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少人知道並相信，在明朝中後期，中國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化！不論政治文化，哲學理念，還是醫學科技，都處於旺盛的創作期，而滿人入主中原打斷了這一歷史進程，無聊的重複了一遍從奴隸到封建的歷史，耽誤中國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像不到，明朝已經非常先進與開放，在許多方面不僅不落後於西方，而且還居於世界領先水平。然而為什麼大家都以為明朝昏暗，而清朝似乎個個君王英明，太平盛世呢？也許，歷史都是下一朝寫的，抹黑前朝在所難免，在辮子戲橫行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反思一下為什麼，如果仔細考究，我只能說：明朝，真是可惜了……

從幾個方面來講，首先，我們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國，在伏爾泰眼中是西方學習的榜樣。那時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體制和各級官僚很好地維持著帝國的運轉，趨近成熟的內閣制度，已經具備英國式民主雛形，即使皇帝和朝堂有亂象，天下依舊太平。

那時的知識份子也不再僅僅是皇權的依附物，而把書院作為抗爭的陣地，並敢於在朝堂上與皇帝據理力爭，而且像王夫之、唐甑這樣的學者則開始關注人權等問題。中國全境亡於蒙古的痛苦經歷和關外落後民族的不斷侵擾，也使得知識份子開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

書院的廣泛分佈、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種學術活動遍地開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國人有條件與同期脫離了宗教束縛的西方人一樣思考著人性問題。

那時，以中原華夏貴胄自居的明代知識份子，是自信的，也是開放的，從皇帝到各級官僚，再到一般知識份子，對西方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抱著熱忱的歡迎態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獲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當時中國人的思想自由和創造力都極其驚人。

1、在政治思想上，許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鋒芒都達到了“民權”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虛君立憲思想，他說：“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于有無之處”， “以法相裁，以義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憲法高於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輕易改變憲法。即使今天，這樣的道理又有幾人知道？黃宗羲則怒批君主專制：“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則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如此明確的輿論監督思想，今天又有幾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們普遍主張以人為本，張揚個性。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陳確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同時，他們都主張學術要衝破一切網羅，自由馳騁，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盡信。王陽明說：“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又說：“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後，中國還有“兩個凡是”之論！真不可以道裏計！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還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條主義者人嘲笑成“函關之雞”，他說：“學者于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捨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希”。馮夢龍在《廣笑府敘》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這樣的話與魯迅等啟蒙精英在五四時期的言論豈不是如出一轍？

3、在經濟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確主張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財產：“王者雖為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經濟自由：“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而這個道理，在400多年後，治國者還是不知道，他們的智慧還不如小崗村的那些冒著殺頭危險私搞“承包”的農民！

其次，我們再看看明朝的科學技術：

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100年間，是我國科學技術史上一個群星燦爛的高峰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中國的科學學科體系已具雛形，與西方相比毫不遜色。
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李約瑟也認為，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在明代，中國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

到1644年中國的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在明朝，各種技術和原始機器的發明和創新嘗試在各個領域不斷湧現。在北京保衛戰中，明朝軍隊竟然出動了中國人製造的“噴火坦克” ，足見當時中國社會之開放自由、創造力之勃發。

1634年，即明朝滅亡前十年，在徐光啟的主持下《崇禎曆書》修編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晚年極其悲慘。

而徐光啟當時的職務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得到崇禎皇帝的寵信。這是西方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禎皇帝對天文學的支援遠超過歐洲。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崇禎曆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尚且不能。

1、徐光啟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崇禎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啟給崇禎皇帝上奏摺《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

2、方以智對自然科學和哲學進行了科學劃分和論述。那時西方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3、在軍事科學方面，徐光啟在崇禎2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他建議，一營陸軍用“雙輪車”120輛、“炮車”120輛、“糧車”60輛。“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鷹銃”100門，“鳥銃”1200門，戰士2000人，隊兵2000人。……練成15營6萬人，並推舉孫元化先訓練一營。此計畫得到崇禎皇帝的激切讚賞和大力支持，並投入實施。孫元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也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

