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涌

2010年8月13日，德國政府公佈，德國最近一個季度經濟增長為2.2%，如果換算成年增長，就接近了9%。 這是德國自1990年統一以來最好的經濟表現；也使德國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揚眉吐氣。 自這次世界經濟大衰退以來，德國政府一直拒絕跟從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受到來自美國和歐盟內部的重重壓力。 現在德國人終於可以說：我們的模式更優越。

當然，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數字，如同股票市場一樣跌宕不安，很難拿這麼一個暫時的數字判斷一國經濟的競爭力。 但是，“德國模式”的顯山露水並不在這一個季度。 在這一季度數據出來之前，美國的著名勞工律師托馬斯·蓋根（Thomas Geoghegan）已經出版了一本新書：《你是否出生在一個錯誤的大陸？ 》。 他認為美英所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已經被“德國模式”所代表的“萊茵蘭（Rheinland）資本主義”所擊敗。 這幾十年來西方媒體上到處在談論“舊歐洲”的衰落，近些年也高唱“中國崛起”。 特別是在美國，在1970年開始就一直在談論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 但事實上，這種“歐洲崩潰論”甚囂塵上了40年，歐洲卻越來越好，美國則在走下坡路。 這也是為什麼蓋根為美國人感嘆：我們生在一個錯誤的大陸！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數據。 2009年世界銀行所公佈的人均GDP，挪威為7萬9090美元，瑞士為6萬4708美元，丹麥為5萬5995美元，荷蘭為4萬7918美元，美國為4萬6436美元，法國為4萬2312美元，德國為4萬874美元。 如果退回40年，算算1969年的GDP，按當時的美元面值，美國高於所有歐洲國家，為4802美元，瑞士為3260美元，丹麥3068美元，挪威2878美元，法國2827美元，荷蘭2553美元。 比較一下就知道，歐陸這些福利國家，在美國人的“崩潰論”中紛紛赶超美國。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以這些數字論高低。 但是，面對這些數據再沒完沒了地講歐洲福利國家病入膏肓、難以持久等等，恐怕已經講不通了。

福利主義不一定造成高失業率

以美英那種“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的尺子來衡量，歐陸“福利國家”稅收太高、政府管制太嚴、勞動力市場太不靈活，造成了高失業率。 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德國，自然成了美國人攻擊的首要目標。 2000年，美國的失業率僅4%，德國則高達10.7%。 到2005年，美國失業率為5.1%，德國則高達11.7%。 德國模式崩潰之說自然越叫越響。 但是，到了2009年，美國的失業率為9.3%，德國則降到了8.2%。 最近的數據是2010年6月，美國失業率為9.5%，德國為7.3%。 高福利帶來高失業的理論，到這裡又說不通了。

不錯，美國的人均GDP雖然已經被許多歐洲福利國家赶超，但還是高出德國5000多美元。 不過，我們必須看看這GDP背後的名堂。 美國人均一年開車的距離為1萬3400多英里，開車的人均年度消費接近7000美元。 也就是創造了人均將近7000美元的GDP。 德國人則大部分使用公共交通，這方面的開支要小得多。 另外，德國人花在醫療上的錢僅為GDP的11%，也就是人均不足4500美元；美國則用去了GDP的17%，即人均將近7900美元，比德國人多花3400美元，但人均壽命則比德國人短一歲多。 還有，以每10萬人中的監獄人口計，美國高達756，德國僅95。 美國關押一個犯人的費用高達2萬2000多美元。 如果以這個費用換算，美國通過大量的監獄人口，人均又比德國多創出將近150美元的GDP。 如果把這些垃圾GDP去掉，美國人能像德國人那樣少製造些污染，少點通勤時間，少點監獄的犯人，少生點病，那麼美國的人均GDP恐怕要跌到德國的水平之下。

