這塊城市與鄉鎮接壤的地方原來一無是處，但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居然也透露了生機，也讓生長其中的年輕人蠢蠢欲動了。韓初入社會，高不成低不就，但再怎麼甘於平淡，也禁不住環境的挑撥。企業、投資、生意、工廠……，年輕人哪能不志在四方。然而知易行難，韓燕來必須妥協。即便如此，他要為自己打開出路。做木匠還是做開車師傅？韓燕來的選擇可以料得到，而在這樣的選擇的背後，有著歷史算盤撥弄的回聲──和《長恨歌》裡的王琦瑤六十年前的選擇，是有相似性的。

小說由此進入正題。王安憶要寫的是一個上海小青年的啟蒙故事，她要觀察一個年輕人與社會打交道的古老主題，在新世紀裡會帶來什麼樣的教訓。韓燕來學會開車，加入千百出租車駕駛的行列，過起送往迎來的生涯。他的車子不只是謀生工具，也是欲望媒介。穿梭大街小巷，韓燕來彷彿有了自主的生活，也同時好像失去了什麼。車是租來的，必須與人輪班；乘客形形色色，由不得司機挑揀。深夜的「男鬼」「女鬼」在車上無所不為，尤其讓韓燕來難堪。他還是童男子，王安憶提醒我們，內裡還有那一點嬌貴的天真和自尊。就這樣，韓燕來一點一點融入上海這座大城市的軌道，直到那個生意鼎盛的聖誕夜晚上，直到那三個年輕男子上了他的車。

寫實小說到底是社會的批判，還是同謀？

王安憶寫韓燕來和他的車子之間的關係，平實流暢至極，但也隱隱透露寓言意義。《遍地梟雄》的這一部分，日後一定會不斷引起讀者和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經典《駱駝祥子》（一九三七）作對比。我們還記得來路不明的祥子到北京討生活，一心要掙一輛「自己的」洋車。他原本潔身自愛，一點一滴攢下血汗錢，好作為買車的資本。他三次幾乎達成心願，但又三次失去已經到手的洋車。與此同時，祥子逐漸墮落，他的身體和自尊終被淘洗一空。為了車，祥子付出一切，最後一無所獲。小說高潮，我們看到祥子已經淪落為無賴，在老北京的婚喪儀式中權充場面。甚至同情他的敘事者也一改初衷，指斥祥子是個「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老舍的《駱駝祥子》未必有左派意識，但他寫出抗戰前夕的古城裡，一個前資本主義「經濟動物」的悲喜劇。祥子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本錢，努力經營，盼望擁有一輛──以至更多輛──洋車。但他算計不精，被捲入一個莫可名狀的機器裡，血本無歸。這個機器可以是古老命運的輪盤，可以是自然主義的「遺傳」和「環境」的限制，也更可以是資本主義的無情運作。小說開始，當敘事者要將祥子作為人物抽樣來描寫，像「機器上某種釘子」那麼準確，一個人與機器，或人變成機器的寓言已經隱然形成。

而作為寫實小說家，老舍也必曾想過，他逼真的敘述到底是寫出了祥子和他社會的病根，還是撒下了一個文字的天羅地網，成為陷祥子於不義的那個社會的代言工具。寫實小說到底是社會的批判，還是同謀？

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還是陰魂不散

將近七十年後，王安憶的《遍地梟雄》仍然在思考《駱駝祥子》所提出的問題，但結論何其不同。由北京到上海，由人力車到小汽車，社會主義建設翻天覆地了五十年，何以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還是陰魂不散？韓燕來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它不只投射共和國又一代青年的希望與悵惘，還啟動了前世今生的詭異循環。比起祥子，韓燕來其實沒有吃過太大苦頭，也容易安於現狀；只要在上海繼續發展，他可以按部就班的開車，像「機器上某種釘子」。但在內心深處，他是否有一股模糊的衝動，一種不甘心如此的欲望？這樣的衝動和欲望不能只落實到一輛「自己」的洋車，或一輛汽車上。在人和物的關係之間，總還應該有些別的。

這就引向了《遍地梟雄》情節的大逆轉。聖誕夜往外灘的路上，三個男子上了韓燕來的車。他們很快露出真面目，押著年輕的司機開離了上海。這夥強徒以搶劫倒賣小汽車為生，專在蘇、浙、皖一帶活動，犯案穩準，行蹤飄忽。韓燕來開始的恐懼和怨憤不難想像，然而逐漸地，他發現這三個搶匪和他年紀相若，而且自有一套生存邏輯。他們相交越來越投契，步調越來越一致。等到搶匪準備放他回上海時，他居然不情願離開了。