可以說沒有孔有德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應該也沒有問題。但孫元化很快被叛軍孔有德俘虜，後雖放回卻因瀆職罪而被處死。徐光啟訓練新式陸軍的計畫雖然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是不會落後於西方的。

4、在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方面，王徵自製出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複出。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了《遠西奇器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

5、現代醫學也開始萌芽，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而吳有性的《瘟疫論》則透露著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第三，我們再看看物質文明：

明朝代表著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水準。明代末年的中國生產力高度發展，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而17世紀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明朝在世界上都遙遙領先，工業總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與此同時，明末的對外貿易量也相當驚人。根據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到10000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那時，不是歐洲而是中國佔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們再看看明朝的對外交往：

明朝人對外極其開放。在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瞿太素主張應以文化的高低來區分是否文明國度，他說：“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這一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現在我們把林則徐，魏源看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其實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份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列強。徐光啟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說，雖然那時關外的建州滿人雖然是明朝的大敵，但象徐光啟、崇禎皇帝那樣的人已經知道西方將是中國更兇惡的敵人，因此在內憂外患之中還不忘加緊引進西方科技。

明朝，中國人不僅走了出去，而且還獨佔中國近海以及東南亞的海上霸權，確保了祖國的海上安全。更為關鍵的是，由於我們不僅沒有關上國門，而且還走了出去，這樣使我們的航海與軍事技術都始終與西方世界始終接軌，不至落後。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經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崇禎元年，荷蘭人和漢人許心素聯手在東山島海面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進行還擊，捕獲荷蘭人的兩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並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內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毀，這些被破壞的船隻每艘上面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麼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內，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內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並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

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態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麻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淩駕在他君主之上”。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麼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臺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薑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總之，明末華夏文明處於進入人類文明更高級階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雖然因為饑荒西北起了民變，但以明朝的實力是完全可以鎮壓下去的。而事實上，民變之起也跟由於平定滿人而增加稅收有關。增加稅收，江南尚不覺得吃力，而西北卻承受不了。假如滿人不在關外鬧事，一是西北民變未必會起，二是明朝也可傾力鎮壓，而左支右絀而致流寇坐大。

中國自宋以來，北宋、南宋、明從根本上說都不是亡於內，而是亡於外。假如，沒有被少數民族滅亡，華夏文明成果都將會得到進一步積澱，也許會創造更加燦爛的前景。但這一切卻被女真、蒙古和滿、人這些敵人毀掉了！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對那時的明朝社會有過這樣描述：“這裏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十章 ）。這多麼像今天西方的景況呀。

上面說的是明朝，在滿清異族統治下，華夏變成了什麼樣子呢？

首先我們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滿人通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幾乎把所有崇尚氣節、不甘異族統治的知識份子屠殺殆盡。通過大屠殺政策，滿族人還第一次徹底滅絕了華夏民族的傳統服飾和髮飾，華夏民族腦袋後面晃蕩的那根豬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華夏民族身上最恥辱的烙印，華夏民族不曾丟失過的自信驕傲以及民族意識都蕩然無存。魯迅所極力批判的國民劣根性，難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嗎？高貴的華夏民族在滿清異族統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殘喘。

在清初幾代皇帝厲行的文字獄下，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終極關懷，對人權、對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國大地上滅絕了，荒謬的金石學，魚蟲學冒了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體，而被博物館化，鑽研滿清認可的那些所謂經典和埃及學家在大英博物館裏翻閱埃及文獻沒有兩樣，而且還有個很接近的名字——漢學。漢人的學問已成故紙，這意味著漢族真的成為一個考古意義上的名詞，或者說清朝的漢人已經不是漢人，

清朝統治者，還通過修纂《四庫全書》，焚毀和篡改了大量代表華夏文明最高發展階段思想精華的書籍，如後來對東亞國家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貢獻巨大的《農政全書》、《天工開物》都不見了，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留日學生才在日本重新發現。

其次，我們再看看清朝的物質文明：

農業方面，明末崇禎時有田783萬頃，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復到741萬頃，可見清朝過了一百多年才恢復到明末的生產規模。而最高的記錄是嘉慶17年的791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7、8萬頃。