另外，我們還應該看看這些人均GDP是怎麼幹出來的。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佈的數據，2006年，美國人均年工作時間是1777小時，德國為1362小時，比美國人少工作400多小時！ 人均GDP已經高於美國的荷蘭，人均年工作時間則僅為1309小時。 這種差距，在此次大衰退中更是變本加厲。 《紐約時報》早就注意到經濟危機中美德兩國職工不同的命運：美國人紛紛被解僱，或失去固定的工作後乾兩三個臨時工作，收入減半；德國的職工則帶薪到海外度假！

“中國製造”打不過“德國製造”

當然，德國的人均GDP是低一些。 不過，這裡很大的一個原因是1990年東西德的合併。 社會主義的東德，在經濟上一窮二白，必須依靠來自西部發達地區的大量補貼，把德國拖得精疲力竭。美國人到德國調查逢人便問：“全球化對你們有什麼影響？”德國人總是說；“全球化對我們不構成挑戰，最大的問題是東德。”而這一回答，也揭示的德國奇蹟“奇”在哪裡。 在美國，製造業大量外包，藍領紛紛失業，理由是中國、印度的崛起，把大量廉價勞工帶入國際勞動力市場，美國的製造業勞動力成本太高，不外包就會滅亡。 但是，德國的勞動力成本比美國更高。 這主要歸功於其超高的福利和非常不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但是，德國人似乎並沒有美國人那種壓力，仍然把製造業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錢，而且在今年以前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如今這第一把交椅雖然被中國搶走，但是，德國8100萬的人口，幾乎和13億的中國創造了差不多的出口額。 況且，雙方側重於不同的領域，合作多於競爭。 中國越是擴大出口，就越需要德國造的精密車床和儀器。日後全球經濟回暖，需求上升，最先得益的也是擁有先進製造業的德國。 “中國製造”無法取代“德國製造”，也打不過“德國製造”。

德國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要歸結於其獨特的“萊茵蘭資本主義”模式。 “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強調的是自由競爭，企業要為股東負責，工人只是完成這一責任的工具。 “萊茵蘭資本主義”則強調企業對職工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這種企業倫理已經完全被制度化了。 比如，企業董事會中，一般席位是工人代表。 這些代表要自己在工友中競選產生。 他們和資方代表一起，決定工作時間、休假、僱傭、裁員、甚至技術投資等等關鍵性問題。 這種職工董事，在德國大概要有50萬左右。

想想看，一個8100萬人口的國家，5000多萬勞動人口，每100多個職工中，就有一個職工代表進入公司的董事會。 他或她像奧巴馬、希拉里一樣，不僅要參加選舉，而且當選後有著真正的權力。 無怪蓋根評論說，美國的政治是名人政治，大家看的是布什、克林頓、奧巴馬在電視裡熱鬧，但老百姓並不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德國，政治可以完全不涉及這類知名人士，老百姓在基層決定自己應該休多少天的假、拿多少工資。 當然，這些職工代表的根本利益，還是要保證其“選民”的工作。

這樣的結果是什麼？ 是削弱了德國的競爭力嗎？ 恰恰相反。 在這種制度下，工廠不敢輕易關閉，也無法隨意解僱工人，只能培養工人。 這樣，製造業被保留下來；德國的工人在這種穩定的工作環境中，得以精益求精地深化自己的技藝。 這也是德國的產品工藝先進、能夠維持高昂價格的原因。 按照德國的規矩，工資要集體協商。 這不僅是工會一頭是集體，資方一邊也形成集體，即同類企業結成聯盟統一工資。 也就是說，在同一地區，你幹同一種工作，到哪家工廠或公司都拿同樣的工資。 企業之間的競爭重在經營、技術、工藝水平，根本沒有空間靠壓低工價來提高效益。 這和“中國模式”正好相反。 也難怪，在美國製造業紛紛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嚇破了膽時，“德國製造”巋然不動。

隨著世界人口的老化，這種能夠珍重人力資源、並最大限度地開發人力資源的“德國模式”，自然會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茅于軾所謂“工人農民都不算數”的“中國模式”，則遲早要撞牆。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模式”是老故事。 “德國模式”才是新故事。

作者是美國波士頓薩福克（Suffolk）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