韓燕來和三個搶匪的一段亡命生涯，是小說的精華。箇中曲折，暫且不表。我所有興趣的是，王安憶如何藉此凸顯當代都會經濟關係的急速變化，以及因此而生的法理與人情的歧義性。韓燕來由被害人轉為共犯，也許是犯罪學常見的服從機制。但對王安憶而言，這個年輕司機的出軌有不得不然的因素。當搶匪逼著他離開他生長於斯的上海、闖蕩他鄉時，韓燕來的視野陡然放寬。抽離生活周而復始的常態，韓燕來面對生命粗糲的本質，幾乎一夕開竅。一種莫名的誘惑由此而生。韓思前想後，和搶匪分而復合的大段描寫，輕易是小說最動人的章節。

價值旋轉 意義的生產秩序真偽難辨

王安憶塑造的三個搶匪沒名沒姓，分別稱為大王、二王、三王，很有點三星聚義的意思。但他們其實只是江湖上的混混，而且各有各的傷心過去。與他們相比，韓燕來單純得簡直像是天之驕子了。這是王安憶的用心所在。從三王那裡，韓燕來學得了人間的凶險世故；從韓那裡，三王見證了一個青春男子的潔淨本色，那是他們成長過程中早早就被剝奪了的。在最不可思議的情況下，外鄉人和（來自經濟結構底層的）上海人相互定義對方。而他們共同面對的，是由上海輻射出來的龐大金錢、物流網絡。

王安憶寫四個人的路上冒險，由木瀆到常州、南京、徐州、濟南……，有著「浪蕩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的架構，但他們何嘗不是在串聯江南江北的地下經濟鎖鏈？他們站在「法」的另一邊，成了違逆現實的叛徒。但什麼是法，什麼又是現實？他們不務正業，但也必須「有」勞而獲。他們無所顧忌，卻保持了盜亦有道的虛榮。他們各有野心，但再大的買賣也補償不了那漂泊的宿命。餐風宿露的日子並不好過，現在他們同車一命，相濡以沫，竟然有了生死與共的浪漫情懷。王安憶似乎暗示，現實是如此混沌的東西，這四個人和他們所背離的社會其實是個古怪的命運共同體。價值旋轉，意義的生產秩序真偽難辨，曾經吞噬駱駝祥子的那個神祕機器，還在運轉不休。

如果《遍地梟雄》僅止於此，我要說王安憶不過將老舍以降的作家對現實──以及現實主義敘事法則──的矛盾，做了複雜的推衍。但王安憶別有打算。《遍地梟雄》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韓燕來和三王的情誼，或人情世路的即景速寫，這些早就是王安憶拿手的；而是四個男子在路上彼此所訴說的故事，所鍛煉的修辭技術。武戲文唱，王安憶所為何來？

講了個有關「創造世界的方法」的寓言

大王是啟動這一敘事遊戲的關鍵。大王曾經當過兵、也成了家，在四個人裡見過最多世面。大王是個有心人，為了磨合彼此默契，得空就讓兄弟變著花樣玩撲克牌，玩成語接龍、故事新編，當然還有「盍各言爾志」。大王自己更是天地古今，頭頭是道。一個搶匪集團竟然容得下如此的文學趣味，毋寧可怪。王安憶顯然認為這些歹徒看著放蕩不羈，其實是沒有出路的；而閒磕牙似的語言遊戲是沒有出路中的出

路。

更重要的，從這些沒頭沒腦的故事裡，王安憶找出了歷史和當下現實間的線索。大王來自浙西鄉下，一向自命見多識廣，得理不饒人，哪怕都是歪理。他在百無聊賴中悟出，莽莽乾坤，唯有英雄才能造時勢。朱元璋起事之處，正是他原來謀生的地帶，有為者亦若是。往前看，成吉思汗不是一代天驕？往後看，毛主席不更是萬世霸主？天下山河，民生民心，古今多少風雲變幻，盡在談笑間。前面講的法，講的現實，不是不能改變的。大王口若懸河，想像豐富，簡直就是個小說家。我甚至要說大王的真身不是別人，就是王安憶。

（上）

【2005/06/18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