清朝最大的功績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間已近四億，是明末數倍！但在糧食生產沒有增加、工商業也沒有明朝發達的情況下，人口翻了兩番意味著什麼呢？難道不是人民生活質量的普遍下降嗎？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發展，都存在著一個上限，大概在一億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沒有超越這個極限。清朝生產力並沒有提升，卻滋生出這麼多的人口，不僅說明從清朝開始，中國進入一種低生活質量的發展模式，而且這是一種“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國一直都出產大麻、鴉片等作物，並且是鴉片出口國，可到了滿清時才有大量民眾吸食鴉片，而且中國還成為最大的鴉片輸入國呢。生理繁殖活動的異常活躍和對麻醉品的大量需求，顯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動的貧乏和壓抑。

清代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在鴉片戰爭之前從來沒有達到過明末的水平，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們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實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來才重新恢復。林則徐廣東禁煙期，民間有人獻上所謂威力極大的火炮，其實僅僅是明代最普通的軍事裝備。明代中國的海軍極其為強大，戰船都配備當時最強大的火炮，而到了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竟然好像頭一次見到這樣的戰船，而不得不驚歎“船堅炮利”。直到現在，每一本關於近代的歷史書上都會寫著，“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不知在明朝的時候，我們的船和炮一點也不遜色西方！

第四，我們再看看清朝的對外交往：

為了防止漢族得到當時在臺灣的鄭氏政權和日本、韓國等華夏附屬文明的幫助，滿清執行閉關鎖國政策，富庶的東南沿海地區被辟為無人地帶，不僅阻礙了中國貿易的發展，也使得中國與世界主流文明脫軌，中國從1644年至1840年200年間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總之，在清朝統治下，中國文明出現了嚴重倒退，與西方文明的差距愈來愈大，等到鴉片戰爭爆發時，在英國人眼裏我們已經屬於類似印第安人那樣的半開化民族了。

事實上，清朝與“五胡亂華”一樣，都使中國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為“五胡”最終接受了中華文明，而且徹底漢化，而清朝卻使中國“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時代還沒有西方這樣一個強勢文明存在，世界的聯繫也沒有如此緊密，中華文明大有轉圜的餘地，也有復興的時間。

事實上，中國文明本來就遠離世界文明中心，我們進入青銅和鐵器時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卻不一樣了，清朝使我們停下腳步，慢上這一步，結果步步慢。日本就是因為國民性比我們好，更加開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結果從1894年以來騎在我們頭上整整半個世紀。假如中國一直有明朝那樣的活力，華夏文明應該在1840以前就會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會遭遇鴉片戰爭那樣的恥辱？又豈容日本倡狂？我們應該明白，明清兩代華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應該明白清朝的統治本不是華夏文明的正常發展軌跡，滿人滅絕中國文化給我們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歷代征服者，都沒有像滿人那麼狠！他們讓漢族易服，事實上是徹底打破我們的羞恥心和民族記憶。一提起華夏文化，就應該想到峨冠博帶、寬袍大袖，這才是華夏文化區別於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徵。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促使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消失、服飾的滅絕、道德的淪喪、禮儀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稱快呢？為什麼直到今天許多人對恢復漢服還不以為然呢？ 日本、韓國都比我們更現代，但人家卻為什麼還有自己的“民族”衣冠？還無比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事實上，他們的衣冠和文化傳統難道不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嗎？過去我們的恥辱就夠多了，但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還繼續製造新的恥辱，韓國端午節申遺成功難道不是我們新的恥辱嗎？

固然清朝早期的幾個統治者，似乎都比漢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國的版圖擴大了。但從文明進步的角度講，中國還是停滯落後了。這絕對是清朝統治集團的落後與保守所致，加之他們是異族而對漢族刻意防範。

制約一個民族發展的是什麼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內在的，即我們必須創造出這樣一種社會：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與創造力。當一個民族的勇氣被殺光，創造力被嚴重遏制時，他還有希望嗎，在這裏，我們不是為明朝招魂，只是一聲歎息，僅此而已……